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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剧与历史之间——评刘子凌《话剧行动与话语实践》

来源:文艺报 | 李汇川  2017年05月26日06:46

《话剧行动与话语实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话剧史片论》是刘子凌博士近5年来研究的总体成果。作者对上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问题的探讨,从组织结构的建立与发展,到不同戏剧理论的渗透影响,以及对参与者的个体考察,此前已散见于其近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今番成书,虽以“片论”为副标题,仍能令人觉察出其各部论述之间的逻辑勾连和作者一以贯之的历史关怀。

中国现代话剧是舶来品,其剧本与演出的内容或形式,都与传统戏剧截然不同,这一新生的文艺类型在当时古典戏曲影响深远的中国,在观众的接受上,有着与生俱来的水土不服症。可作为事例的,是著名的“只有一个观众的演出”的故事。1928年田汉在上海艺术大学举办“鱼龙会”演出,其间某一天,上演《父归》时,除了本校的学生同仁,只有一个观众到场看戏。那位观众是一厨师,因机缘获得一张戏票,于是前来。尽管真正的观众只此一人,演员们仍无懈怠,全力表演,尤其是陈凝秋饰演的“父亲”,在处理结尾处的长段台词时情感爆发,声泪俱下,惹得那位厨师也不禁随之痛哭。这个故事在不同回忆者的记述中,有着迥异的面貌,但在“鱼龙会”上演出《父归》时只有一位“真正的观众”,却是共识。

之所以说“真正的观众”,在于左翼剧人的理想受众是民众,是无产阶级。这一观念化为口号,即“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由上海艺术剧社提出。而这个口号在落实的时候,却在初期遇到了许多问题。如书中在谈到上海艺术剧社的第一次公演时所言:“明明是要掀起‘普罗列塔利亚’戏剧运动,却以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观众……居观众多数的‘革命知识分子’,却对人道主义表达出‘误读’性的同情。”作者较为透彻地看到了位居这一问题核心的悖论:“一方面,艺术剧社认为自然生长的无产阶级意识失之粗劣,另一方面却又高度揄扬无产阶级人物形象……艺术剧社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担负着‘意识斗争’的先锋使命,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人道主义倾向身怀戒惧……”

值得深思的是作者接下来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不得不承认,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实体存在,都过分坚硬了。艺术剧社第一次公演中节目单和观众群的错位,正是一种宏大的想象与坚硬的现实相碰撞的象征性呈现。”这一句话所隐含的,其实是作为艺术形式的戏剧的一种特质,即其审美经验由创作者和观众共同获取。观众在看剧时,如何接受戏剧,可以说是左翼戏剧运动进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左翼剧人强烈地希冀他们的戏剧能够尽可能地摹仿现实,感染观众,从而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在写到艺术剧社的第二次公演时,作者记述了值得玩味的故事:《西线无战事》一剧中逼真的声光效果,使得一位女记者的闪光灯被观众误认为是真正的炸弹爆炸,从而引发了一场骚乱。类似的轶闻和传说,着实不少。无论中西古今,这些真伪难辨的传闻,都发生在戏剧的虚构与真实间的模糊地带。

左翼剧人期望通过对现实的摹仿来最终影响现实,于是他们必须解决的,是观众的“反应”。他们需要观众像柯勒律治所说的那样,“心中暂时停止不信”,心甘情愿地进入舞台和演员所展示的幻境之中。要达成这一目的,技术上的手段尚在其次,理论武器尤为重要。这也是作者在《从梅耶荷德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章中重点处理的问题。作者充分考虑到戏剧的特殊性,并未将讨论范畴拘于文本与理论的二元化中,而是对当时左翼剧人整体的戏剧生产,从理论引进到剧本创作,再到实践演出,进行宏观上的考量,这样一种眼界与方法具有典型意义。

如何对史料进行筛选和辨伪,是每个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事。遇到不同史料彼此冲突时,便要如侦探进行推理断案一般,严加考证。例如关于上海艺术剧社成立的确切时间,上世纪90年代初,学者方育德在其《有关艺术剧社史实的几点辨证》一文中,总结了七种各有依凭的说法,并根据1929年6月10日《申报·本埠增刊》上的报道,认定艺术剧社成立于当年的6月5日。这一说法基本得到了当时学界的认可。而该书作者则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离奇之处:“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均指证艺术剧社成立于1929年秋(或冬)。竟无一人提到6月成立剧社之事,那么两个时间点之间的空隙,确实难以弥合。”在考察了剧社骨干在当时的行踪之后,这一日期显得更加可疑。而顺循郑伯奇的回忆,作者认为:“不妨而言,1929年6月5日开过‘成立大会’的剧团,更像是为艺术剧社所进行的一次人员筹备。艺术剧社的正式运转,是又一波日本留学生回国潮所产生的 成果。”这种叙述,较之先前学界将上海艺术剧社的活动笼统分为前两期的论断,更加明晰而有说服力。可见,作者在文学史研究之中,不仅广泛地搜集史料,还保有独立而鲜活的个人思考力。

现代话剧,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某种特殊性。一方面,其以剧团或剧社为基本组织,以剧作者和演员集体创作为生产方式,更易凝汇同仁;另一方面,其面对群体观众的传播形态,更具有感染和煽动的力量。因此,对左翼戏剧运动的详尽考察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该书以对30年代左翼剧运的深入研究为立足点,兼论涌现于30年代的优秀戏剧家和剧作品,逻辑严谨,史料翔实,是现代戏剧研究领域内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