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电视开着。这是一只简单而充满激情的黑色盒子。我穿着浴衣，坐在沙发上，翻着几本弗朗西斯•培根的画册，花生米在嘴里嚼出了一种我所意识到的最大的声响。时钟缓慢地指向下午一点。刚刚吃过了六只水饺和一条油煎金枪鱼，我准备洗个澡。等待浴室里热水器的加热过程大概需要十分钟。

阿瑞拿着吸尘器从我面前走过。过了一会她又转回来，对我说：

“抬脚。”

好。我把腿抬到了沙发上。她低下头，仔细地拨动手里的吸尘头，把沙发和茶几附近的地板清理干净。我留意到她位于后脑勺的绿丝绒发结，她几乎无论何时都戴着它，除了我们在床上光着身子的时候。说实话，我讨厌那个东西。

“好了。”她瞟了我一眼。

但是我没有恢复原来的坐姿。现在坐着的感觉反而比刚才更舒适。我接着往下面翻了几页，翻到一幅以橙黄色为背景的、主体是一只垂下钟乳石般头颅的巨鸟的画作。巨鸟腹部下方直立着某种灯饰的基座，仿佛要把巨鸟托起。巨鸟悬浮在半空，地面上显现出它粗壮躯体的部分影子。我在这幅画上停留了半分钟。这时阿瑞打断了我：

“还看不看电视？”她说。

我抬起头，望向墙上那块银灰色屏幕，说：“不看啦。”

“那我关掉了。”

“嗯。”这次我头也没抬。

可是过了几分钟后电视依旧在发出声音。我反而不能把注意力放在画册上面了。一个淳厚的男中音在描述着某种东西，某种美丽而迷人的事物。我忍不住抬起头望向阿瑞，她也在仔细盯着屏幕，那上面红绿交错的荧光正反射在她脸上。屏幕上出现的是一片广阔的海滩，茂盛的红树林簇聚在弯曲的海岸线上，底下露出褐色的泥巴。伴随着解说，镜头逐渐延伸到海面，阳光平缓地渗进水里，耀目的各种线纹相互交叠而浮现。仿佛是鱼的影子。当然是错觉。接着摄像师像是坐到了快艇上，镜头里的景色开始流动，白色的波浪飞向附近的水面又降落。很快地我看到了画面上出现的黑色岩石，它们从海底伸出来，最高的有两层楼的高度，表面上长满了各种圆形的小坑，闪烁着橄榄色的光泽。快艇逐渐驶近，到了距离岩石还有两三米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种类似铁线蕨的海草，密集地生长环绕在岩石四周，随后，更令人惊异的是，许多银白色的枪鱼出现在我们眼皮底下。它们处于海面以下十公分的位置，嘴巴咬住了海草的一端，一动也不动。仿佛它们一直保持这样的形态不会变化。解说员发出了惊叹的声音。确实是从未见过的景象。这时镜头朝向了另一队从对面的方向登上岩石的人员，多数是三十岁的青年人，身上挂满了各种钉钩。他们相互嚷嚷，庆祝胜利。

“这些人是谁？”阿瑞突然问我。

“大概是同一伙人，”我说，“跟广告团队一起的。”

“这个短片挺有意思的。”

“嗯，确实。”

就在我们说话间，这个旅游广告临近了尾声。最后屏幕上出现几个红色大字：魅力红蟹涌，一天好心情。红蟹涌，从未听说过的名字。我们搬来这里有五年了，大大小小的景点也都去过，我知道有上沙涌、珍珠涌、炎涌和六门涌，但是红蟹涌确实是第一次听到。

“你听说过这个地方吗？”我问阿瑞。

“没有。”

“我也是，也许是新开发的景点。”

“看起来不像啊。我的意思是，它应该是个很受欢迎的地方。很多人知道，很多人去过；我不知道。看完这个短片总给我这种感觉。”

我能理解她说的这种感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对我们来说。“下次我们找机会去一趟就好了嘛，”我说，“反正我们有车。”

