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书话，古今中外久已有之。凡是围绕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书写的文字都是书话的范畴，诸如围绕“书”对其书之文本或对著者的书写过程所发表的褒贬议论等等。如刘半农（1891-1934）著的《刘半农书话》，又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其实就是一本书话集。

近读杨振喜《青灯伴我》书话集，真有撩人前来读书的趣味。杨振喜的《青灯伴我》共有三辑：《旧书往情》《读书品文》《序言跋语》。在《旧书往情》辑里回忆了当年淘书之情趣，杨振喜读大学时，在“肚皮难以灌饱”的“半饥饿”状态下，发“雄心”花去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下一本珍贵的好书，可谓“惊天动地”。杨振喜购的是“善本”萧统编纂的《文选》又叫《昭明文选》（李善注六十卷，分上下两函，瓦青色布面书套，素致秀雅，此本据宋淳熙本重新雕刻，为鄱阳胡氏藏版，宣统三年（1911年）由上海会文堂粹记石印出版）。

杨振喜心悉，该书编者萧统读书时的旧址，正是茅盾幼年读书的地方，此《文选》影响茅盾先生一生。杨振喜深谙《文选》的意义非同凡响，但是，购买此书的信心还是他同宿舍的好友使他更加坚定下来的。他感谢同室好友，于是他让同室好友先读为快。书非借不可读也，拥有《文选》的杨振喜自以为仅仅是拥有而没有认真读好《文选》，那是杨振喜的自嘲。平心而论，杨振喜研读《文选》是十分潜心的，他发现萧统《文选》的编纂过程是很挑剔的，摒弃经、史、子书，单选诗赋及少量散文，即以纯文学为入选原则。《文选》对于杨振喜的影响是深刻的，长久的。后来杨振喜主编的《文论报》就是以此为审美原则开展批评与争鸣的，在此宽松与言真求是的批评阵地上，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纯文学创作起到了开疆铺路的引领作用，为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批评家。

杨振喜对于萧统编纂的《文选》与刘勰编纂的《文心雕龙》厚爱有加，均放在此书话集的前三篇（《纪昀评点〈文心雕龙〉》）。杨振喜认为刘勰的“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文学思想与萧统的文学观如出一辙。清代喜欢挑人毛病的大学士纪昀也不得不赞赏刘勰《文心雕龙》的“纯然自然”，同时对“意在游心、虚静胜理、兴象自生”的自然之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值此，杨振喜联想到他的恩师詹锳先生作为一代学人构建文心雕龙风格学框架出版中国第一部《文心雕龙风格学》专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130万字的《文心雕龙义证》，开创了《文心雕龙》研究的新领域，其对《文心雕龙》所作的巨大贡献与很高的文史价值，大可于纪昀相比肩。

另外从《〈随园诗话〉与郭沫若的酷评》中，杨振喜发现郭沫若把当年心仪的学说与人物大加贬损，随意挖苦，皆因“代易时迁，乾坤扭转，价值倒立”而为之，将原来的“神奇诗文”予以朽化，致使郭对《随园诗话》有失评论自身的理性原则，心猿意马，大可不必。

杨振喜在《无人问津的〈五代诗话〉》里，发现了自唐末五代以来没有什么大的作品，尽是沉迷于一些细小情感，自我陶醉，致使诗歌创作全然个人化了，然而，恰恰是个人情感化的自然创作方式才产生了周之桢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经典诗论。杨振喜读《古文观止》中的《徐文长传》篇，他发现了徐渭的“遇”与“不遇”，徐渭的诗作曾令清末公安派文学旗手袁宏道拍案而起，使其“读复叫，叫复读”，痴迷其中而忘乎所以。而杨振喜关心的是徐渭的“超凡脱俗出众的艺术天才，是如何产生的呢”？在杨振喜看来，其与徐渭的生存环境以及长期挤压的病态心理不无关系，特别是杨振喜对徐渭及其创作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进行了深度阐释，十分到位，精辟而令人神往。

此外，杨振喜对《庄子》《孟子》特别是文人柳宗元、向秀等都有独到的己见，尤其是柳宗元作为中国古代法家的代表人物，曾一度被“文革”派所利用，普及学习柳宗元，成为批判对手的有力“法器”。而杨振喜在“文革”轰轰烈烈的时期，依然对柳宗元保留自己的先有心仪，此可从《柳子厚·墓志铭》里寻到端倪。

