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欢乐颂2》具备充足的续集拍摄预期，但它没有给“女性精神”、女性形象们表达的机会，而是陷于对“欢乐颂”的窄化和表面化，忽略了追寻欢乐、幸福的庄严感，致使“欢乐”滑向了“娱乐”，就算铆足了劲，也无法增加该剧的戏剧冲突和“文艺范儿”，自然也很难满足观众对于续集的心理期待。

续集创作向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无论国际国内、电影电视，“续集”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商业行为和文化消费，它的任务就是通过消费第一部作品（往往相对成功）的话题热度和人物形象来延续市场份额继续吸金。那么，是青出于蓝还是狗尾续貂，这就取决于文本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博弈。

聚焦主题思想价值的开掘

时隔一年，《欢乐颂2》在上一季的耀眼光环和观众饱满的心理预期中走上了荧屏。尽管与《欢乐颂1》引起的话题热度和收视口碑表现出了客观差距，但在电视剧续集的创作上，该剧仍然表现出了专业制作的最大诚意。居住在欢乐颂小区22楼的五个背景不同、性格迥异的职场女性——商业经营安迪、富二代曲筱绡、城市中产“新穷人”樊胜美、职场菜鸟邱莹莹和关雎尔，她们追求事业、遭遇爱情，相互碰撞又互相融入，尽管从她们的经历中可以理出城市中产女性的精神图谱，可以解释当下社会职场女性的生活方式、价值选择和审美趣味，甚至可以指认这些现象背后难以逾越的阶层区隔，但是欢乐五美的故事没有完结，续集就有动力。在第一季的结尾，安迪在万家团圆的春节孤身赴海岛度假；樊胜美虽然如愿换了理想的工作，却不被王柏川的母亲认可；邱莹莹摆脱“白渣男”后与应勤互生好感；曲筱绡与赵启平开启浪漫相爱模式；关雎尔也顺利通过了实习期考核……这当然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大团圆，但也铺实了新一轮的“故事底座”。

因此，在《欢乐颂2》的开篇，小包总就按照曲筱绡的情报潜伏到安迪度假的海岛，为安迪提供了一种轻松诙谐的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可能，以结束她纠结难舍又痛苦不堪的“柏拉图之恋”；樊胜美身陷“原生家庭榨取”的泥潭，与王柏川渐生裂隙；曲筱绡在发展事业的道路上不再有充足的资金和人脉来做“免死金牌”；邱莹莹的新男友虽不是渣男，却囿于传统贞操观念持有偏见……于是，新的故事开始了，情节的车轮开始转动，续集的必要条件产生了。

但《欢乐颂2》的创作难度在于，“欢乐五美”形象的塑造通过标签化、类型化已经在第一部中完成，从已播出的剧集来看，留给续集的人物塑造空间并不大。为降低这个创作难度，《欢乐颂2》把焦点对准了剧集主题思想价值的开掘，而不再仅仅把塑造不同性格、不同层次的职场女性形象作为目标。

女性精神没有延展反而消解

小说原著作者阿耐说，“我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但是我生活在一个男权社会。”阿耐对社会属性的描述虽有待商榷，但现代女性在职场奋斗，自立自强、寻求自身价值的励志元素在《欢乐颂2》中并没有被阐释、被加强，积极进取、坦然面对、自由洒脱的现代女性精神反而被慢慢消解。一向自诩职场达人的樊胜美，听说王柏川与曲筱绡合作生意，并通过安迪攀上包奕凡后也欣喜万分，并在王的产品出现问题、合作失败后大为恼火横加讽刺和指责。作为一个想通过自身努力跻身上层社会、跳脱现有阶层的积极奋斗者形象，樊胜美在工作中是女强人，在生活中是知心大姐姐，她教导邱莹莹要矜持，告诫关雎尔“工作才是我们的依靠”，惟有作出自己的事业方可安身立命，但她自己也难置身其外，不但把在上海买房子作为生活的头等大事，并把这个使命寄托在王柏川的事业发展上。素来崇尚“公平交往”的邱莹莹在了解应勤已经有了按揭的房子车子和比较可观的月薪、奖金之后，对这段感情的憧憬和期待更加强烈，并成为她与应勤交往的一个较大的推动力。樊胜美、邱莹莹和关雎尔既要在事业中去刷“自立自强”的存在感，又难以超脱传统家庭观念，同时把个人幸福寄托在家庭、婚姻和男人身上，既没有坚持奋斗的自信，也没有战胜逆境后的超越，原本在续集中可以大做文章的“女性精神”的延展停滞了，广阔丰美的意象也随之沙化，成为一片没有力量的荒原。