阿瑞点点头，起身关了电视。她走到茶几前面倒了杯水，喝下去，提着吸尘器走进了卧室。这时候热水差不多好了，我放好画册，走进浴室里洗澡。

半个小时后我洗完澡出来，阿瑞已经侧身在床上躺着了。为了不影响她，我在阳台上烘干头发。这时候我听到一阵隐隐约约的争吵声，我料想是从隔壁单元传来的，那里住着一对比我们更年轻的伴侣，经常开着窗户放比尔埃文斯一九六二年的录音，也经常大声吵架。只不过这次闹的声响小了很多。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或许他们发现了更适合争吵的场所，比如衣柜里面。

我从阳台走回卧室，在床边坐下。阿瑞突然翻过身来，对我说：“不如我们明天就去，怎么样？”

“哈？”

“明天周日，反正我们都没啥事。”

“这么着急要去？”

“就怕忙起来忘了。”

“好吧。”我冲她挤出一个笑脸，“那我来查查路线。”

接着我打开手机地图，输入“红蟹涌”三个字搜索，果真出现了相应的结果。地图上显示那个地方距离市区大约有一百八十公里，似乎是一个小镇。镇上还有同名的中学、小区以及饭店。乡村公路可以直接到海边。

“真的有这个地方。”我指着地图给阿瑞看。

她只是瞄了一眼，视线又转向了天花板。她睁大眼睛，眉毛上扬，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知道每次她露出这副模样的时候就在想事情。

“有心事？”

“今天早上。”她回答，“你妈打电话给我了。”

“啥事？”

“还能有什么事，从去年年底讲到现在，她说她要抱孙子。”

“哦……”

“她可是第一次在电话里跟我说这个事。”

“我知道，”我说，“以前都是打给我。”

阿瑞撇了一下嘴，又翻过身去，背对着我。她穿了一件草色碎花吊带衫，露出光洁白皙的膀子。我忍不住把手搭在上面。她细微地退缩了一下。我的手轻缓地在她的手臂上移动，她皮肤上的细小绒毛让我心里一阵发痒。我靠近她俯下身去，对准她的嘴唇吻下去。她用手环抱住我的脖子，腰部抵住我的大腿内侧，我们同时翻了身，我侧躺下去，小腿压在她的腿上。阿瑞一直闭着眼睛，头发披散着，柔软得像某种膏体。

我有些感觉了。我从床上起身，在斗柜里翻出避孕套，给自己戴上。当我再次走近床边的时候，阿瑞突然坐了起来，后背紧紧地靠在床头板上。我看到她皱起了眉头。

“我今天休息。”她说。

“休息？”

“你真的想做？”

“也不是那么想吧。”我说。

她认真地看着我。

“不了，”我把套取下来，扔进了垃圾桶里，“今天就算了吧。”

我们在床上继续拥抱接吻。当我吻着她的腋下的时候，她发出了一种遥远而微弱的哼哼声。我把耳朵紧贴在她的胸前，那里则沉静、安稳，像一块人迹罕至的大陆。过了一会我们都睡着了，五个小时后才醒来，醒来时四周黑咕隆咚的。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一个陌生人坐在银白色的餐桌旁边，一切仿佛悬置在半空。周围飘过长着长睫毛眼睛的云朵。我们在等着上菜，等了好久好久，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终于陌生人忍不住问我，你点的是什么，我回答说，点的是某种海鲜。他说，你点的是螃蟹。是嘛，我想了想，我忘记自己究竟点的是什么了，但是应该不是螃蟹。他看着我，说：螃蟹是不会来的了。他不管是表情还是语气都是不容置疑的样子。过了一会，突然下起了雨，头顶的遮阳伞叮叮当当地响。一些雨点飞溅到了餐桌上，一看，是几只蟹脚，冒着泡沫的蟹脚。螃蟹雨越下越大，陌生人站起身，嘴里的烟气冲我扑来，他拿着雨伞指着我说：时间很急迫，如果螃蟹还没有来，你我都得离开。后面他还说了点什么，但我都忘了。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话语。

第二天我们吃了点荔枝酱和蛋羹就出门了。阿瑞抱着波兰斯基站在一棵石楠树下，等我把车从停车库开出来。在我们去之前还得解决宠物的问题。我的邻居们都不愿意接养一只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放心把波兰斯基放在他们那里。毕竟除了那对爱吵架的年轻情侣，我们跟其他人几乎都不怎么搭过话。

阿瑞上了车，她轻轻地捏着波兰斯基的耳朵，对我说：

“你朋友靠谱不？”