杨振喜对“旧书”别有情怀，尤其《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庄子》《随园诗话》《五代诗话》《史记菁华录》等一些线装书、雕版木刻，多为晚清版本，尤其《史记菁华录》为康熙年间版本，价值连城。但是杨振喜并非淘宝之人，他的“宝”却是书中人物，书中事理，书中的文学艺术价值，才是真正无价的和他所要追求的。

杨振喜在《读书品文》里，其审美思想可以说起到了引领读书人去粗取精抓住要义的作用。他读孙犁的《耕堂题跋》，发现孙犁“深入文章义理”，题《岳少保武侯出师二表》，剖析诸葛亮时，孙犁言：诸葛亮非文士，其叙事说理，简要通达，文无冗长，意无虚饰，非文人所能为，其以实事求是为最。孙犁认为，魏晋之后，浮夸文风泛滥，“文章渐为空谈”，甚至文学与政治混为一谈，致使文学创作偏离了方向。杨振喜从孙犁《题跋》里紧紧抓住孙犁的叙述要义以及旗帜鲜明的个人观点，有了精确的概括：《耕堂题跋》在文风上与孙犁的读书记有同样的特点，“犀利峭拔，透辟有力，同时又不失幽默，极富文采”。杨振喜在读孙犁的《耕堂读书记》时说：“这（读书记）不仅表现了孙犁丰瞻的历史知识与人生经验，而且还在于他带有作家所特有的形象思维，而非理性思考的最有个性的学术性研究，因而与一般性的评论文章区别开来”。杨振喜接着说：读《耕堂读书记》“进而达到一个透悟自然的纯净天地。读这样的文章，可说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精神慰藉，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的修炼与提升”。杨振喜从《管见胡适》“借助于新的研究方法与新的文学观念而激活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时尚”到《面对大师》陈寅恪奉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的智慧人生到张中行的《负喧琐话》的“以人力补天然的艺术之境”；再从余秋雨的《山居笔记》的文化性格，到贾平凹的《四十岁说》社会、文学、人生的彻悟感怀。读杨振喜的《读书品文》，可以领略到杨振喜独到的视觉发现，细密的精神探究，深邃的思想脉动以及文字的简约，语言的犀利，力透纸背的文学功力与审美底蕴，不能不令人驻足，可以说此书话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力作。

杨振喜的《序言跋语》亦是鲜为人知的，在《批评的定位》里，他对文学批评是这样定位的：从本质意义上讲，“文学批评的终极目的不是对文本的阐释与判断，而是通过对文本的分析与判断，从这一特定的精神领域传达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显然就是“世界观”，树立怎样的“世界观”，是发挥积极的正能量还是释放颓废的负作用的“分水岭”，因此，毫无疑问地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于是，在杨振喜看来，“欲振兴批评，必须先重振哲学，健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哲学思维。由此，哲学的贫困才是批评陷于困境的原因所在”。他在《批评的空间》后记里对文学创作演绎为“制作”，把作品亦流为“产品”的商业化、无序化和边缘化十分惊愕。他对一些作家不把批评家放在眼里，认为文学批评是“摆设”的做派甚是忧心。他说，虽然“文学批评不是多么崇高或重要，但又不是多么卑微或令人嗤鼻。文学批评从来是与文学创作相伴而生，相逐而影，相互依皈，相互支持，相互发展的”。在《枥下集》跋里，杨振喜对文学创作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可作为借鉴：“创作从来就不是一种技艺、一种艺活儿，它是心灵的创造，过于熟了，巧了，可能会流于浮化、浅化，失去深邃的思考，消失了超越的动力，也就难以维新，日渐日新”。

通读杨振喜书话集，可以平添爽心悦目之感觉，可以感觉到人世间独特的况味，感觉到他对真的追求，对美的拥戴，对自然始创的欣然皈依，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净化与超迈。杨振喜正是在呼唤着这样一种创作环境与创作氛围，一如我们所愿。

（《青灯伴我》，杨振喜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