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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旗帜 攀登高峰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

来源:文艺报 | 陈玉福 梁胜明  2017年05月19日06:26

在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75年前的《讲话》,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形成了完整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体系,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思想,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共同组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讲话》精神,对于我们高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旗帜,攀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高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坚持和发展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群众观点和列宁“文艺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结合中国社会和文艺的实际情况,在《讲话》中提出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方向,并且强调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的《讲话》就是围绕文艺为群众和怎样为群众这个中心问题而展开的,同时提出了革命文艺必须创作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兵群众所需要的、便于接受的东西,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方向。

有人把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歪曲为只能写工农兵,不许写其他人。新时期以来,有人又提出,“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人服务呢?”甚至有人说,“我宁愿为一千人写‘阳春白雪’,而不愿为八亿人写‘下里巴人’。”他们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农民冷酷淡漠,而把那些一夜暴富的“大款”、“大腕”和为他们投怀送抱的“小姐”、“小蜜”当成了热衷描写的对象,甚至还出现了歌颂和赞美剥削阶层精明强悍、善于巧取豪夺,劳动人民愚昧落后、甘受剥削压迫的“作品”。在文艺创作和评论中还出现了封闭化、圈子化和贵族化的倾向。这都需要我们在文艺实践中校正标尺,绝不能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

坚持和发展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能动反映论原则,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能动反映论原理,在《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作品,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就是说,作为文艺本体的文学艺术作品既是作为客体的社会生活现象和本质的再现,也是作为主体的文艺家的情感和思想的表现。并通过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互动,而进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文艺创作活动。毛泽东既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又特别强调“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而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关于文艺作品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能动反映论的文艺本体论的最好表述,它既同一切客观的或主观的唯心主义文艺理论划清了界限,又同一切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文艺理论划清了界限。毛泽东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能进入创作过程。”他还要求文艺家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与尊重艺术规律和研究文艺创作统一起来,既要尊重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把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这又是对文艺主体论和客体论,以及文艺创作论的最精辟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能动反映论的文艺本体论及其主体论和客体论,对文艺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崇高评价,提出了严格要求,要求文艺家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

对于能动反映论的文艺本体论所包含的主体论和客体论两方面,我们过去比较强调文艺的客体论和再现论,但也没有忽视文艺的主体论和表现论。新时期以来,一些学人强调主体论和表现论,这对充分发挥文艺家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有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的。但有些学人却先后提出以“自我表现论”为核心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和以“自我实现论”为核心的所谓“文艺的主体性”原则,把我们过去所坚持的能动反映论统统认为是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并认为用反映论解释文艺现象必然失落主体性,要实现由反映论向主体论的转移。这种理论完全堵塞了文艺创作的社会生活源泉,割裂了文学艺术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所及,一些诗人、作家至今仍沉浸在个人化、私语化的写作中不能自拔。还有一些人违背文艺创作“高于生活”的原则,抱着所谓“纯客观”的态度,反映所谓“原生态”的生活,实际上是偏执地展览生活中的阴暗丑恶颓废堕落,让人看不到生活的亮色和希望,丧失生活的信念和理想。这两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一定要自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

坚持和发展文艺的艺术审美特性,提高当代文艺的美学品位和艺术水平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征法关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不仅揭示了文艺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即都要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而且揭示了文艺与各种意识形态的不同点和特殊性,即文学艺术以艺术的审美特性反映社会生活。他在《讲话》中精辟地论述了艺术美源于生活美又高于生活美的关系,并着重论述了艺术美比生活美“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特点。他在同何其芳的谈话中,又论述了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既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又有共同的审美观念,并用“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的古语,说明了共同美的存在。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的思想,贯穿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诸多方面。从他要求文艺工作者“把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放在“第一位”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审美的主体,又是审美的客体,文艺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对象特点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整体;从他强调“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充分意识到文艺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内容特点是思想和感情的统一和结合,即不但要晓之以理,以理服人,更重要的是诉诸感情,动之以情,特别是要寓理于情,情理并茂;从他关于“写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论述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他充分意识到文艺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特点,主要是运用形象思维,塑造艺术形象,当然形象思维和艺术形象是不能脱离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毛泽东还十分重视真、善、美的统一。他认为,真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恶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又从多方面论述了文艺的审美特性,特别强调文艺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有人曾把一切审美活动都当作资产阶级情调,使人们谈美色变,一些文艺作品也无美可言。新时期以来,一些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说什么“审美性,而非社会意识形态性;娱乐性,而非教育性,才是文学的基本属性。”有人还无视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艺术审美特性的论述,无视他是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瑰丽诗篇的伟大诗人,说什么“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核是坚持文艺从属于政治,亦即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其实,文学艺术的审美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教育性与娱乐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文学艺术的审美属性与娱乐属性必然体现出意识形态与认识教育的一般属性;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与认识教育的一般属性也要通过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娱乐特性体现出来。重温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艺术审美特性的论述,我们要结合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美学思想,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和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努力提高我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美学品位和艺术水平。

坚持和发展典型化的创作规律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

文艺家把生活美转化为艺术美的主要手段就是典型化。典型化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其要领是运用概括化和具体化相结合的途径,通过充分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创造出独特个性与普遍共性统一的人物、环境和情节、意境,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和某些本质方面。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文艺创作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思想,总结文艺创作的经验,提出了典型化的规律,即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过程中,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上,“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与文艺创作的典型化规律相联系,毛泽东对创作方法也发表了一些珍贵意见。创作方法指作家在一定世界观和艺术观指导下,处理艺术与现实关系问题所依据的精神原则和表现手法。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1958年又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其基本精神是既要真实地再现现实,又要充分地表现理想。习近平总书记也发表了精辟论述。他说:“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他又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是最基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这些论述,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文艺界曾经流行过“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本质,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典型环境、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人物”的公式,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非本质化、非典型化、非英雄化”的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的产生,一是对社会生活和典型化规律的丰富性和多样化认识不足,二是把典型化过程中的概括化和具体化、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从两个极端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缘故。毛泽东“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充分的理论根据和丰富的创作经验,按理说应对社会主义文艺产生巨大影响,但由于在创作实践中出现了一些片面性,助长了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虚夸作风,以致长时间里不少同志还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我们要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正确理解和深入领会毛泽东提出的典型化创作规律和“两结合”创作方法。在充分表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心声的前提下,探索典型化和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