“行的。”我说。

“叫啥名字？”

“李国春。”

“以前没听你提过。”

“确实很少联系，”我眼睛瞟着天桥下的人群，说，“当兵那会儿他住我隔壁。他不爱说话，但是我们婚礼那天他来了的。”

“真的？”阿瑞吃惊地说，“我没啥印象。”

“他一个人坐在角落。”

“没人跟他说话吗？”

“我啊。我跟他聊了几句。当时你不在身边。”

“说了啥。”

“随便问问，当时他说要去国外呆两年。”

“去国外干吗？”

“不知道，没问。”

“两年……所以他现在是回来了吗？”

“是啊，前阵子他刚跟我联系，他就住在小晚岗那边。”

“那离我们也不远啊。”

“对。”

“他也养猫？”

“现在不知道，他以前养过。从小就养，家里一堆各种各样的猫。”

“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波波。”

“喜不喜欢都无所谓啊，”我说，“就让他帮忙托养一天。晚上我们就回来了。”

“波波不是那么讨人喜欢，它一定要别人蹲下来正对着它说话，在侧面说话它不理你，稍微偏一点都不行。”

我专心把车驶过一条狭长的弯道。阿瑞一边伸手调整着面前的空气清新剂，一边说：“波波对陌生人很敏感，你知道的，每次有别人来家里做客，它都会用爪子追着客人挠。”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把车停在李国春家楼下，然后给李国春打电话。过了一会，李国春从楼上下来，跟我和阿瑞打招呼。两年不见，他留起了胡子，身形比以前要瘦削得多。明明是大热天，他还穿着一件竖纹薄款毛衣。我和阿瑞下车跟他寒暄了几句。他话照样不多。我把波兰斯基从阿瑞怀里抱过来，转递给他，奇怪的是波兰斯基显得相当的温顺，眯着眼睛，懒洋洋的，像是还没从睡梦里醒过来。李国春用臂弯托住猫屁股，一只手轻轻摸着猫脖子，看上去挺熟练。我告诉他猫的名字叫波兰斯基。他笑了起来。很少见过他笑。因此我当时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波波就交给我了，”他说，“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谢啦，”我笑了笑，“改天请你去喝酒。”

“哈哈，说好了啊。”

说完他跟我们道别，抱着猫走进楼道里去了。我们上了车，开出了大约一百米后，阿瑞突然跟我说：

“他人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是什么意思？”我说。

“不知道，感觉他冷冰冰的，对人没有一点活气。”

“他本来就这样。”

“不过，”阿瑞摇着头说，“波波应该会跟他相处得不错，我有这种感觉。”

我转过头去，刚好瞥见了阿瑞晃过来的绿发结。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在思忖着什么。我想她大概是想抽烟了，她烟瘾有点重，这个姿势表明她在抑制着自己。戒烟的日子里她坍缩成了一块灰色的贝壳。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红蟹涌小镇。我把车停靠在一家鹅饭店前面吃午饭。店面前方的凉棚上已经坐了一群人，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戴了橙色的帽子和白手套，年纪大多在四五十岁之间。他们在吃着面条。太阳像朵花卉在头顶炸裂。我和阿瑞走近店里，坐下，一种难以言述的沉闷气息向我们靠拢过来。跟店内逼仄邋遢的环境无关——我们呆过比这个还要差得多的饭店，但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外边棚子底下的人们大声聊天，每句话都像嚎叫般地从那边传过来，可每次我侧耳想从里面听出个什么来，说话声就突然小了下去。他们大概在用某种方言交流。我们等了好一会，服务员才过来招呼，他把餐牌丢在我们面前。一张皱巴巴、脏兮兮的餐牌。我和阿瑞看了半天，拿不定主意点哪个菜。

“你们这有什么招牌菜不？”我问。

“没啥招牌的菜。”他回答。

“什么意思？”

“嗯……对不起，”他收起餐牌，翻了一下，说，“我的意思是，我们这招牌的菜没有了。”

“为什么？”

“没做了，食材不够。这半年来都没有海鲜了，附近所有的渔家我们都找过，都收不到。”

“渔家不去打渔了吗？”

“不是，”他说，“他们照常每天出去打渔，但是什么都没捞到。”

“有这回事？”我有点惊讶。

“是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每天都出海。”

