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考古人

有一种人，不早不晚，总会写出命中注定的作品。李敬泽和《青鸟故事集》就是这样。

《青鸟故事集》有关古代之物、古代之人与古代之事。你只要读到其中一篇，便会立刻意识到这是他的命中之书——他的父母是考古工作者，他童年时就在堆满陶罐的库房里奔跑。他的身上流着考古人的血液。

什么是考古人？考古人是天然地对物有敏锐感知力的人，是对不属于当下之物有无限好奇心的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趣味。他们独具慧眼。好的考古人总是可以从不起眼的物中看到美，看到意思，看到意义。《青鸟故事集》里有许多物，那是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物。珍珠、沉水、龙涎、玫瑰、沉香、抹香鲸、银树、丝绸、鱼鹰、鸬鹚、自鸣钟、飞鸟、八音盒……它们早已凝固在时间里。现在，它们被李敬泽的文字唤醒。他使用属于他的考古铲，将它们挖掘出来。擦亮，端详。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物从来不仅仅只是物。物是有生命的。物的背后有人。《青鸟故事集》使我们看到物背后的人：清少纳言、李灌、宋宗、冒辟疆、杜牧、陆游、蔡绦、龙思泰、乾隆、源氏、玄奘、远藤周作、鲁布鲁克、贵由大汗、蒙哥、罗杰培根、纪尧姆、布谢、哥伦布、顾应祥、皮雷斯、萨拉玛戈、盖略特·伯来拉、门多萨、利玛窦、马戛尔尼……凝视这些物，就是凝视那些隐秘推动历史走向的无名之人。

那是伫立在元朝大殿之上的银树，它承载了西方人关于富庶中国的想象：“首先，东方和中国是黄金铺地的地方，那里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他们究竟有多富？你只要想想那棵银树。其次，东方和中国也是魔鬼撒旦的领地，就如那棵银树，在月光下美丽而妖邪，那是巨大的诱惑和绝对的沉沦，流淌的酒正如欲望的洪流。”（1）吊诡的是，这银树是外国人布谢所制，“正是通过这些玩意儿，我们看清并且确定了外国人的形象：他们是机巧的，也是邪恶的”。（2）此时，“布谢的银树”已不只是物，它有隐喻功能。“那棵银树是一面有着神奇魔力的双面镜子，东方和西方、中国和欧洲，在镜子的两边相互凝望，他们看到的景象是相似的，唯一的区别是，他们都以为在镜子中看到的是对方。”（3）

《青鸟故事集》里，李敬泽赋予过去之物以新奇的美丽；他将这些物从乏味单调的“有用性”中解放出来；他由具体之物抵达对古远历史与文明的思考。时间浓缩在物里。它凝聚着广褒深邃但又具体可感的人类情感。这位写作者有种一下子把人拽到历史情境的能力，他有把物与诗人、诗词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的本领。这也意味着李敬泽有诗人的敏感，有诗意思考的天赋。

这种“诗意思考”让人想到李敬泽的批评家身份。好的批评家与好的考古人有共同特质：他们有“先见之明”，他们有“历史眼光”。事实上，那些闪烁着灵光的批评文字也是李敬泽的命中之物。他对谁是好作家、什么是好作品有天然的判断力。好的批评家有挑选新异作品的眼光，有使作品脱颖而出的能力。他看到《生死疲劳》中记忆的消逝与深刻，看到莫言如何从总体去想象和理解世界；他看到被“宽阔的大门”迷惑的余华和《兄弟》；他注意到乔叶《拆楼记》是“庞大社会戏剧的一个脚注，一种边缘的思想与争辩”。（4）他赞赏小白在《租界》中所做的巨大的写作冒险；他发现“作为一种寓言——反寓言的小说”在黄惊涛那里生成……