相对于负重前行的樊胜美、邱莹莹和关雎尔，公司高管安迪和“富二代”曲筱绡因为经济的独立，精神和人格表现得更加自由。她们不必考虑房子车子和月薪，工作不是生存所迫，而是精神需求。曲筱绡为了证明自己的商业能力，博取父亲垂青，争取家业份额，用自己的成绩反衬她那花天酒地无所不为的浪荡子哥哥；而年薪百万的安迪更是莫名其妙接到了从天而降、不要都不行的巨额遗产。然而，人格自由并不等同于人格完善，对于在物质层面没有刚性需求的两位女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完善和圆满是戏剧冲突的最好发力点。智商超高但有精神病家族史的安迪，孤儿的童年背景使她极端冷静、惧怕亲近、遭遇刺激极易情绪失控。既然那个对她有着深刻了解、全方位呵护和帮助的魏渭，都因为安迪精神上的彻底袒露，让“共同的秘密”变成了共同的“精神负担”，最终在愈来愈消极而沉重的心理暗示中黯然分手，那么在小包总又是凭借什么让有着“肢体接触焦虑”的安迪可以欣然接受这样一个一身“痞气”和“骚气”的“富二代”，并带领安迪走出身世的阴霾呢？只靠死缠烂打的偶像桥段和“花式撩妹”的肉麻台词，显然无法提供安迪这个人物形象产生变化的逻辑证据，更无法完成安迪人物形象的成长和完善。因此，不仅包奕凡的撩妹显得矫情，连之前安迪在《欢乐颂1》中展现出的敏感、高冷和病态也都显得矫情起来。无独有偶，仅仅因颜值就疯狂迷恋上赵启平的曲筱绡，尽管打着“主动追求个人幸福”的旗号，通过直率的表白、大胆的追求打动赵启平，但是，三分之一剧集过去，曲筱绡不喜欢听古典音乐、看话剧就睡觉的审美趣味，也丝毫不影响她与赵医生的感情沟通，这样薄弱而且无需建设的爱情基础，不过是偶像小说中的“纯情乌托邦”，不但让人物形象失去了戏剧张力，也与接地气的现实主义创作越走越远。

困境是冲突的富矿，女性精神在困境的遭遇和解围中往往最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遗憾的是，《欢乐颂2》没有给女主们这样的机会。当安迪深陷身世、遗产、新旧男友等烦恼时，万能老谭像神一般的存在给予她精神、物质、时间、法律等“管家式”的帮助；当樊胜美在闹心的家庭琐事和兄长的无休止索取中苦苦沉浮，她抓住的也只有王柏川这根稻草；曲筱绡尽管用租房住显示独立性，但仍然在创业之初离不开父亲的经济支持，在公司事业发展中需要包奕凡为她打通本地人脉……女性精神应该包含的勇敢和韧性还没来得及开花就萎顿了，在第一季对主人公形象进行“标签化”之后，再无进一步的挖掘和延展，降低了《欢乐颂2》的艺术价值和活力。

从“欢乐”滑向了“娱乐”

然而，出身于网络IP的影视剧，注定了续集创作是为了“响应市场”，在“女性意识发声”“城市中产分层”“阶层的固化与板结”“职场中的上升通道”等话题热点在第一部中都已充分阐释的前提下，续集的创作仅仅有故事的延续和意义的深入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保持一个与第一部相同甚至是更紧凑的节奏、更和谐的色调与更融合的意境。

事实上，《欢乐颂2》明显比第一部松散，戏剧冲突不集中，爆发力不够，5个主人公之间的情节联系略显机械，导致剧情的节奏感不强。除了安迪遭遇“遗产风波”、被误认小三、与小包总渐生情愫等情节尚能产生冲突，效果抓人之外，樊胜美继续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反压迫反剥削”，曲筱绡平淡无奇地一边工作一边与赵医生恋爱，邱莹莹仍然处理恋爱问题的小烦恼，关雎尔在“乖乖女”的道路上信步前行……剧情的重心似乎从“事业+感情”变成了“感情上台、事业淡出”。而“感情戏”的成功通常需要充分的悲剧性因素，这显然与“欢乐颂”的基调不能吻合，因此，把事业从情节挪移成背景，降低了“欢乐颂”里“欢乐”的情节和分量。而“五美”在第一部中的人设亮点之一、与人物形象契合度相当高的着装风格，诸如安迪的干练、樊胜美的“高仿”、曲筱绡的可爱等，在该剧中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现实中的时装秀展示，武装到牙齿的“广告效应”消解了人物与形象的契合——安迪的海滩装、阔腿裤等造型让观众直呼辣眼睛，曲筱绡几次以不合乎个性的皮草形象披挂上阵，也令人数度跳戏。不得不说，商业运作成功于自然，失败在刻意。同时，《欢乐颂2》的意境也发生了变化，从一部以接地气的台词见长的都市剧，变成一部都市轻喜剧。上一部剧中负责搞笑的曲筱绡、邱莹莹依然负责搞笑，而负责严谨高冷的赵启平和安迪也毫无来由地融入了幽默甚至闹剧的氛围，新加入的角色小包总、舒展也以闹剧风格出现，加重了该剧的“娱乐味”，情节具备深度，而人设却放弃深度，与第一部的多元风格相去甚远。

应该说，《欢乐颂2》具备充足的续集拍摄预期，剧本对人物和主题的挖掘有目共睹，但它陷于对“欢乐颂”的窄化和表面化，忽略了追寻欢乐、幸福的庄严感，致使“欢乐”滑向了“娱乐”，就算铆足了劲，加上了大量的插曲音乐来做上帝视角的“旁白”诠释，也无法增加该剧的戏剧冲突和“文艺范儿”，自然也很难满足观众对于续集的心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