“然后，还是没捞到。”

“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说，“按理说不至于啊，海域那么大，总会有点东西的。”

这时外边凉棚下有人开始呼叫这位服务员（全店就这么一位服务员了）。他开始露出焦躁的神色，细微地上下屈伸着他的膝盖。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也显得心不在焉起来。“不知道，”他说，“好像一下子就成这样了。当然，有个传闻是这样说的，是螃蟹把这一带海里的其他生物都吃掉了。”

“这儿螃蟹很多吗？”

“他们都在海里。没有一个上岸的。”

“螃蟹难道不是海鲜？”

“当然不是，”他笑着，“你见过我们这吃过螃蟹？”

我不再问下去了。阿瑞在一旁安静地眨着眼睛，手臂依旧不自然地插在胸前。有时候她所显露出来的局外人的态度令我厌烦。我点了白切鹅和米饭，刚点好餐，服务员就一溜烟地走掉了。等待的时间感觉有几个世纪那么漫长。突然来了一阵风，外边棚子顶端的帆布给刮得哗哗作响，一种雪白而狭长的屑状物均匀从空中铺散开来，有一部分飘进屋里，掉在我们脚下。我脑海里浮现出昨天在电视里看到的画面：安详的午后，激荡的浪花每上升到一个高度之后就开始分解成更小的浪花，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整个屏幕被雪白的斑点布满。

我们吃饭的过程几次被店外嘈杂的聊天打断。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把脚抬到了椅子上。现在他们说话的方式似乎没有那么让人费解了，尽管依然很粗鲁，但似乎换了另一种方言在说，或者是因为，其中一部分人说话的声音盖住了之前那批人的声音。这次我们听得很清楚他们谈论的内容。说的是东岸海湾大桥倒塌的事件。一个月前发生的事件。我们都很了解那件事情。起初我和阿瑞都没什么兴趣听下去。后来，有个人开始讲起他在船上近距离地观看到大桥崩塌时场景的经历。当那些车辆和人群从空中坠落的时候，跟蚂蚁从树上掉落无不一致，由于没有什么能精准捕捉到它们的存在，它们在掉落的过程中像是在半空中静止了好一会儿。相比那些同样掉落的巨石和钢筋，它们不足一提。他话里大概是这个意思。

半个小时后我们吃完饭，告别了这家店和这群修桥工人们。我们直接朝着海滩开过去，沿路卫生所前面的铁门闪过跟我们方向相反的黄光。阿瑞突然在车里大声地咳嗽。

“早上起床前吃了两片罗红霉素。”阿瑞把车窗摇下，说。

“我没看见。”我看了她一眼，“你就喜欢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做事，你以为很刺激。”

“我吃完早餐后吃的，你当时可能在喂着波波。”

“我没有喂，我操，完全忘了这茬了。”

“你意思是今天波波没吃东西？”

“是啊，我忘了喂它了。”

“然后它糊里糊涂地就被我们送到了你朋友那里？”她声调突然提高，“怪不得它今天看起来那么反常。”

“怎么个反常法？”

“你不觉得它有点奇怪？”

“好像是有点，”我想了想，“因为它过于安静了？”

“不是，它的耳朵一直在动，你没发现？”

“没有留意，那是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过的。”

“真的不记得了。”

“还记得上个月你舅舅来做客时候的情形不？”

“我舅舅有来过我们家？”我说，“我只有两个舅舅，一个在兰州修电线，一个在美国，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们了。”

“不知道是舅舅、叔公还是其他的什么了。快六十了，在乡下种香蕉的那位。”

“那是我姑丈。”

“对，戴着顶鸭舌帽，吃饭的时候也戴着，好像舍不得脱下来似的。”

“他头皮过敏。”

“那次波波跳到了他头上。”

“我记得。”

“波波很少那样做，它估计是闻到了什么气味，或者是，单纯地觉得那顶黄色的鸭舌帽很好玩。”

“不管怎样都不应该跳到客人头上啊。”我说。

“结果你把它揍了一顿。”

“我没有揍它一顿，我只是骂了它一顿。”

“我明明看到你踢了它一脚，别给自己辩护了。”

“好吧，你接着说。”

“你以前都没有揍过它，”阿瑞清了清喉咙，说，“那天晚上它一直窝在书房的蒲团上，一看到我过来就开始动它的耳朵。”