李敬泽是我们时代最早发现新作家新作品的那个人。一大批“60后”、“70后”、“80后”作家正在偏僻之处、尚待发掘之时，他是他们的第一位读者。他告诉读者哪些人是我们时代珍稀的，哪些作品是被我们忽略的。正如他关注历史上那些被忽略的物与人一样，他更关注被聚光灯忽略的作家。在他那里，发现被时代刻意遗忘和怠慢的写作是作为批评家的价值所在：“在我们对文学的一般所知之外，还存在着一种隐蔽的、很容易被忽略和忘记的东西，它们一直在的，断断续续，大多时候没人在意，但我想他们是有意义的……我不想把他们叫民间什么的，我只是想，这里隐藏着被这个时代刻意遗忘和忽略怠慢的写作。”（5）他所关注的作家实在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毕飞宇、孙惠芬、麦家、李洱、雷平阳、艾平、魏微、张楚、须一瓜、盛可以、田耳、戴来、张悦然、郑小琼、周云蓬、小白、李娟、阿乙、蒋一谈、纳兰妙殊、叶杨、黄惊涛、甫跃辉……当年他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作家研究领域引用率最多、传播率最广的评价。李敬泽是和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共同走过的批评家，将他关注的作家并置在一起，便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谱系。

炼金术士

李敬泽为众多新作家勾画了最初的形象。多年过去，那个形象依然生动鲜明，并不过时。这当然不是因为作家们的写作没有发生改变，而是因为，他所勾描的是这些作家文学品质里开始萌芽但尚未生长的部分，是隐而未发的部分。也正因此，他的批评才经得起时间的洗刷。

他是“炼金术士”。（6）李敬泽的批评固然会给作品恰当定位，但同时，他又能从文本中发现那种真理性的、普遍性的东西。《鸡鸣前，大海边》一文中，他写到小说家叶舟在《羊群入城》里会把“口音”冒出来。由此，他提醒读者不要被这位小说家越来越流利的语言表达所蒙蔽：“那个少年还在。我知道。但在这茫茫人海、万丈红尘中，那个少年有足够的聪明，就有足够的老成、犹豫和恐惧、思虑……在他们的血液中天然地包含着怀疑和狐疑的元素，他们怀疑一切专断，他们首先怀疑自己的专断，自己的刀。他们或许真的是一代寂寞的人，在这种不敢信中，老去。”（7）这是读来让人感慨万千的文字，在这里，批评家和作家同在。我们看到那位有独特性情的小说家，我们也看到这位小说家的同行者，同时，我们感受到与他们的精神共振。

《庄之蝶论》是李敬泽的代表作，也是贾平凹评论里耀眼的一篇。某种意义上，他是贾平凹的知音，也是《废都》的解人。“他在整部《废都》中明确地模仿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明清小说传统，在此处，自废文本是要凸显这种模仿的当代语境，庄之蝶这个人的根本境遇由此呈现：他或许竟是一个明清文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被删节的、简体横排的明清文人。”（8）他看到贾平凹与《废都》的“传统”与“恒长”：“他复活了中国传统中一系列基本的人生情景、基本的情感模式，复活了传统中人感受世界与人生的眼光和修辞，它们不再仅仅属于古人，我们忽然意识到，这些其实一直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基因里就睡着古人，我们无名的酸楚与喜乐与牢骚在《废都》中有名了，却原来古今同慨，先秦明月照着今人。”（9）

作为批评家，李敬泽不同寻常的思考、他内心的酸楚与怀疑、他对人世间的感叹的确是由小说家和作品激发的，但是，这些从不只属于作品本身。它们属于李敬泽自己。不受限于眼前之物，他的批评直抵远方。他能从此事、此人、此作中读到我们的今天和昨天，也能看到我们的未来和虚无。李敬泽的批评有独立存在和生长的力量，他能将我们时代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炼成“金子”。

《青鸟故事集》中，他将许多并不相关的事物连接起来。一如《行动：三故事》。俄国人的故事来自马尔罗的记述。俄国人是收集和挖掘古玩者，但是，他喜欢给后来的盗墓者出难题，每次挖掘时会放几只物件在墓穴里，然后原样埋上。第二个故事关于马尔罗，他将自己的幻想之作命名为个人传记，他用文字使自己置身于中国革命历史中。马尔罗以完成一部书的方式使自己嵌入历史，也使自己成为历史中人。他因虚构历史而声名大振，获得进入法国先贤祠的荣耀。第三个故事则关于两个中国男人渴望探险而最终未能如愿。

