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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植树老人的最后心愿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李恩云  2017年05月24日08:39

我从农业大学毕业后,来到市里一家林业报社当记者。几年下来,我为了心中绿色的梦想,经常下基层,到全市的林业部门采访,并发表了大量林业新闻,以及林业战线先进人物的专访,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

这天早上刚一上班,我就被报社总编叫到了总编室。五十六岁的陈志兴总编,边客气地让我坐,边到饮水机前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下来,笑着说:“小李,我叫你来呢,是有一件重要事想让你去办。你还记得三年前,你到青龙县黄岭村采访过一个叫王东臣的植树老人吗?听说他最近查出患了晚期胃癌。可他为了达到植树造林三千亩的目标,仍带病坚持在山上……”

我的脑海立刻像回放电影似的,出现王东臣老人的音容笑貌。我看着陈总编问:“您的意思……”

“对!我想派你再跑一趟黄岭村,也算是对这位老人作最后一次采访吧。”

“好!我立刻就动身。”我已是摩拳擦掌了。

“不急。你准备一下,明天再动身也不迟。”陈总编说。

“赶早不敢晚。何况王东臣老人已是这种情况了……”我主意已定,边说着边站了起来。

“也好!”陈总编表情严肃地叮嘱我:“记着,采访完后,你要尽快把稿子发回来,咱们要尽早让全市、乃至全国读者,了解这位植树老人的近况。”

“您放心吧!我走啦。”离开报社总编室,我搭上了通往青龙县的公交车。

三年前,我还是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来到这家报社当一名实习记者。

老实说,接下采访王东臣这位植树老人的任务后,我心里紧张得直打鼓。尽管事先我已翻阅了有关王东臣老人的生平和先进事迹,但,对自己怎样才能圆满完成任务,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公交车到达青龙县,那会儿从县城到黄岭村,还没有通公交车,来回跑的只是一辆“红叶牌”面包车。我挤上车后,一路颠簸到黄岭村时,已近中午了。接待我的是黄岭村村委会主任黄国学。他把我让到他家里吃中午饭。席间,黄主任一边热情地给我倒酒,一边客气地说:“李记者,我们这山旮旯里很少来记者,您是第一位。在这儿条件受限,您可要吃好喝好啊!”

“黄主任,您太客气啦!”我喝下两杯酒后,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嘴里忙说道:“我这次来采访林业先进个人王东臣,给您添麻烦了……”

“哪里,哪里,这是我们份内的事情。您需要我做什么,只管吩咐就是了!”黄主任又端起酒杯:“来!,为您采访成功,干一杯!”

“王东臣,1933年出生,小学文化。”黄主任开始向我介绍道:“他是1947年参的军,曾立过三次战功,参加过增员保定的战斗。1948年8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王东臣所在的野战军,为配合淮海战役,对支援张家口地区的国民党部队进行阻击。阻击战线从包头、绥远东西花园一线展开,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夜,消灭了敌人大部有生力量,并拖住了敌人的后腿,为淮海战役取得全面胜利争取了时间。在那次战斗中,王东臣身上多处受伤,腿部、腹部和头上,被敌人的子弹和弹片击中,不得不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治疗。1949年,王东臣老人复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黄岭村。由于他身上多处负伤,并落下了残疾。但他谢绝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没有去县里的光荣院。他几次三番地向村里请缨,要绿化荒山。村里对这位老人也很尊重,就满足了他的这一愿望。从此,老人就像又上了战场一样:他撬石头、四处找土填树坑、并从山下背水,一棵一棵地植树。他无论冬夏都自己一人住在山上,精心看护着那些幼小的树苗,就像照料熟睡的婴儿似的。一个个寒来暑往,那一座座荒山、沟畔终于见了绿色,甚至有的树木都长成栋梁之才了……说起来,他以前的事迹,以前也有人逐级地往上面有关部门报过。王东臣自己也先后荣获过乡、县级乃至全国的植树先进个人和劳动模范称号。”黄主任一口气地说着,暂时忘记了喝酒。我也听得入了迷,停住手中的筷子,两眼望着他。……

那次采访,我不光亲眼拜见了王东臣这位植树模范,还同他在山上住了一宿。为了方便植树,省得每天来回跑,他在山腰一避风处搭了个窝棚,怕夏季漏雨,顶子上用树枝子压着塑料布。还有,他一个人在山上,没个说话的或许觉得寂寞,就把家里那条“四眼狗”也牵来跟他作伴儿。山上没有电,他就常年备着一支手电筒,供晚上照亮和有动静时查看用。他的铺板上还放着一个小收音机,夜里躺在床上有时睡不着,他就听听新闻和戏曲啥的。那次在山上,白天我随他查看那些新种植的树木。当我站在高处放眼望时,四周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恰似林海波涛。那会儿王东臣老人就已经七十五岁了,可他身体还很硬朗,即使在林间穿行时拖着一条伤腿,我都追不上他。我还注意到:他那被日头晒黑的脸庞上,始终都带着一种舒心和自豪感。他的手指所指之处,那些围拢着他的树木,都好像是他指挥的千军万马……这些树包括:落叶松、油松、桦树以及杨柳树等。它们都被主人修整得树干笔直,身高过丈,直冲云霄。走累了,我们就在路边的石头上随便坐下来歇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走。饿了,我也随着老人一起就着咸菜啃凉馒头,那样子真有点像是打游击似的……。