“我知道它很生气，”我说，“但是它应该受惩罚。”

“就因为它跟客人开了个玩笑？”

“玩笑？你怎么会认为那是个玩笑？”我大声地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简化那些原则性的问题，就因为你不喜欢或者轻视那些东西，你就可以随意判定它们吗？”

“恰恰相反，我觉得你的错误在于常常把事情复杂化。”

“捉弄一位长者，本身就不对，那可是我姑丈，小时候我跟他一起过了好几年，他就像我爸一样。”

“所以你生气的基础在于你和你姑丈的亲密关系罢了，”阿瑞说，“如果是别的什么客人就另当别论。”

“当然了，就像你一点儿也不在乎是因为你跟我姑丈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你讨厌他一样。”

“别给自己找借口了，”她笑了笑，“说到底，谁还会没有私心？”

我们沉默了一会。阿瑞把头转过去，注视着车窗外天边的云絮。这条沥青公路比预计中要长得多。沿路是一些弯曲的野坡和泛着银光的植被，每驶过一个电线杆就像从一个十字架前面走过。电线杆旁边并肩站立着政府鼓励生育的广告牌。

“好像要下雨。”阿瑞说。

“不会的。”我盯着前方说。

“我觉得会，你看这边，云开始爬过来了。”

“肯定不会下雨。”

“我有预感，每次要下雨的时候我就呼吸困难。”

我看了她一眼，仿佛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她之前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记不太清了。“算起来，”她接着说，“这次姨妈已经一个多月没来了。”

“迟了几天？”

“十天。”

“什么？这么久。”

“上个月16号来的，今天已经是25号了。”

“那值得注意一下了啊。”

“你说会不会有了？”

“怎么会，我们每次都戴了。”

“那不能保证一定不会有啊。”

“几乎不可能有。”

“要是真有了咋办？”

我没有马上接话。我在脑海里开始设想她说的那个情形（尽管这个情形已经被设想过很多次）。一个像吹泡泡一样越来越大的皮团，最终嘭的一声爆炸。困虑仿佛尘埃充斥着每个人被迫所处的圆形空间。

“顺其自然，没什么办不办的。”

“你也希望有孩子吗？”

“不想，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知道，也许你改变想法了。也许，你一直对我瞒着你真正的想法。”

“我从来没有对你隐瞒过什么。”

“别以为我真的信。”

从下车点到海边隔着一块洼地。洼地的边缘有一片树林，有水泥小路穿过，我们沿着这条小路走过去，看到四周有几栋陈旧的木屋，立在隆起的泥丘上。沿路被打扫得很干净，树下有喷了红漆的垃圾桶。玫瑰花束被插在树干上的信件筒里。我和阿瑞走得很小心，好像怕打扰了谁似的。实际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从林子的出口出来，灰绿色的海面就在前方。海水没有想象中那么干净，我们走近之后才发现。陆地和海水的连接带如同某种动物背上的粗糙皮壳，长条形的褶皱规则地排列着，向前后平缓地延伸。更远处，褐色的礁石从水面上鼓起，它们水底的下半身长满了海藻和苔藓。石头表面的孔道因吸附着水珠而闪闪发亮。我们沿着海滩走，我走在前面。我们打算走到那块海岬附近去，那里有一些低矮的白房子。尽管我们都不认为我们能走到那么远，最多走到一半的路程，我们就会放弃。渐渐地，我心里涌起了一股失落感。倒不是因为这里的景色跟电视上看到的不一样，而是另外一种失踪的理由。一种光秃秃的不在场感。某种事物似乎被从预设中抽离掉了一样。阿瑞渐渐走上前来，超越了我一个身位。我这才留意到她今天穿了一件大码的栗色哈伦裤。她很少穿太宽松的裤子。她很少大声说话。她很少走路太快。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条伸进海里的桥坝，很意外，我们都没有想到那里会修一条这么小型的桥坝。它几乎跟礁石合为一体，大概只容两个人并排走上去，分成前后两段，中间漏空了一大截，不知道是断掉的还是故意这么设计的。我先走了上去，阿瑞在我身后，等我从断口上方跨过，我回过身，接住她伸过来的手，把她拉过来。一个相当平常的动作，但是好像这个动作发生之后引起了我们身上的不适感。我有意识地给她让开一条道，让她走在前面。她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走到桥坝的尽头，转过身来。她并不是想看看我，只是一个固定的套路，这驱使她的目光投向背对海面的乡村公路上。我盯着她，有点担心她会掉下去。我们两个人都不会游泳。底下海水的深度不至于一下子沉个人，但是掉下去就意味着另一种性质。我用脚尖把坝面上的一块石子踢走。它飞出去，像一个仰面向上的运动员尖叫着躺入水中。海浪一股又一股地冲击着坝底的砖块，在砖块周围散落并旋转着，泡沫顺着反弹的力度摇摇晃晃地飘开。波浪碎裂的瞬间有种炫目的白光，一闪而过，紧接着显露出硫磺色的中心来。我站在坝面边缘，朝下注视着海面，一块单调的、上下起伏的亚麻色幕布仿佛要从海底缓缓浮起。