俄国人和马尔罗早已做古，但李敬泽却能分辨他们当年的眉骨与血肉，以及深存其内部的恐慌。他使我们看到“荒谬”。“我们都是历史的奴隶、时间的奴隶、死亡的奴隶，我们竟无从选择、无可逃避，这就是‘荒谬’……但仍然有些人，比如那个俄国人，他不愿意红光满面，兴致勃勃地荒谬下去，他决心干点什么，让这巨石般的荒谬不能再那么安稳地压在头上。”（10）一条“暗线”将人的荒谬、人的狂妄和人的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这条暗线关于人如何理解历史与死亡，也关于人如何穷尽可能对命运进行抵抗。由此，我们看到了历史背阴处的鬼脸与魅影。

《青鸟故事集》有显著的李敬泽风格。这里有属于他的语意转合，有属于他的曲径通幽，有属于他的人性洞察，也有属于他的锐利反讽。理解李敬泽的文字，需要理解他的句型。他总会话锋一转。这句话前后都是他要表达的，但连在一起，要远比我们读到的更曲折丰饶。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需要读者慢慢品味，这需要一种智性互动。李敬泽的表达里有一种可以把我们平庸生活迅速点燃的化学成分，他能使读者豁然开朗。

《青鸟故事集》是如“钻探”一般的写作，有如一个人从最深处的地壳水源去取水。书写不是为了回到历史现场，他要撷取的是历史深海中的某个碎片。他要经由一个个具体而精微的碎片直抵历史的深部。在那里，有时间的黑洞，有交流的困难，有文明推进的障碍，有认识自我的重重阻隔……因为暗影重重，每一步勘探都如此艰难，需要写作者有狐狸一样的狡猾、老虎一样的无畏，以及猫头鹰一样的别具只眼。当这些碎片一片片拼接在一起，便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另一幅图景。

读《青鸟故事集》会意识到，李敬泽在以书写寻找属于他的“道”，“道也就是真理，在天地间默然运行，人所应做的，仅仅是谦卑地认识它、准确地转述它”。（11）他在以独属于他的文学和历史想象方式潜入时间的深海，去寻觅他的“风”，炼出李氏金子。

中国之心

“中国”二字是李敬泽念兹在兹的。他有一颗“中国之心”。阅读文学作品，他辨认中国之人、中国之景、中国之风。读《红楼梦》，他感叹曹雪芹的伟大：“他的无比悲凉就在无比热闹之中，他使悲凉成为贯彻小说的基本动力而不是曲终人散的一声叹息。他是如此深于、明于人情和欲望，他痴缠于爱欲，但是，他为中国的叙事文学引入了感受生命的新向度：死，爱欲中的死。”（12）他体认中国人生命中的大哀，这份“哀”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红楼梦》和《金瓶梅》中，世界的朽坏与人的命运之朽互为表里，笼罩于人物之上的盛极而衰的天地节律，凋零的秋天和白茫茫的冬天终会来，万丈高楼会塌，不散的筵席终须散，这是红火的俗世生活自然的和命定的边界，这就是人生之哀，我们知道限度何在，知道好的必了。”（13）他在《推拿》中看到藏匿于精妙文本背后的中国之体与中国之心。他理解《一句顶一万句》的意义在于“直接触摸中国人经验中最根本、最平凡的层面——无言的结局”。（14）他看到《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中国特征”，“他不是‘这一个’，他也不是‘个人’，他是‘一本万殊’之‘本’，是灵鹫峰下的那个顽石，是一个‘大我’，是四处寻求肉身和血的精神和记忆”。（15）

作为当代文学现场中人，关于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李敬泽有无人能及的洞察力。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他有足够宽广的整体想象，也有精细入微的认知。在他那里，南方作家和北方作家各有风格。“南方是不大可能造就莫言、王朔那样元气充沛、姿态凶猛的作家的，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南方作家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肉声。”（16）但是，南方作家由此获得了特殊的力量，“他们获得了一种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精微的观察和分析、一种超越性立场成为可能……所以，从鲁迅开始，南方作家就一直是现代的复杂经验的主要引入者、发现者和阐释者，他们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清晰、精确或玄妙、丰润的书面语言”。（17）

