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于汾西，我好像是熟悉的，因为我在我的简历里无数次地写过它。可我却是第一次走近它，走近它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它是这么陌生。想象它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很小的点，我觉得我与它无限接近。甚至当我说出我也是汾西矿务局的一名子弟时，我都有些恍惚。可是事实是这样，我父亲是汾西矿务局的一名职工，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就是汾西矿务局的一名职工了，所以我父亲的这个身份应该说年代久远，它久过我的年龄。可是父亲作为一个矿工的身份，我们却是疏离的，除了在简历里写下父亲的这个身份，除了每月邮局寄来的汇款单，在我的记忆里，一直觉得父亲的这个身份只具有一个字面的意义，因为父亲与我们生活在乡下，偶尔他会因什么原因返回一次矿上，但隔不久，他就回来了。

在我的记忆里，填写父亲的身份时，我会写下汾西矿务局张家庄煤矿工人，这还不算，还要在后面补充三个字：吃劳保。这是我小时候非常熟稔的一个词。这三个字的字面意义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父亲受了工伤，不能去矿上下井了，甚至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一个病，叫脑震荡。那种病的一种病症非常可怕，就是病人会无法自控，会去漫山遍野地跑，会在半夜的打谷场上大呼：平安无事，平安无事。早晨去上学的时候，有男生会扯着嗓子说，“谁谁，你爸昨晚半夜去打谷场叫唤了”，于是在同学面前学舌。我已经听到了他的话，我一句话不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当作自己什么也没有听见。心里却积蓄着深深的悲伤，父亲什么时候能好起来，什么时候母亲不用把菜刀、铲子等一些容易伤人的东西时时藏起来，什么时候父亲能像别的同学的父亲一样，可以和气地说话，可以去亲近，可是父亲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暴躁的，易怒的，母亲有时候抹着眼泪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都由不得他自己了。

父亲两次受伤，1971年一次，1974年一次，两次受伤都在头上。住院治疗的时候，矿上的领导还去医院看望他、慰问他，但第二次受伤之后，住院治疗三个月，父亲的状况还是不好，只能回乡下家里养病。

对于父亲能活着回来，母亲是欣慰的，乡邻嘴上经常挂的一句话是：当兵的是死了还没有埋，挖煤的是埋了还没有死。父亲这种状况村里人觉得还是不错的，落了一条命，还能领一份劳保，甚至有人会觉得这种状况要好于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健康的人还得待在矿上，还得按三班倒的秩序下井，下井可不是玩的，说不定哪天运气不佳煤层塌陷下来，把你做成活化石也是有的。所以尽管父亲有异于常人，但没有谁感到惋惜，乡下人对生的渴望是强烈的，活着，有饭吃，有衣穿，能与亲人在一起，仿佛这个是重要的。

父亲的头一直疼，治头疼的法子一直想着，印象深刻的是父亲不知听了哪位高人的指点，说喝泉水治百病。有那么几年的时间，父亲一大早就去井边打水，然后把刚打到的水咕噜咕噜喝下去，母亲怕他喝坏了身子，有时候劝他，但他一点也听不进去。大概实在是没有其他别的办法可想了，他只能用这样的办法碰运气。打井水之前父亲在偌大的院子里先打太极拳，那时候天还早，甚至比我们要去上学的时间早许多，父亲一个人在昏黑的院子里锻炼，母亲经常要把大门用锁子锁了，生怕不留神父亲跑出去。我记得那日子是令人不安和战战兢兢的，母亲经常要出去找父亲，有时是晚上，我们怀着无法言说的恐惧等在家里。好在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父亲终于养好了，只是在阴雨天气，他的头痛病会犯，记忆里的父亲经常用双手捂着头，坐在院子里的树下，那时我一直以为他是累的，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是受着头痛的折磨。