“有人过来了。”阿瑞突然说。

我回过头去，往公路那边的方向望去，没有人。

“真的，”她说，“他们刚下公路，现在走到土坡了。”

她说的没错。他们很快地就从土坡的一侧绕出来，出现在防护林的出口。四个人，穿着跟饭店里一伙人一样的深蓝色工作服，慢悠悠地往海滩这边走来。他们要去的是跟我们相反的方向。我和阿瑞在桥坝上往回走，走到沙滩上。这时我看清楚了他们其中两个人手里拿着一捆缆绳，有个人戴着墨镜，提着一只塑料箱子，看上去很重。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露出了奇怪的表情，大概是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其他人。我把他们叫住了。

“你们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们是修桥的工人，”戴墨镜的回答说，语气出乎意外地友好，似乎对这唐突的发问并不在意，“从市区过来的，要到葵籽坑去。”

“又有桥塌掉了吗？”

“对，前天塌的。”

“问你们个事情啊，”我说，“这儿能租到船入海吗？”

“你们干吗去？”

“就到海里玩玩。”

“那边有渔民，你问问他们。”戴墨镜的伸手指了指远处海岬周围的房子。

我向他们道过谢，他们转过身准备离开。这时，阿瑞突然走到他们前面，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我有些惊讶地望着她。

“打扰一下，”她大声地说，“请问你们谁有火？借我用用。”

其中一个手里什么也没有的人从口袋里掏出了火机。阿瑞从他手里接过火机，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根烟，叼在嘴里，用火机点了烟。她整个过程里都在看着那个人的脸。她把火机还给他，说了声谢谢。完后她给他们让开了道，并且朝我这边走过来。她的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

我们一起走了几十步远，直到把那群工人远远地甩开了，她手里的烟还没抽到一半。她每次只吸一小口，像是把它当做沙漠里的最后一杯水，舍不得一下子全喝光。拿着烟的那只手横亘在我们两人之间，间隔大概有三个拳头那么大，实际上来说，并不是因为这只手臂才使得我们相隔得那么远的。可我总觉得她是故意的（事实也很明显她就是故意的），不管是这根烟还是这只雪白、干瘦的手臂。

“烟是哪儿来的？”我终于忍不住问她。

“在饭店里买的。”

“我怎么没有看到你买烟？”

“我趁你不注意买的，”她说，“你当时在店外面。”

“剩下的烟呢？”

“没了，只买了一根。”

“谁会卖给你一根烟？”

“不骗你，真的就只有这一根，抽完了就没了。”

“一定要抽？”

“忍不住了。”

“我不知道，”说这话时我眼睛望着前面的白房子，“一直以来，你抽烟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抵抗某种东西。”

“什么东西？”

“生孩子。”

“不是。”她把烟头掷到地上。我笑了笑。

“你想多了。”她接着说。

后来我们走到了海岬附近的渔村，那里的海面上泊着两艘游艇。租赁游艇的人家就在路边，门前的柱子上拴着狗。老板娘在厨房的窗口旁边煮咖啡。老板在门前坐着，桌子上凌乱地散落着扑克牌，另外一个男人坐在他旁边，拨弄着他手腕上的银表。我们走到他们面前，询问一艘游艇的租金。老板把桌子上的牌移走，露出了垫在底下的一张塑料纸，上面写着价格，一个小时三百块。

“这么贵。”

