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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仁先生的两堂课

来源:文艺报 | 鲍国华  2017年06月07日06:43

王富仁

2002年5月,我考入王富仁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15年来,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先生的两堂“课”。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这两堂课没有在教室中进行,听者也只有我自己。

2003年春节过后,我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给王富仁先生打电话,希望到先生家中拜访,就博士阶段的学习计划和论文选题向他请教。先生说第二天在学校南门对面的同春园饭店有一个小型聚会,约我同往,聚会后再详谈。我按时赴约,却意外地见到了好几位仰慕已久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这才感受到先生的良苦用心:他是想在我和这些前辈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我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中有更多可以请教的师长。面对这些前辈,我心里不免惴惴,只是默默地聆听他们在思想与学术方面的高论,生怕错过一句话,饭也顾不上吃。王富仁先生看出了我的紧张与矜持,不断地劝我吃菜。午饭过后,随先生走进北师大南门。因为尚在寒假中,行人稀少,冬日的严寒更使校园显得寥落凄清。我们走进当时设在科技楼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慢慢坐下,慢慢谈。先生吸烟,我喝茶,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下午。先生问我是否已经有了博士论文的思路,我提出了关于“学者鲁迅”研究的几点设想。由于这一选题涉及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大大超越了我的知识结构,心下不免惶恐——一个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企图越界到古代。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先生的肯定。先生说:鲁迅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他的小说史和文学史研究,值得进行全面的梳理;选择这样的题目,也符合你的个性气质。这后一句话给我极大的震撼:原来先生对每一个弟子的志趣、能力与状态都有相当准确的把握,也因此对每个人有着不同的学术预期。后来听钱理群先生说,王富仁先生善于激发学生的长处(钱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于这堂“课”的印象。得到先生的肯定,我有了信心,便向他请教对这一选题的建议。先生又点燃了一支烟,娓娓道来,每讲到开心处,便忘情地嘿嘿笑着。渐渐地,先生面前的烟灰缸被烟头堆满,教研室里也似烟笼寒水月笼沙。我杯中的茶水越饮越淡,先生的谈兴却越来越浓,给我的启发也越来越大。先生特别强调,研究“学者鲁迅”不要简单地把学者与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身份分隔开来,那样只会割裂鲁迅的世界,而应该把学者置于鲁迅生命的整体之中,这是选题成败的关键。谈话结束,窗外已是华灯初上。我送先生到南门坐出租车回家,一路上觉得灯光下的校园非常温暖。临上车时,他回过头对我说:“读博三年,记住这次谈话。”看着出租车渐渐远去,这次谈话、或者说这堂课已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先生指导学生,不滞著于技术,而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灵魂对话与生命交流,从而使每一篇论文都成为对于研究对象生命的延展和对于研究者生命的历练与充实。

2005年夏天博士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工作,每日忙于仕途经济,虽不时和先生通通电话,见面机会却不多。只是在先生到北京主持学生论文答辩或参加学术会议时,登门拜访,和同门一起聆听教诲,不再有单独问教的机缘。

2016年初夏,任教于华南师大的同门周佩瑶发来短信,告知先生在春天的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患有肺癌,须进京化疗,让我择机看望。佩瑶特别叮嘱,化疗使先生的容貌大有改变,见面时一定要控制住情绪。放下手机,久久不能平静,便与先生的长子肇磊大哥联系,得知疗程刚刚结束,先生已回汕头,下一疗程要等到夏末秋初。此后多次联系,终于在教师节的前一天到望京寓所看望等待化疗的先生。又是一个下午,我来到望京,打通先生的电话,先生特地出来接我。看到他戴着一顶帽子,照旧嘿嘿笑着,似乎没有大的改变。走进房间,先生示意我坐下,摘下帽子,放在桌上一本书页翻卷的黑格尔《历史哲学》边。由于化疗,先生的头发已全部掉落。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先生反而平静地安慰我,说自己70多岁了,生老病死都很正常,王瑶先生就是在这个年龄去世的,所以没有什么遗憾。之后就立刻询问我的学业,近来在关注什么课题。我一一作答,先生眼中立刻焕发出光彩,指出这个题目要注意什么,那个题目可能存在哪些问题。时光似乎回到了14年前的那个下午,先生在讲,我在听。不同的是他不再吸烟,只和我对坐喝茶。茶渐淡,先生的谈兴却渐浓。我不忍打断,却担心先生的病体无法支撑,多次想要起身告辞,先生却一再说再聊聊、再聊聊。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实在不忍,只好谎称预定的返程票时间快到了(其实我没有定返程票),告辞离开。先生执意要送我,站在楼门外的台阶上,和我挥手作别。我走几步,回过头,先生在挥手,眼中流露出殷切的关怀和鼓励;我再走几步,再回头,先生还在招手,眼中依旧流露出殷切的关怀和鼓励;我再走,再回头,先生还在……短短的一段路,我却走了很久。终于,拐过街角,再回头,先生的身影已被高墙阻隔。突然间,一种可怕的感觉涌上心头,这会不会是先生最后一次给我单独上课呢?我不敢再想,只得一边快步离开,一边仰着头,拼命抑制住眼泪。

后来又多次和先生通电话,匆匆数语,只是年节正常的问候。先生剧烈的咳嗽和急促的呼吸,让我不敢也不愿打扰。从先生读博三年,毕业后又问教十余年,聆听先生的课程和讲座可谓多矣,但这两堂“课”却成为我记忆中的珍存。记得十多年前看过陈凯歌先生的电影《和你在一起》。影片在陈凯歌全部的作品中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但其中一个场景却让我难以忘怀,就是王志文饰演的江老师给主人公刘小春上的最后一课。江老师的钢琴声与小春的小提琴音相伴,演奏李斯特的《安慰曲》。一曲终了,师生陶醉期间,相顾无言。还是江老师的一句话打破了沉默:“我们的课上完了。”后来每次重温这部电影,都只为这个片段。我知道,其中包含着我对于王富仁先生单独授课的记忆与想念。

王富仁先生于今年5月2日辞世,5月6日我到北京参加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当天下午回到天津,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都在恍惚中度过。未曾想却在又一个周六梦见了先生。那是一间灯光灰暗的教室,先生独自坐在讲台上,着一袭白衫,灯火阑珊中只有先生身上发出温暖的光。我走上去抱了抱他,静静地回到座位上。

先生的课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