《青鸟故事集》里，他则将中国想象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动态图谱中。他注视自鸣钟进入皇宫，这是这个古老民族看到“时间”的开始。“它不再是日冕的针影，不再是滴漏之水和沙漏之沙……人终于捕捉到了时间。”（18）他了解彼时皇宫的封闭：“万历皇帝也曾看过利玛窦带来的《天主像》，画面上是耶稣受难，这位无所不知的皇帝想都不想就是一句断语：‘这是活菩萨呀！’然后这幅画就被收进了库房。”（19）这是如此真实但又荒诞的场景，“人们以为‘理解’时，实际上是更深的‘误解’”。（20）

李敬泽有他看待历史的方法，不是处处以西方马首是瞻，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深知中国历史有它的博大。他看到西方人以“现代”为名对许多中国优秀传统进行的残酷挤压，也看到中国人对此所进行的持久而坚忍的抵抗。《青鸟故事集》中提到法国国王使者鲁布鲁克来到中国的目的：“西方希望与蒙古合作对抗横亘于欧亚之间的伊斯兰帝国，但是，蒙古人必须接受洗礼，皈依独一无二的基督教的上帝。”（21）而在鲁布鲁克来到蒙古的八年前，大汗贵由早已回应过这一要求。“你们这些西方民族，你们认为是绝无仅有的基督徒，你们卑视其他民族。你们怎能知道上帝应该向谁表示慈悲。”（22）这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忠告。这一回答和对这一回答的思考，使《青鸟故事集》变得深刻而有力——《青鸟故事集》绝不是普通意义上关于物的故事的爬梳，它关乎一个有中国之心的写作者试图回到传统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也关乎一位当代写作者于历史深处理解人类文明推进的难度。

《小春秋》（2010）是李敬泽对“中国之心”的另一种体认。从孔子这位“老实人与天真汉”身上，他看到“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23）他看到春秋时代人们身上的“勇”，思考何谓“勇者”：“他的尊严在于他坚持公平地看待对方，如果他是个武士，他不会杀老人、妇女、孩子和手无寸铁的人，但对方即使是千军万马他也不认为不公平——很好，来吧。这是勇者。”（24）那些故事吸引他，他喜欢《吕氏春秋》的章法，希望写出“小热闹和小机巧”之后的“大敬与大静”。

时隔六年，李敬泽在《当代》开设“春秋”专栏。与先前出版的“小春秋”大有不同，这是一系列春秋人物传，那些精力充沛、性情果敢暴烈、有着戏剧化命运的古人来到他的笔下。骊姬、管仲、小白、寺人披、重耳、介子推……他们分别出现在他的《卫国之肝》《鲁国有荡》《大白小白》中，也来到《晋国之卜》《天下之客》《风吹不起》中。他为他们重塑肉身。每一篇都令人惊喜，每一次发表都迎来读者的热烈反馈。

这是来自远古的铜镜，我们得以照见“春秋中国”。那里的故事虽时隔久远，于我们却新如朝露。我们看到两位幼年的王子，急子和寿子的赴死。“这两个孩子如星空，如神，他们让我们意识到，恒常的欲望之上、相杀相斫之上，应该还有更为威严的事物，还有不可轻渎的天道。”（25）我们看到远古的无名者：“那天聚集在宗庙广场上的众人并非乌合之众，他们是国人……此时，他们明白地告诉这个命令他们出征的人，你没有这个权力，当君王未能善尽自己对国人的责任时，他无权要求国人的服从、战斗和牺牲。”（26）我们看到卫国的“肝”：“懿公赤的肝高悬，弘演的死成了向所有华夏国家发出的壮烈吁求：这就是我们，我们的祖宗和社稷，我们的君和臣，我们的忠义和血气。我们的所有和我们的所信、我们的天下和我们的文明，都已退守到最后的时刻，退守到赤裸裸的肝，退守到这具身体。”（27）

还有安静的申生，他等待父王的杀戮，并不谋求反抗——申生追求德行，他教会人们像一个内在高贵的人一样思考和表达，因此，这个人的死不是“失败”，而是“牺牲”。我们也看到茅草，管仲心心念念的茅草，“公元前656年，茅草不是茅草，茅草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凭着这一束草，楚人承认，他们是华夏世界的一部分，暧昧的身份到此大白，楚人属于‘我们’，从此我们也是楚人”。（28）这是如此迷人的一刻，“那一刻，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是龙凤呈祥，是山河永固”。（29）