“不贵了，”他整理着牌张，说，“现在打鱼的不景气，总得留口饭吃啊。”

“包导游吗？”

“有。”

“那行，”我说，“我们现在就出发。”

“你陪他们走一趟吧。”老板转过头去跟那个戴银表的男人说。

戴银表的男人默不作声地站起来，往海边游艇的方向走去。付清了押金后，我和阿瑞跟在戴银表男人后面，感觉他走路的姿势既僵硬又奇特。到了游艇旁边，他让我们俩先上去，然后他解开拴在木桩上的绳子，跳进了驾驶位。发动机开始呜呜响了起来。绵长的振动扩散到我们全身上下，让我们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也同时击打着海面。当游艇进入大海，离岸大约有两百米远后，我们开始有点兴奋了起来。阿瑞不停地转动着脑袋，左顾右盼，把身子倚在船舷上，一只手紧紧地抓着面前的铁杆，像个天真的小孩子。我靠着另一边船舷，探出头去看船底飞溅的波浪。直到此刻，我们才感觉到广告里的画面跟现实相互印合了起来。越往深海里去，海水的颜色变得越来越蓝，越来越干净。突起的波浪的背光面的两道坡脊，向不同的方向延伸着，相互交叉。阳光在浪面上被分解成无数个碎片，填满了坡脊线所交叉形成的缝隙。海鸟贴着海面飞过，有的甚至从我身边溜过去，伴随着海风略带腥咸的味道。过了一会，浪头开始一个个地迎面撞过来，游艇也随着上升和下落，每次我们浮在空中，我们便放声大叫，哪怕我们喊得再大声，随即我们的声音便被下落的船身和浪头相撞所发出的巨响淹没。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那些岩石？”阿瑞在我耳边说。

“什么？”我没反应过来。

“那些岩石！在电视上看到的。”

“对，”我说，“要去看看。”

“你去跟那个人说。”

“你觉不觉得，”我瞟了前面戴银表的男人一眼，“他有点奇怪。”

“他好像没跟我们说过一句话。”

“这是一方面。”

“他可能是个哑巴，甚至，可能耳朵也听不见。”

“不只这些，他看上去都不像个人。”

“那像什么？”

“我们很难跟他交流。”我说。

“你过去跟他说，叫他把我们带到那些岩石附近。”阿瑞催促我。

于是，我走到游艇前面去，站在副驾驶位旁边跟戴银表的男人说话。可是无论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理会，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跟他强调了三遍，终于放弃了谈话的可能性。我回过头去，看了一眼阿瑞，她也在睁大眼睛望着我。一股无名怒火顿时蹿了上来。我朝阿瑞招手，让她过来。

“怎么了？”她走过来问我。

“他没理我。”

“为什么？难道他真的是个聋哑人？”

“不，”我控制着自己的怒气，“他既不聋又不哑，他只是在装样子。”

“你怎么知道？”

“绝对没错。”我说，“等下跟他说，要是他不把我们带到岩石那里去，我们就把他推到海里。”

“好。”

然而不管我们怎么说，请求也好，威胁也好，戴银表的男人始终一声不吭。他专注地盯着前方涌动的潮水，双手紧紧抓着方向盘，仿佛操纵这艘游艇已经成了他的全部。当我生气地捶打着座位背后的铁杆子的时候，阿瑞突然一下子跳到副驾驶位上去，然后对着戴银表男人用力一推，戴银表男人像一块轻盈的塑料泡沫从窗口横着飞了出去，扑通一声掉进海里。

“难以置信，”阿瑞说，“他竟然这么轻。”

“你真的把他推下去了？”

“对，你会开游艇吗？”

“没开过，试试吧。”

我爬到驾驶位坐下，没花多久我就熟悉了操作。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我用导航找出了去往岩石群的线路，并沿着线路开始行驶。系统上显示大概二十分钟就能到达。只要二十分钟我们就能瞧见我们一直碎碎念的风景了。阿瑞倚在窗边，望着天边渐渐浮现的彩霞出神。通过一个海岬的时候，暮光正好打在她的脸上，整个场面的颗粒仿佛一下子浓稠了起来。

