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大人有什么比孩子更优越的认识？相反，我们还需要向他们学习，借用现在流行语，他们可称之“素人”，还未沾染俗世的积习，一颗赤子之心。

难就难在这里，什么样的故事不至于为他们不屑，看轻我们这些大人；同时呢，也得让他们把过来人放在眼里。将一大堆篇目挑进来，摘出去，摘出去，拾进来，渐渐地，方才知道要的是什么。原来，我要的是一种天真，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特别推荐著名作家王安忆编选《给孩子的故事》一书序言，并分享其中选入的曹文轩《小尾巴》一文。在此也祝愿各位永远保持童心！

非洲小说家本·奥科瑞说：“故事是有生命的，它真实的生命始于它开始活在你心中的那一刻。”正因为故事具有塑造心灵的作用，所以，柏拉图说，孩子们最先听到的故事应当是最优美、最高尚的，“用这些故事塑造他们的心灵，胜过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近日，著名作家王安忆受出版者“活字文化”委托选编《给孩子的故事》，在序言里，她也表达了对给孩子的故事的观点：“我要的是一种天真，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

《给孩子的故事》序

文│王安忆

受托“活字文化”，编“给孩子的故事”。想了想，“孩子”的年龄段，下限应是认识汉字，数量多少不计，重要的是对书面表达能够理解，有没学到的生字生词，可以查阅字典，或者请教爸爸妈妈和老师。上限却有些模糊，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之间？就是十岁到十五岁，抑或十六岁，大概也不排除十七岁，将成年未成年，我们称之“少年”。

这个成长阶段相当暧昧，不能全当成大人，但要当作孩子看，他们自己首先要反抗，觉着受轻视，不平等。也因此，我决定脱出惯常“儿童文学”的概念——事实上，如今“儿童文学”的任务也日益为“绘本”承担，意味着在“孩子”的阅读里，小心地划一条界线，进一步分工——我决定在所有的故事写作，而不是专供给“儿童”的那一个文类中，挑选篇目，收集成书。

顺延“给孩子”系列：诗歌，散文，这一辑本应是“小说”才对，为什么却是“故事”，我的理由倒并非从文体出发，而在于，给孩子一个有头有尾的文本，似乎给孩子的故事试图回到人类的童年时代，漫长的冬夜，围着火炉听故事。这可说是文学的起源，经过无数时间的演化，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经院，再从经院回到民间，书面回到口头——最近一届诺贝尔文学奖不是颁发给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现代主义将形式的藩篱拆除，文学史等待着新一轮的保守和革命。

孩子也许会提醒我们，事情究竟从哪里发生，从哪里发生就是本意。仿佛处于人类的源起，我想，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部独立的文明史，他们保有美学的本能，你要讲一件事情，就要从头开始，到尾结束，这是“故事”的要旨。

这里收入的“故事”，基本上是小说，我以为，这是火炉边上的讲述后来形成的最有效模式。其中有几篇散文，也是有人和事，有发展和结局，称之“散文”是因为来自真实的经验，不是虚构，是非虚构，但并不违反叙事完整的原则。所以，我们称这本书为“故事”。

我可以为这些故事负责，它们不会使读故事的人失望，无论在怎样的不期然的地方出发，一定会到达期然；掉过头来，在期然中出发，则在不期然中到达。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承诺，些许要困难一些，那就是价值，这是选篇过程中，时不时受困扰的。

倒不是说要灌输什么价值观，我们大人有什么比孩子更优越的认识？相反，我们还需要向他们学习，借用现在流行语，他们可称之“素人”，还未沾染俗世的积习，一颗赤子之心。

难就难在这里，什么样的故事不至于为他们不屑，看轻我们这些大人；同时呢，也得让他们把过来人放在眼里。将一大堆篇目挑进来，摘出去，摘出去，拾进来，渐渐地，方才知道要的是什么。原来，我要的是一种天真，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

为了使选编的苦心在阅读中实现，有些地方需要妥协，尊重局限性，服从共识的背景，于是将故事的时间范围规定在当代。我本来希望扩展空间，有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华语写作入编，但顾虑缺乏理解的基础最终放弃了。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孩子，视线辐射的半径还有限，要经过漫长的时日才能宽阔，这也就是成长的意义。

