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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时代责任

来源:文艺报 | 陈改玲  2017年05月17日07:08

浙江是鲁迅的故乡,朱晓军是“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在《快递中国》中,农民已不再是启蒙的对象,不再是愚昧无知、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这些浙江农民为了过上好日子,敢闯,务实,吃苦耐劳,做别人不愿做的活儿,以诚恳真心感动人。比如说作品写到陈德军的手下寄件丢了,客户索赔10万元,陈德军只好帮人搬东西,从早搬到晚,最终赔了6000元。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来城里做快递生意,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都是怀揣着这朴实愿望的农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农民最朴实的愿望,也是我们所有人最基本的愿望。但是,与祥子和陈奂生不同,《快递中国》中的农民获得了成功,他们与梁生宝一样,带着乡亲们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且受益者更加广泛。

作家有意识地对“三通一达”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那就是“家文化”。在“家文化”的映照下,熟人世界形成的诚信使快递江湖有了“情和义”,让“兄弟们,浩浩荡荡去加盟”;正是讲人情重人情,才能够吸引着沈伯等人用这种“家文化”来对待员工,建设企业文化;公司才会给员工的父母发红包,给员工举行集体婚礼,使新疆失火的运营中心在废墟中再度崛起。也正因为是“家文化”,让大家认同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的善良想法,中通的老总赖梅松才会推行新的政策,缩小地区差异,采用有偿送件,给二级中转补贴,“割股打造一体化”,而最终抵达了中国式的“使命必达”的责任担当以及道德“高地”。朱晓军的《高地》曾写了一个“最美”群体,体现了浙江精神,那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即对“义”的追求。富贵富贵,在富有之后,中国人如何做到精神上的“高贵”?这是朱晓军近年来关注的问题,也是他讲述浙江故事的重要支点。

“三通一达”的老总们在带领乡亲创业致富、实现自我价值和尊严的同时,还以其跨越式的发展,阻挡了国外快递巨头在中国的扩张,彰显了浙商的时代风采。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勇立潮头,敢于担当,重在实干”的浙江精神。近年来,在影视剧中,出现了对浙商形象的建构。比如《温州一家人》《鸡毛飞上天》,都较好地讲述了浙江故事,反映了浙商创新创业的时代精神。但是,这样的创作无论是在作品数量还是挖掘角度上都还不足以表现现实的丰富性。朱晓军的《快递中国》不仅能让人们看到浙商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浙江精神,还使我们看到快递业与电子营销形成的产业链,正是由于低价跨越式发展的快递业,才使马云的电子营销得以快速普及和实现。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媒体对浙商有一些零散的报道,多注重经济指标,多简短资讯,缺乏深度报道。而朱晓军从中美快递比较的国际化视野来书写中国快递业的兴起和发展,以文学的方式弥补了海外媒体对浙商关注不够的遗憾,让海外读者能够切实地了解浙江,了解中国的经济腾飞。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递中国》让人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人是如何实现梦想的,也让我们再次深思作家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