当我们到达岩石群附近的时候，整个天空的表面灿灿发亮，如同镀上了一层金箔。但我们知道在这之后太阳很快就要掉下去了。我们把游艇停靠在最大的一块岩石边上，准备登上去。

这时阿瑞大声地叫了起来，“看！白色的枪鱼，真的有！”

她用手指着岩石跟海水的交界处。真的有枪鱼。它们嘴里紧紧咬着海藻，在水面下整齐地排列，绕着大岩石形成一圈银色的鱼带。跟电视里所看到的一模一样。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这群枪鱼的队形。这些看起来都不像是真的。我们先后从它们上方跨了过去，顺着岩石表面向上攀援，花了很大的力气，最终才顺利登上了岩石顶端。我们坐着喘了口气，接着在四周走动，令我们失望的是，岩石上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物。除了表面上长着的一层红白相间的苔藓。我们在上面转了一圈，意味索然，这时天色渐暗，我开始盘算着要回去了。

“那是什么？”阿瑞突然用手指着某个方向。

她说的是对面岩石侧面的位置，那里出现了一个直径大约有一米宽的洞穴，黑乎乎的，里面什么也看不见。

“里面是什么呢？”她说。

“不知道，也许有很多老鼠。”

她皱起了鼻子，说：“好恶心，里面应该有一些很奇特的生物。”

“史前怪兽吗？”

“对，这些岩石应该有好久好久了。”

“几百万年吧。”

“对，那时候的一些生物会躲进洞里面避难。”

“避什么难？”

“谁知道呢，地震，洪水，火山爆发啊之类的。”

“我觉得里面会有人。”

“人？”

“嗯，那种全身都是毛的人，他们在里面生活到了现在。”

“哪有人能在岩洞里活上这么多年？”

“说不定有呢，他们在岩洞里繁衍，创建了自己的文明和王国。我还读过一本小说，里面写了一群在地壳中生存的人类。”

“小说怎么能信呢。”

说话间，我捡起一块石头，朝着洞口扔了过去。石头直直穿过洞口，消失在黑暗的深处。阿瑞也学我捡起石头，扔进了洞穴里头。过了一会，我们突然同时感受到了脚下传来的一阵震动，相当细微的震动，一开始我们都以为对方没有感受到。

“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洞里面爬出来了。”

“看到了，真的有。”

“红色的，只有巴掌大。”

“是螃蟹！”她尖叫了起来，“红色的螃蟹！”

她说的没错。一只橙红色的螃蟹慢慢地爬出了洞口。它稍作停顿，然后沿着岩壁朝下方爬去。紧接着，又有一只爬了出来，这次动作明显迅速了许多，它同样地沿着岩壁继续前进。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第三只和第四只也出来了，渐渐地，洞口出现的螃蟹越来越多，它们活动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我们甚至看到，后面出来的螃蟹踩着前面的螃蟹，争先恐后地从洞口逃离。到了后来，汹涌而出的螃蟹把洞口都填满了。我们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切。

“看下面，它们往我们这边过来了！”阿瑞说。

我低头向下一看，那些走在前面的螃蟹已经抵达了岩壁跟水面的交界处，它们正踩在枪鱼带的上面，往我们这块岩石爬过来。强烈的恐惧感传遍了我的全身。

“快跑。”我低声对阿瑞说。

我抓起阿瑞的手往回跑。顺着岩壁下来的时候我们竟然一点也不费力，就像坐着滑梯从上面溜下来一样。我们跳进了游艇里，我马上启动了发动机，飞一般地驶离了岩石群。阿瑞的后背死死地倚靠在座位上，咬着嘴唇，似乎还没从刚才的恐惧中摆脱出来。我回过头一望，刚才我们身处的那块岩石已经被许许多多流动的鲜红色块所占据。

我忘了后来我们怎么回到家的。不过事后回想起来，其实过程非常简单：我们把游艇开到我们停车附近的岸边，然后上岸，顺着树林的原路返回去，找到我们的车。这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在车内黑暗狭小的空间里，我们几乎没有对话。两个近乎恒定的原子是不可能对话的。我们闭口不提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我们去玩了一趟（我们干了一件大事）。

等到我们到达家门口，准备开门进去时，我们才记起来，波兰斯基还在李国春那里。

“明天再去领回来吧。”我说。

“不，现在就去，”阿瑞反对。

“那可是我们唯一的孩子。”她说。

本文原刊于《芙蓉》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