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南行的列车上断断续续地看完了怡微的这个长篇，说实话，很受触动。

怡微刚过而立之年，岁数与笔者相差不大，是一名典型的“80后”作家。她最早是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却走上了一条与昔日“同行”们大相径庭的发展道路，这事实本来就很耐人寻味。写作和修改《细民盛宴》期间，她正在台湾政治大学攻读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兴趣是明代小说。写作的灵气本就不缺，再加上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过程，怡微试图在“作家”和“学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从她一贯的自我定位来看，前者大概还是她心目中的本色当行吧。

上海是怡微从小到大生活的城市：她自称“出生于工人新村”，而且“总计住过三个工人新村，至今都是住在新村里”。这种成长背景让她的作品里多的是上海的工人群体以及他们的下一代——这些“80后”、“90后”至少从表面上展现了与他们的父辈迥异的生活观念和趣味。怡微的此类题材写作，往往脱胎于亲身经历，故既能写出“细民”名副其实的日常之“细”，又能发自内心地对写作对象的命运倾注真切的关怀。从她的“家族试验” 写作计划和将《细民盛宴》安排在“重头戏”的位置上，显然可以看到作者的雄心；而从她自2013至2016年的前后共四稿修改上，亦见得她对这一作品写作质量的慎重把握。

贯穿整部小说的是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袁佳乔，也即“我”的自述构成了全书的完整骨架。平凡人世中的平凡人事，这一书写传统在中国悠久的小说历史上自能找到其流脉，尤其在被普遍定义的“家族小说”那里更是特征显著，但怡微并不希望把全景式的大家庭场景用极其客观冷静的解剖医生式写法展现给读者，她更看重个体的主观、感性经验在面对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时不断开掘并被主人公体认的自我局限。读者在这样的作品里无法确知“我”以外的其他人究竟如何思考，“我”所能最大化的也就只能是基于自家判断的、对于破碎-嵌接原生家庭以及与她有关的家庭成员的后理解，也即意味着小说中的议论主要建立在与事件的发生拉开了时间距离的回溯基础上。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盛宴”这一意象地位非同小可。“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心目中的饭局往往蕴藏着远比解决口腹之欲更复杂的内涵。以本书的例子来说，围绕“我”的家庭展开的几次“盛宴”——他们吃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都在扮演着情节助推器的角色。开篇不久，怡微就向读者展示了家庭内部冷酷的一幕：“我”的祖父什么时候才死，竟然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个“童言无忌”的小天王看似天真无邪的问题，隐隐地打上了鲁迅在《颓败线的颤动》中描绘的那个对外祖母挥着一片叶子喊杀的孩子的烙印。全书的冷色调借此奠定。后来的“盛宴”给笔者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两次：一次是“我”在小茂家因为其母的冷淡而吃的那顿很不愉快的饭，另一次则是“我”的父母在十六年后重逢却不能清除误会和敌意。其实不论是有谁在场，当时的氛围是融洽还是尴尬，“我”拟想中的借助饭局缓和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案几乎都会落空。但好处也不是没有，面对面的互动总有助于看清人际关系中不能和谐的因素，毕竟此时一个人即时的反应最难讳饰。饭桌上无意的一个动作或一句话，都牵涉到所谓人情艺术，“食文化”之复杂面向可见一斑。

正是在处理自己的终身大事方面遇到了诸多棘手的难题，怡微才借袁佳乔的思想大发感慨：没有谁在青春曼妙的年纪里就能准确无误地预料到未来自己的模样，预料到自己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包括预料到自己会离婚、再婚，会成为别人的继父继母。人活一辈子，免不了碰上些始料未及的事，所有人在人情世故面前都可能是新手；那些并非大忠大奸，充其量不过是市井里被大事小事搅扰着的黎民百姓，或许也只是在一部分场合表现得成熟稳重罢了。只是，孩子何辜，也被卷了进去，甚至在他们长大以后，竟也无从避免上一代人的悲哀。有过相似人生经验的怡微大概嗅到了历史循环定律“惘惘的威胁”。所以我以为这确是她用心经营的“苍凉”之作。

最后笔者想谈的是怡微作为一位青年作家具有怎样的发展可能性。她成长于上海市民社会一个单亲家庭，又早早开掘出了出色的文学才华，自小承受的心灵疼痛感被转化成敏锐的洞察人心功夫，本就十分利于打磨出优秀的作品，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很多读者都从她的作品中看到了超越实际年龄的老到，《细民盛宴》里人生哲理式的佳句警语屡有出现，此类毫不矫情的感悟是实打实地植基于生活本身，猝不及防地杂陈在琐碎的平常的叙述中的，每每需要读者放慢节奏，掩卷沉思。虽然不好断言怡微一定会达到甚至超过张爱玲、王安忆等善写上海市民生活的前辈女作家的高度，但以她目前的发展走势来看，整体已经不大景气的纯文学在未来至少二三十年内仍存有值得期待的理由。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