起初我们计划单篇控制在五千字以内，但往往超出，小说究竟不同于故事，故事在小说里只是一个核，一个活跃的，有自在生命的核，谁知道它会长出什么枝叶，开出什么花，结成什么果。所以我说——不是我说，是进化的结果，小说是故事的最佳外形和容纳，它不是直奔目标，且在中途生出旁顾，这些旁顾不知望向哪里，也许正预示着深远的前方。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就是，它边缘模糊，向四周洇染，洇染，无边无际，在那没有边际之处，藏着许多奥秘，等你们长大后去发现。

选目是一桩冒失的事，极可能有更好甚至最好的篇章遗漏，阅读和记忆以及搜寻总归是片面的，就在成书的这一刹那，就有好故事滋滋地生长拔节，只能留在下一季收割了！

二〇一七年元月十四日上海

记者：这个选本反映了哪些你的特质或价值观？

▲王安忆：它还是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一些我对小说，尤其对儿童应该读的小说的看法。这些小说写得很特别，文学性很强，本来就不是专门写给孩子看的，没有我们惯常看到的儿童文学那种“娃娃腔”。中国人认为选编是一种文学评论的方式，这很有意思。让我编选，肯定要体现我的选择，每一篇都经过我的阅读和考虑。我们经常碰到编者只排名字，排他觉得有名的作家，这样编不够好。

记者：哪些作品影响了你的成长？

▲王安忆：这倒说不清楚了，小时候看的不一定记在心里面，但是阅读会慢慢积累起来产生影响，很难理性地分析。很难说我受谁的影响，我们就是杂乱看书的一代人。我1978年回到上海，到《儿童时代》工作，看了一些儿童小说，但没有认真分析过它的状态。我们可能继承了苏联当时的“校园写作”体系，把少年儿童、少先队员看成祖国的未来。我编辑和阅读儿童文学，最早时还写过，但是很快不写了，因为感觉有一点把文学幼稚化。我很早就提出，文学不应该这么分类。

记者：与你的少年时光相比，现在的孩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王安忆：现在的人阅读少，当年我们不管爱好不爱好文学，读书量都比现在大。图片、电视、电影还有动漫……现在直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阅读量非常低。这肯定是不好的，文字很重要，需要更高的智慧。你先得识字，之后还要有一定想象力，能把文字转换成各种各样的声音、画面。读图一定是很直接的，相对来说简单和表面得多。

但年幼的孩子读绘本，是比较科学的。他们识字量少，看图画非常合适，尤其绘本有专门的风格，非常适合儿童阅读。我个人很喜欢绘本，觉得好的绘本像安徒生童话一样，小孩要读，大人也要读。它有些东西是孩子根本读不懂的。像《海的女儿》，写的不是残酷的故事，而是非常高尚的，那么纯洁、无我的爱情。

西方有些绘本非常深刻。我曾经看过一本叫《阁楼上的光》，好像是“新经典”出版的，真可以称为经典，大人孩子都可以读。它不是一个连贯的故事，只是生活当中小小的现象，配上图和文字。这些现象非常幽默、温馨或严厉，总之很有趣。

记者：为编选这些故事，你是否特意观察过当下孩子的趣味？

▲王安忆：我没有刻意去关心这些，只是觉得现在给孩子看的东西太幼稚了。好像一个人年龄很大，还是这种趣味，三十来岁的人也非常幼稚。这是我从生活中观察到的，具体现象非常多。孩子读书少，动漫都那么简单，好像一个人发育非常晚，始终那么天真。从我们周围的文化环境看，现在的电影、电视等都趋向于低龄化，非常简单，整个标准在不断降低。影视作品我现在看得比较少，它们可能更加强调直觉和所谓的视觉冲击力。

记者：你在前言中写道，“得让他们把过来人放在眼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王安忆：我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很差，希望能够提高大家的智商。阅历还是很重要的，而我们的阅历和认识肯定比他们丰富。以前过于强调孩子要阅读“低”的，其实不见得。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我看课外书，班主任过来说不应该看这样的书，意思大概是在你这个年龄看《红岩》已经到头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本书名叫《虾球传》（注：黄谷柳的长篇小说，以194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一带为背景，描写少年“虾球”在底层社会的流浪历程）。我四年级就看《红楼梦》了，《红岩》不能满足我。《铁道游击队》这样的经典我很多都没看过，个人喜好不一样。