夜晚,我们躺在窝铺里拉家常,我听他讲他当兵时的事情。当提到植树造林时,王东臣老人告诉我:他从小就喜欢绿色,如田里绿油油的禾苗,再就是那些绿色的树木。战争年代,他亲眼看着敌人的炮弹,是怎样把一棵棵绿树,削成一截截乌黑的树桩的,真是心疼极啦。那会儿,他就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以后复员回到家乡后,一定要多植树木……这会儿想想,他的愿望总算实现啦。是啊,王东臣老人为了一心一意地植树造林,把老伴儿和孩子常年扔在山下,有时他一两个月他都难得下次山。难怪他老伴儿提起来,总是十分生气地说:“这老东西,他一辈子就跟树木最亲,早把这个家给忘啦……”

“大爷,您记着自己植了有多少亩了吗?”我有意地问他。

“没有算过。再说算那干啥?”王东臣沉摇摇头,转脸又对我说:“只要有一口气,身子骨还给作劲的话,我还想多植些树,也算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份礼物吧。不过这话,你别往文章里写!我只是随便说说的……”

我低着头,只任笔尖儿在采访本上“沙沙”作响。

至于王东臣老人在山上的生活所需,自然是他儿子买好后,给送上来;以后,便是他的孙子海涛接了他爸爸的班,给爷爷送给养。哦,想必老人的孙子海涛,这会儿该上高中了吧?

从市里坐车到青龙县后,我又乘坐上县城通往黄岭的公交车。到达黄岭村时,已是中午错了。

下了车,路旁有认识我的乡亲,走拢来跟我打招呼。在我打听王东臣老人时,有人禁不住长叹一口气,说:“好人哪!没想到竟得了这种病……”然后,便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那,老人现在在哪里?”我也心情沉重地叹口气,问道。因为在我想来,老人年近八旬了,又有重病在身,他此时应该躺在山下的家里好好休养,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在家?他倒闲得住啊?”人们告诉我:王东臣老人大概也觉出自己的病情了,就在心里默默决定:要在有生之年,完成植树三千亩的目标!这样,他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就又谁也劝不住地上山了。这会儿,说不定他正干得欢哩……

“三千亩?他一个人?”我惊愕地张大嘴巴。要知道,他已是这么大年纪,而且又是一个残疾人,每走一步都拖着那条伤腿……村里虽说也大力支持王东臣老人植树,还把水由村前的井里,抽到了山上。可那也得由他一桶一桶地提着浇树哇。现在他病这么严重,能支撑得住吗?我禁不住问身旁的人:“还是他一个人在山上吗?”

“一个人在山上谁放心?这会儿他老伴儿,儿子、还有儿媳妇,都陪伴在他身旁呢!”人们又这样告诉我:“唉,你也许还不知道吧?老人的孙子海涛,去年在和爷爷一起栽树时,不慎一脚蹬脱山崖,掉下去后再也没醒过来……那孩子也跟他爷爷一样,从小喜欢树!”

“啊?怎么会是这样?”老人的孙子海涛,我三年前来见过他。那是个长得细高个、脸盘白白净净的男孩子,咋说没就没了?我的两眼不觉湿润了……

当我跟随黄主任气喘吁吁地爬上山时,哪承想:王东臣老人竟病情加重了。他的老伴儿、儿子和儿媳妇,正围在床头守着他,每个人的眼里都噙满悲伤的泪水。

我颤声地大叫一声“王大爷”就扑过去,一把攥住老人瘦骨嶙峋的手,望着他。老人两只紧闭的眼睛,听到喊叫竟奇异地睁开了。当他依稀记起三年前我曾专程来采访过他时,他干裂的嘴唇翕动着,但声音却无力而微弱。我正不知所措,老人的儿子便示意我俯下身,把耳朵凑近老人的嘴巴。我照办后,只听老人说;“小李子,你来啦?可惜我……再也不能跟……跟你聊天啦……”

“大爷,您别这么说,您会好起来的!”我抹了把溢出眼眶的泪水,哽咽着说:“等您好了,咱爷俩还要好好聊呢!三天三夜,我都陪着您!大爷……”

“我好不了了……”老人艰难地摆了摆头。突然,他嘴角漾起一丝笑容,声音也略大了些,说:“我……已造够了……三千亩!就是死,心里也、也踏实啦……”

功夫不大,王东臣——这位痴心于植树的老人,就走完了他七十八岁的人生路程,但笑容始终挂在他的脸上。

遵照他生前的遗嘱,他的尸骨将被埋在山上一处幼林里,他要化作一撮肥料,促使小树快快生长……

我强忍着悲痛,以最快的速度,向报社发出了我写王东臣老人的最后一篇专访——《植树老人——王东臣的最后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