我们重新认识了介子推，那位跟随重耳颠沛流离多年的臣子，在重耳重获王位后他并不主动要求奖赏，“他决不苟且，他蔑视算计和交易，他对这一切感到羞耻，他拒绝参与这个游戏……他竟然不遵从江湖的逻辑也不遵从庙堂的逻辑，他在无可选择中做了一个选择，从人群中走出，独自隐入山林”。（30）就是在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之心”。每年寒食，我们都会纪念他：“人们每想起他都会感到巨大的悲凉和伤感。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红火的、热闹的，充满对现世的迷恋和肯定，而人们把唯一无火的、冷清的、寂寞的节日留给他，这个名叫介子推的人。”（31）

从《论语》《左传》《春秋》《史记》出发，李敬泽引领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祖辈，我们的先驱。这是作为向导的写作者，这是我们时代最迷人的举火把者。他带领我们来到历史的晦暗之地；他使我们与那些远在时间深处的人相逢；我们看到他们凛冽的面容，看到他们身体喷涌的鲜血，看到他们为信义所做的牺牲；夜凉如水，我们听到他们发出低微但又有穿透力的呼喊。从这些文字中，我们感受伟大的、持续成功的文明中那强的与动的向度，但更体认到古老文明中那静的和弱的向度。相对而言，这位有中国之心的作家更眷顾我们民族精神能量中的那种静、那种弱、那种柔、那种韧。那是滋养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骨血。

化身青鸟的写作

李敬泽身份多重。他是批评家，被视为文学教父，批评风格独树一帜；他是作家，有许多广为流传的散文名篇；他是重要的编辑家，近30年间，从《人民文学》的编辑到主编，许多深具文学史意义的作品都由他之手发表；当然，他也参与中国文学重要奖项评选及评选规则的制定。多种角色集于一身，这注定他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殊为独特。

他自认是“作家型批评家”，是同情作家的批评家。“因为同情，所以不坚决，不能斩钉截铁地对作家说，根据什么条条本本，你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32）他对教条主义的文学批评保持距离，“我还是倾向于和一个活生生的人对话，理解他的境遇和困难，当然也力图准确地看出他的当局者迷”。（33）他深知文学批评家的真正职责，“批评家应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想象和写作中的才华和创造，阐扬和保存那些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的珍贵因素，简单地说，就是帮助真正的好东西被充分地意识到，帮助它们留存下去。”（34）因此，他很少长篇累牍地对作家作品进行猛烈的火力进攻。他爱惜世上那些有才华的人。在他眼里，伟大批评家周围应该站起一批巨人。

多重身份使李敬泽对历史“交汇处”的人事更敏感。事实上，对“交汇处”人与事物的关注是《青鸟故事集》最重要的特点。此书中每一篇都关乎人与人的交汇，关乎历史的重要关口。“劈面相逢”是《青鸟故事集》里的词语，这一具有象征性的场景里，蕴含了冲突、砥砺与磨合。穷波斯人来到大唐，利玛窦晋见万历皇帝，俄国人遇到法国人，印度人来到广州……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蓝眼睛黄头发，外国人第一次看到东方的银树；古老的大殿之上第一次竖起自鸣钟，中国女人的小脚第一次被人围观……在那个最原初的场景里，有惊慌、恐惧、隔膜，以及难以言喻的疼痛秘密。

关注交汇之地，意味着作家的思考方式有重要转换。《青鸟故事集》中，李敬泽在我们对时间、对历史的理解中嵌入了关于空间的认知。1604年，利玛窦接到来自意大利的家书，父亲去世；而此前利玛窦曾收到一封1593年的欧洲来信，信中说他在1586年写去的一封信刚刚收到，而他看到这封复信时已是1595年了。一切都因为空间转换，时间的分裂也是空间的分裂。“一个人生活在两套时间之间，他身在中国，他知道‘此时’正在面前的钟表上一秒一分地流失，但是在血液中、在心灵的最深处他另有一座钟表，那是欧洲的时间，是他的故国故土的时间。漫长的空间阻隔使他无法把这两座钟表调校一致，欧洲的‘过去’经过风涛艰险的邮路抵达中国的‘现在’，而欧洲的‘现在’对他来说是望眼欲穿的‘未来’。”（35）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将利玛窦分裂成两个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时间的诡异，也看到文化交流中的错位与古怪。

