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去吃饭’这件事情，已经有了越来越多深层的意义，超过了饭菜本身。生死与年节，也成为了我人生中重要的断代，阻隔了一重又一重伤痛，像好了又坏，坏了又好的血痂。以至于回望起来，我甚至只记得那些或寡淡，或哀愁的饭局，而忘记了平凡日子里的伤逝是如何一分一秒地流淌过生命，形成不可逆转的家庭形态。”——张怡微《细民盛宴》

几分钟功夫，杯盏碗筷统统就位，还有父亲亲手打造的八只冷菜。四喜烤麸、糟黄泥螺、水果色拉、盐烤鸽子蛋、上海熏鱼、盐卤拼盘、碧绿青翠马兰头、红枣糯米心。最后在大伯的宣布下，饭菜开动了。一句“饭菜开动了”的力度，不亚于宣布“时间开始了”。喜欢看张怡微郑重地列出每次盛宴的琳琅菜品，好似大幕拉开，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一一亮相。也喜欢看她每一次笃悠悠地以菜肴为话头，一语揭穿主人公袁佳乔心里的爱与怕，譬如“后来我吃尽了一桌的凉菜，咸鸡、咸鸭、咸毛豆、咸鳗鲞、咸墨鱼大烤。没有一样比得过父亲亲手打造。也没有人会为我多藏一块鸡一片鸭。”与前述引文相比，同样的凉菜，尽数冠以枯索的“咸”字，食之无味，是袁佳乔在父亲再婚筵席上的心灰与心酸。饮食男女，嬉笑怒骂，自明代以降，世情小说中最俗的“俗根”，正伏藏于市井细民的日常大欲中。而摹穷人情悲欢，从一桌家宴里见炎凉，见世态，是《细民盛宴》自觉内在于世情传统的用心与用情。“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机”（鲁迅语，《中国小说史略》），于筋骨分寸，肌理细腻之外还有超越神采，于炎凉世态之外还有宽谅，有内在成长，深受冯梦龙启发的张怡微亦做到了。

在《细民盛宴》中，张怡微总共写了单亲少女袁佳乔参与的大大小小八次“家宴”。不管是家常饭局，还是正式筵席，袁佳乔坚持将每次家庭聚餐都称为“盛宴”，增添了庄重的仪式感，也流露出一次次如临大敌的心理负重。从爷爷临终前父亲家族荒唐的“死亡盛宴”，17岁的袁佳乔第 一次见到日后的“梅娘”（上海话里的“继母”），到父亲与“梅娘”的婚礼；从与“梅娘”家人“莫名其妙的团圆”，到第 一次带未婚夫小茂回母亲和继父家的便饭，到原生家庭别别扭扭重逢于“我”的新婚家宴。随着父母离异，家庭形态不可逆转地发生变化，每次的食肆档次、菜品规格皆不同，参与“盛宴”的人员也在悄然更替。袁佳乔却始终保持着与这些“集体主义”场面格格不入的骄矜。家人的种种可笑，被她鄙夷为“细民”的精怪愚蠢，耻与为伍；而上海偏偏最不缺的，就是这样的市井细民。

含蓄压抑的中国人，常常需要借助一桌饭局才能心安理得地坐在一起，借着敬酒劝菜交流情感，也借着杯盘碰撞，传递一点点亲密。饭局本是“和稀泥”，把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求团圆的事，大多经不起细究。但张怡微偏偏创造了一个敏感，刻薄又厌世的袁佳乔，安排其冷眼旁观的一席之地，沉默着，对饭局进行在场的审判。家宴遂变成道场，台上明枪暗箭，察言观色；台下时移世易，人心似海。真的和假的亲密，可见与不可见的风波，都巨细靡遗地收入袁佳乔的眼底。张怡微的笔力，彰示出从《红楼梦》到张爱玲、王安忆，近至金宇澄一脉对人情世相的迷恋与驾驭。或更具体地说，在承继某种海派世情写作传统的层面上，张怡微充分展现了一种有分寸感，裁夺感的写作，加之对沪上方言有节制的经营，更添一段风情。其笔下的生活越是平淡琐屑，所有的波澜就越是向内翻涌，正如一次又一次的“大团圆”，从来都比表面的太平世相芜杂百倍。

作者的叙事功力与文字经营，不妨以小说开篇的第 一次家宴为例。爷爷尚有最后一口气未断，袁家大小在病床前支起了送终的饭桌，五岁的小侄子却“猛然发嗲要吃濑尿虾”。人物传神的身段情态，小市民的讥诮，加上“我母亲”告诫的闪回，使得时间，生死，亲疏，在短短两百字里被裁成一幕精彩的荒诞剧：可小天王不依不饶，往大表嫂脸上就是两只耳光。这个令人咋舌的大动作，我们都假装没看到。但因为他的手太小，表嫂看起来并没有生气，只是将那几句话翻来覆去念叨着哄他，充满了柔情蜜意的温存。当母亲真是不容易。

“‘宁跟讨饭的妈，不跟当官的爸。’我母亲曾经对我说。

“‘小祖宗要死咧你，真是和我们家猫猫一样，我打它是假打，它打我倒是真的，嘿嘿嘿小物什。’大表嫂圆场说。

“‘是呀，我们小区里的猫猫狗狗都哈凶！畜生难养啊！’我二姑不紧不慢地答。

“突然间，那小天王仿佛顿悟了什么似的，从母亲腿上一跃而下。

“他从圆台面的地洞里钻到我爷爷床边，指着他的鼻子问：‘太爷爷，你到底什么时候死啊？我要吃濑尿虾啦。’”