有些概念，把事情规定得越来越窄。我们现在好像分得非常严密，孩子该看的和大人该看的有分界线。幼儿看看绘本、图画，等到一定程度，就有了所谓“成人文学”。其实不是，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文学本身就是青春的读物。

记者：最初联系你时，北岛怎样形容他的想法？

▲王安忆：我以前看过他们出的系列书，给孩子的诗歌、散文等，所以大体知道他们的想法。有一篇是我向编辑争取的，就是黄蓓佳的《布里小镇》。他们觉得这篇小说好像写和孩子无关的事情，但换个题目，比如“爸爸、妈妈的爱情”，就有了关系。我们不断沟通，他们认为这篇写大人之间的三角恋爱，不应该给孩子看，但我觉得小说里面的人物都那么天真可爱。他们很尊重我的意见，把这篇小说保留了下来，我感到很满足。

记者：你选择了汪曾祺的《黄油烙饼》等写死亡的作品，是希望孩子对死亡有所认识？

王安忆：这又关系到我们对孩子的认识：难道不给他看小说，他就不知道死吗？这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有些孩子很早就经历爷爷、奶奶去世，回避没有太大意义。我倒没有考虑死亡是不是不该让孩子阅读。

记者：书里的故事还涉及很多重大主题，比如亲情、友谊、成长。这是你的个人偏好，还是文学就植根于这些最重要的词汇？

王安忆：严肃的文学当然要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生命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度过光阴……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我觉得孩子也应该慢慢学习，尤其是我们对孩子的定义，就像我在序里写的，我大概把孩子、读者的年龄上限放在15岁。15岁的人应该读正常的文学作品了，不要再读那些为他们特制的。

记者：一些作品有具体的历史背景，比如东西的《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以及王璞的《捉迷藏》。但孩子未必了解得那么清楚，你预期这些故事将产生什么效果？

王安忆：《你不知道她有多美》里的大地震完全是隐喻性的，景象很灿烂，是一个男孩子对女性初生的崇拜。大地震给了他一个环境，身上插满玻璃片，玻璃片亮闪闪的，不能拔，一拔就出血。它有隐喻，意象又非常美，非常璀璨。

《捉迷藏》写得很好，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非常丰富，可能值得我们不断地挖掘出来，了解不了解背景无所谓。每个孩子都会捉迷藏，她在外面躲一晚上，回到家以后，显然发生了一件比一晚没回家还要重要的事情，这就行了。你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可能发生很多比他的事更加严重的事情。他现在可以明白一点，不断地再详细地明白。读书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情丰富，让孩子更聪明，让孩子了解：世界上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实际发生的还要多。

记者：让孩子读令人难过的故事，是要打“预防针”，告诉他们人生会发生这些吗？

王安忆：不是人生，我们读小说，是要将感情变得丰富一点，得到一些充实。难过是感情的一种表达，如果一个人连难过都不会，还有什么感情可以享受？

记者：但大家通常认为该让孩子多看点世界的温存，少让他们接触残酷的事情。

王安忆：我对残酷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不能看的，比如说，暴力的东西。我选的小说，没有一篇是暴力的。暴力是外部的东西，内里感觉不舒服，感觉到难过，正好说明你的感情还没有麻木、还敏感。像电影分级一样，有些东西就是不该看的，连大人都最好不要看。我个人抵触暴力，还有比较庸俗、鄙俗的东西。从美和丑来分辨，特别暴力的东西首先不适合美学，我不太赞成暴力美学。美学应该和道德在一起，又和我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在一起，但“真善美”这个词被大家用烂了。

记者：你希望这些故事能“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这里的“是非”指什么？

王安忆：其实是非不需要我来解释。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能去做的，还有一些事情的对错是比较微妙的。比如苏童的《小偷》，里面的是非就很微妙，但又和感情联系在一起，有些事情不是理性告诉你不对的，而是感性告诉的。应该让孩子面临一个比较丰富的环境，再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