站在文明交集处进行思考。他深知只有在多重空间之中，才能显现出历史的多种镜像。荒诞、偶然、分裂、虚幻和真实都在“交汇处”出现。《青鸟故事集》记录了诸多饶有风趣的空间之谜，也记下了人类文明中的诸多分裂时刻。16世纪的平托来到中国，看到了伟大的明朝，深感震惊；而在彼时盖略特·伯来拉眼里，中国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基础设施：最好的路，最好的桥，最好的城市，建筑华美，街道干净。当我们将西方想象成“现代”时，彼时西方人在明代也发现了“现代”。

每一位读者都会对那篇《飞鸟的谱系》念念不忘。那是对汉语与英语互译史进行层层追溯的精妙作品。当年，英国人的要求如何被翻译成汉语；措词强硬的英语如何被层层转译最终变成更适合清廷语境的奏折？李敬泽有如心思缜密的侦探，步步精密推演，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直抵翻译谱系的最深处。“每一个词都身处森严宏大的秩序，追随着上文，等待着下文。当‘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在眼前次第出现，‘抚’这个词就将被写出——驯一匹陌生的马，理顺它的鬃毛，轻拍它的脖颈，此谓之‘抚’，以温和的诱骗行使权力……皇帝的‘抚’注定无效，那些蛮夷甚至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抚’，就像他们不曾意识到他们在‘求讨皇帝昭雪伸冤’。”（36）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要经过考量、删减，有时候这奏折被视而不见，有时候它又事关重大，直接影响历史事件的走向。

问题是，将英语译成汉语只是翻译工作的第一步，还需要将口语翻译成书面语。几次翻译，几次转译。因为当时汉语被分割为书面语和口头语两种，“书写者是上等人，说话者是下等人。而在军机处存档的当时的译本中，英国人恰好被表现为粗野的下等人。”（37）于是，一部翻译史便是一部误译史。语言里潜藏着一个国家的自我想象，“英国人其实是在煞费苦心地为自己塑造出文明人的‘风度’。这份国书几乎是一篇人文主义理想的概要：知识、技术、贸易的扩展，‘人类世界’的信念，我们仿佛看到那个大写的‘人’正在向我们走来”。（38）然而，巨大沟壑无法填平。一直要等到1917年“白话文运动”的到来，我们才能准确听清来自世界的声音和意义。

《青鸟故事集》对翻译史的梳理透辟、生动、惊心动魄。翻译史上那些默默无闻、但又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人逐渐面目清晰。那位被视为“返与他心腹”、“翻来诱同族”的“李”，那位不敢留下姓名的教徒，他们都怀着巨大的恐惧穿行在历史的阴影中。彼时的人也未必如我们今天想的那么可笑，只是因为视野受限罢了。在翻译史的谱系中，我们看到人的坚韧、人的困境、人的局限。

不拘泥于此时此地，不陷入“记载”无法自拔。《青鸟故事集》广博、通达。在不同的空间中寻找打开认识历史的秘密钥匙，李敬泽以他越轨的笔致完成了一种时空跨越的书写；他的恣肆磅礴的想象力使《青鸟故事集》成为具有先锋气质的实验性文本。《青鸟故事集》是小说还是散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博杂、好看、深刻，它为你打开理解世界的新途径，它使你别有所见。

这是化身青鸟的写作。在不同身份之间，不同时间与空间之间，不同文体之间，李敬泽像极了文学天空中自由飞翔、纵横捭阖的那只青鸟。他找到属于他的“显微镜”：他看到物，那些精神的证物；他见证一个个卑微和软弱的人；他看到他们用双脚在大地上不断行走，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为我们绘制出世界地图；他见证他们的迷茫脆弱，他们内部的丰沛、富饶、裂痕、伤痛。当然，他也找到属于他的“望远镜”，时间之远到清末、唐宋、春秋战国；地域之远到波斯、西域、意大利、英国、古罗马、美国、古巴……