二

原生家庭破碎以后，漫长的亲情格局重组，与袁佳乔被父母忽视的青春期重叠在了一起。然而饭还是要吃，日子还是要过。早已失去了原初滋味、却又躲避不掉的“团圆饭”，变成了袁佳乔硬着头皮也要上的难关。旧家瓦解，新家接替，间杂着大家族与小家庭的因为拆迁、分家引发的利害纠缠。“盛宴”是这一沧海桑田的见证者，更是直接参与者。于是眼看着新人起朱楼，宴宾客，旧人楼塌了，旧境丢难掉。

在小说中，袁佳乔渴望又恐惧着能逃离红白喜事的家族负累，与父亲单独吃一顿简单的家常便饭，这一微小却难以实现的愿望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悬念。父女隔阂，是实实在在的情节，却经由张怡微之手，剥露出亲缘关系与亲密关系的悖谬：袁佳乔的悲哀，在于举目席间皆是“家人”，却无一人可与之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故而小说不厌其烦地铺陈八顿之多的“团圆饭”，或来自更深的情感动机：即取得“表面的和平”之后，不善直白表露感情的两代人，究竟要如何在沉默的，积少成多的岁月中获得真正的和解？

这一和解，显然来自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艰难努力，正如小说中所写的：“小茂怎会懂得这些家常菜背后的滋味。又怎会懂得我们这个再生家庭曾经走过的万水千山。”

对于“团圆饭”与家庭关系重组的光影与文字再现，令人想起李安90年代的“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以及同样表现再生家庭问题的鲁敏的《六人晚餐》。在这些作品中，饭菜的隆重或朴素，个中亲疏隐喻实已丰富，掌勺者所象征的父权与话语交替，席间的声音与沉默皆大可玩味。《细民盛宴》的突破，在于借“家宴”起事，对“家”的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张怡微曾在创作谈中提及，自己的初衷“是想写一部以次要人物为主的家庭小说，即不以‘祖父、父亲、我’为主干的故事，相反聚焦家族中的一些‘毛刺’人物”，类似于继父、继母、继子、继女，那些家族墓碑上不会有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张怡微：《“有情”与“无情”之间——与＜细民盛宴＞有关的两点想法》）对“毛刺”的择选，是张怡微作为年轻的“80后”写作者，有意跳出前辈家族小说窠臼的眼光。在小说里，继父继母，继子继女，这些本无交集的人生，因为新的称谓围桌坐定，有如加冕仪式。而一场接一场的“团圆饭”，都在重新划定“家”的边界，也让“家人”身份变得更加暧昧和多元。

令人意外地，张怡微轻轻击碎了了原生/再生家庭陈旧的亲疏框架。她塑造了宽厚的继父，良善的继母，相比于无能的父亲和任性固执的母亲，继父继母更多地象征了人间世事之中，无关乎血缘的亲暖与善意。以至于袁佳乔虽然沉溺在家庭破碎的自怜情绪中难以自拔，却始终对闯入青春的继父继母心怀感激；某种程度上，这种“善意—感激”的互动，甚至比对亲生父母更多。看到恩爱十年如初的母亲和继父的时候，袁佳乔也感到“其实离婚也没有那么可怕，婚外恋也不像电视里那么讨人厌。反倒是结婚太哀凉了，简直像丧礼一样。”（第295页）“在漫长的严酷的岁月里，有时我们和继父继母的照面，未必是最差的一种相遇。”（第280页）

三

袁佳乔一步步深陷草率失败的婚姻，是小说的高潮，也是迎来尾声和解的大转折。要等到亲身体会过创

建并拆毁一个家庭的委屈和不易，袁佳乔才真正“痛”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明白了对过往的误解之深，也就渐渐明白了“细民”卑琐表象下的韧性。其历劫后的大成长，又何尝不是源自同一段细民的隐忍刚柔？两代人之间，到头来同途亦同归。“那是我第 一次发现自己竟然也会在一顿团圆饭上一厢情愿。我觉得自己的老了，我终于和我的父亲、母亲、继父、继母一样只希望表面的和平，而不追究什么真相了。我终于成为了一个我童年时那么嫌鄙、轻蔑的市井细民，说着弥天大谎来取悦、安慰自己。”（第296页）其实不善表达情感的父亲母亲，继父继母都没有变，或许袁佳乔对“细民”的质疑也没有变，变的是“了解”，难得的，亦是了解。“胎死腹中的婴儿”和“未完成的母亲”作为一组残酷而不乏自我解构意味的象征，帮助袁佳乔与自怜自艾的“漫长的青春期”割席，超越，并最终以“新生”之身重返自己的两个家庭。

是另类的青春残酷物语，另类的家庭写作，成长小说，又或是另类的海派世情书。总之，少了些怨怼，多了些自嘲；少了些腌臜苟且，多了些良善体谅。

张怡微近年来的写作，往往不是要“提出什么问题”，或“想象什么其他的可能性”。更多的时候，她是在探索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的“有同情的理解”，而这并非易事。“事非经过不知难”是其新作《樱桃青衣》中的一句话，或可概括这种拙朴的同情与理解，慈悲与关怀，非自己设身处地，亲历过一遭不可抵达。就像对于吃了八次家宴的袁佳乔而言，最后终于能够为父亲亲手做一桌简单的、只属于两个人的饭。但究竟上海已在二十年间看尽薄凉嬗变，人何以堪。姗姗来迟的父女温情中，也染上了岁月本相的残忍：

“我会做的菜都太简单，连我自己都难以打发。糖醋排骨、酒香豆苗、菠菜肉片、西红柿牛肉汤。

“但父亲速速吃完，而后突然说：‘我现在糖尿病了，其实不好吃糖。’

“我吓了一跳问：‘那怎么办啊？’

“他不以为意，‘没关系的，你的饭我还是要吃一吃，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吃饭，大不了去医院。’

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大约是《细民盛宴》里的隐痛，慈悲与大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