他的工友从矿上回来看他，告诉他有顶班的政策，我们家姐妹排行在前，那时弟弟还小。那时我上初中，姐姐在县城上高中，周末回来的时候，母亲就征求姐姐的意见，问她愿意不愿意去顶班。母亲有自己的小算盘，她说女孩子去顶班不用下井，但姐姐说她想读书，不想顶班。于是就轮到我了，对于去一个那么远的地方，甚至去了都不知道干什么，我是茫然的，父亲一直持反对的态度，他看出我们读书都还不错，觉得去煤矿工作并不是好的出路，乡邻乡里的倒不理解父亲，甚至母亲都不理解父亲，母亲说顶班后就可以把农户转成非农户了，而且还有了一份工作，在农村，要有这样一份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但父亲非常坚定。对于这一点，我们都觉得他更有发言权，因为他在那儿工作生活过，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更了解那生活是怎么回事。

后来姐姐考入大学，我随后考入中专，依稀记得母亲又提过让妹妹们顶班的事，但大概还是因为父亲持反对态度，或者是矿上对女孩子顶班这样的事不怎么乐意，后来我的两个妹妹也都考入大学，弟弟也长大了，直到父亲退休，都没有谁顶班。这大概受了父亲的影响，他说下井太危险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父亲1965年12月通过招工进了汾西矿务局张家庄煤矿，培训半个月之后，被分配到掘进三队，此后他一直在掘进三队。他说一个队三个班，五六十人，这样一算，大致是一个班将近20人。工作面有电铃，电铃一响，就知道运输皮带从井口下来了。头顶经常有淋头水，下井经常得穿雨衣、雨靴，他们的工作任务是打眼开炮支棚定道，一米一架棚，运料的运下去。他说那时一天挣1块6毛9，有6毛进坑费，一个月吃58斤供应粮。

掘进三队还是青年突击队，一个月打了308米，父亲说煤在哪儿，井就打在哪儿，横井、竖井、平井、斜井，在幽暗的地下深处，他们兢兢业业劳作着，父亲所在的掘进三队，每天都要超额完成任务，有一次掘进单孔504米，由于工作认真，父亲被选为掘进三队的团支部书记。母亲曾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要不是父亲逞强，赶进度，争上游，太过劳累，煤层塌陷致工伤的事也许能避免。

提起过往，父亲的脸上神采奕奕，掘进三队那时名声响亮，这名声都是他们干出来的，那时年轻，父亲进矿的时候才22岁，浑身充满着干劲。有时我会想，如果父亲没有受过伤，也许我们家会因为他的工作原因搬到矿区居住，那样我们就会更深入地了解矿区。

这次随女作家协会来汾西矿务局采风，深入到设备修造厂、高阳煤矿等地观摩之后，我对汾西矿务局——现在已经叫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高阳矿的数控工作室里，通过墙上的一个个显示器，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矿井里的工作状况，开采出来的煤在传送带上不断地传送，在显示器上，能清晰地了解到井下的工作情况，稍有异常，数据就能在第一时间显现出来，井下即使几百米，都能通过现代技术掌握。

那一刻，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我想到了父亲做矿工的那些年，那些年距离现在，已经四五十年过去了，采煤、运输、设备、技术，已经发生了无法想象的变化，那一刻，站在数控工作室里，我感到非常的欣慰，经过50年的发展，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的煤矿开采技术和设施设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这些为人类采撷光亮的人，他们的工作环境比以前安全多了。

作为一个已经退休的老矿工，每年，父亲要回去矿上按一次手印，让矿上工会采集一次头像，每年，家里会派人陪父亲回一次矿上，回来之后父亲会把一些新消息告诉我们，张家庄煤矿地下已经没有煤了，工人已经全部分流到其他矿区了，父亲说这些的时候我看到父亲有一丝失落，那里曾经留下过他青春的岁月、奉献的身影。

最近几年，父母随我们居住在市里，父亲还保持着他的良好习惯，每天坚持锻炼。去年有一次闲聊，父亲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头痛病终于好了，脑子里现在清清亮亮的，不像以前，老是感到一片混乱。坐在他身边，听他这样说，我才明白这些年父亲还一直忍受着头痛的折磨，我才明白这个病根一直还在，它在父亲的身体里存在了40多年。但父亲总是说，他这样还算是幸运，还有许多失去生命的人。

总有一些劳动者是这样，他们平凡、普通、朴实，但他们有一种金子一样闪光的精神，他们热爱劳动，热爱工作，他们浑身沸腾的血液就是推动一个时代向前的滚滚大浪。

我们该对所有朴实的劳动者致敬！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