青鸟有如信使。当李敬泽置身历史深处时，他已然成为那些几乎从未在正史中出现的人们的信使。他借助文字将这些人从幽暗中带出，相伴而来的历史由此显现另一种面容：那是含混的、暧昧的、啼笑皆非的、由无数偶然碰撞而来的历史，其中有个人的卑微、欢乐，以及荒诞命运。那些宏大的有关历史、文化、交流的想象，在这本《青鸟故事集》里得到具体而微的呈现，它们切肤可感，它们生动鲜活，它们深具意义。

明亮的星

那是1970年代。少年李敬泽读到了那本《吹牛大王历险记》。这是他最初的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史，那是一个秘密的图书馆，其中收藏着我们读过的书、最初的书和最新的书，它们之间有着由时间、际遇，由层层覆雪般的印象和感悟偶然形成的秩序，只是在这个秩序中，文学才真正关乎我们的生命。”（39）这本书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带给他一种“精神”：“那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虚构精神，是大胆用语言创造现实，是一种神奇的魔力：当我们那样说时，事情就将会变成那样；还是一种梦想的可能：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梦想，让炮弹或其他什么怪东西把我们发射得无限远。……这是小说的神髓所在，小说的一个秘密就包藏在那本薄薄的旧书里。”（40）《吹牛大王历险记》使他对那种野生的、横冲直撞的作品有天然好感，也使他对那些真实、那些历史抱有一种谨慎，一种怀疑。

1980年，年仅16岁的天才少年以河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面对系统的古典文学传统。四年后，20岁的他成为一名文学编辑。在大学时代，他如何度过校园岁月？成为编辑的他，如何思考他的未来之路？这些我们已无从知晓。时隔多年，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有动人魅力的批评家。

今天，文学批评领域已然沦为教条主义、人云亦云、空洞单调的代名词。但李敬泽的批评文字如此不同。读他的批评对读者而言是一种享受。那本身就是散文，因为它们保持了散文的节奏与律动。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会自然而然地从他的文字中涌出，它们新鲜、有趣、活跃，他似乎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从不提高嗓门。他谈笑风生，举重若轻；同时又蛊惑人心，循循善诱。润物无声般，你记住了这位作家、这部作品，当然，你也牢牢记住了这位批评家。这是能避开平庸、浅薄、空洞和抽象的批评家；这是能使人发现更为美妙之物的写作者。李敬泽使我们认识到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他推翻了我们时代对文学批评刻板无趣的认识，他带动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文体的兴起。

以人的立场表达，并不寻求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与腔调，这使他和读者之间能迅速达成信任和默契。他对人的处境充满同情与体贴；他对人的欲望、人的势利、人的软弱、人的荒诞处境有敏锐洞察；他站在人的角度对书本上的历史与真实表示怀疑。同时，他有“信”，他对智慧与真理有无尽追寻的勇气与能量。多年的写作使他找到了一种能够被读者消化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能唤醒那些沉睡的作品及读者对那些作品的反应，也能唤醒读者的感受力和对文学的理解力。要生动、细腻，要写得美；更重要的是，“它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迹；它以人的声音说话”，（41）这是桑塔格对优秀文字的理解，用它来评价李敬泽的文学批评也是恰当的。

李敬泽性格中有许多矛盾之处。一方面，他友善、风趣、幽默、有慈悲心，对世界有强烈好奇，内心里似乎总住着一位顽皮的、有奇思妙想的少年；但另一方面，他果敢、严厉，有强大的意志力和行动力，对美的事物沉迷。他眼光挑剔，惜字如金，他对自我文字的要求极为严苛，甚至到了有洁癖的程度。

性格中的诸多矛盾因子和谐地统一在李敬泽的文字里，形成了迷人的“李氏声音”。这声音是磁性的，温和、沉稳、智性、坦荡，令人如沐春风。这声音独具难以言传的魅性。当我们感受到性感时同时又感受到严肃；当我们听到赞美时同时又听到了轻微的反讽；当我们觉察到体贴入微时同时也遇到冷冷的疏离；当我们意识到那令人目眩神迷的妖娆时，同时又遇到某种凛然与庄重。暧昧的、秘而不宣的气质藏匿其中：强与弱，冷与暖，轻与重，明与暗，体恤与挑衅，内敛与狂放互相转换，神奇地凝结在一起。不得不承认，李敬泽的文字有多重调性：既华美又朴素，既感性又理性，既狡黠又智慧，既热闹又孤独。他写历史时能写出当下，写个人时也能写出众生。

面对我们的经典，他有多热爱，就有多谦卑。对于《春秋》《左传》《史记》的着迷是李敬泽写作的另一个缘起。“中国”不只是他所关注的内容，也是他所关注的形式。文体界限、学科壁垒在他这里全部烟消云散。他不停息地拓展他的文学领地，有如一个技艺高强的人依然在寻找武功秘籍。这秘籍当然是中国文学传统。他选择重新面对“文”的传统。“这个‘文’，是中国文明和文学的根底，它既是体也是用，既是道也是器，非常重要……中国文学两三千年，每到山重水复，就要回到这个传统源头上去，放下、再出发，重新获得活力。”（42）

2016年起，李敬泽在《当代》和《十月》发表了“春秋”及“会饮记”等一系列专栏文字。他在回归一种面向传统的“元写作”。他的文字在发生极为重要的变化。那些文字让人想到博物馆里陈列的器物，虽然历经沧桑，质地依然纯正；也会想到编钟之声，并不清脆、嘹亮，但却饱满、醇厚，余音绕梁。这位深知“文章千古事”的写作者，文字越发典雅、沉静、苍劲，气象万千。因为“渊源有自”，因为是黄钟大吕的回响，所以，这些文字让人读之不忘。

那是浩瀚无垠的大海，海面风平浪静，内部暗潮翻涌。“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李敬泽读出了这诗里的寂寞，也认出了那些沉睡于时间荒原的古人。他感念他们，“那些人——披发孤独、后无来者，在‘海底’、在‘河源’，我看见了他们……”（43）用文字去溯源、去探海，他正在写下沉落在我们民族根部的大喜、大哀、大悲、大静，大热闹与大荒凉。

他是我们时代的“摘星人”。在当代文学天空里，李敬泽辨认那些即将璀璨夺目的文学发光体；在历史海洋更深处，他打捞那些久远的、清冷微暗处的孤独星辰。即使遭受了时间的腐蚀、海洋的变迁、地壳的重创，它们依然有闪耀的潜能。端详它们；擦亮它们；带它们重回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它们来到他的笔下，熠熠生辉。

 

注释：

（1）（2）李敬泽：《青鸟故事集》，第73、7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3）李敬泽：《青鸟故事集》，第7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4）李敬泽：《致理想读者》，第16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摘自2010年李敬泽写给我的一封信。他的看法影响了我对文学批评的理解，也影响了我的文学批评写作。

（6）关于“炼金术士”的理解，我倾向于汉娜·阿伦特对评论者与批评家的区分：“打个比方，我们把不断生长的作品视为一个火葬柴堆，那它的评论者就可比作一个化学家，而它的批评家则可比作炼金术士。前者仅有木柴和灰烬作为分析的对象，后者则关注火焰本身的奥妙活着的奥秘。因此，批评家探究这种真理：它生动的火焰在过去的干柴和逝去生活的灰烬上持续地燃烧。”引自《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译，2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7）李敬泽：《平心》，第76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

（8）（9）李敬泽：《致理想读者》，第121、125-12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0）李敬泽：《青鸟故事集》，第29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11）李敬泽：《小春秋》，第10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12）（13）李敬泽：《致理想读者》，第193、19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4）（17）李敬泽：《平心》，第160、147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

（15）（16）李敬泽：《为文学申辩》，第88、8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18）—（22）李敬泽：《青鸟故事集》，第113、131、131、61、6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23）（24）李敬泽：《小春秋》，第13-14、40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5）—（27）李敬泽：《卫国之肝》，《当代》2016年第1期。

（28）（29）李敬泽：《大白小白》，《当代》2016年第3期。

（30）（31）李敬泽：《风吹不起》，《当代》2016年第6期。

（32）—（34）李敬泽：《为文学申辩》，第255、255、25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35）—（38）李敬泽：《青鸟故事集》，第132、177、222-223、222-22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39）（40）李敬泽：《青鸟故事集》，第341、34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41）〔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第8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2）《李敬泽：重回中国文学“文”的传统》，《北京青年报》2017年1月20日。

（43）李敬泽：《小春秋》，第3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