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名作家的创作能不能再现时代？这很难说，毕竟首先他必须在形式上尽力地真诚，又要尽力地在素材上东拼西凑。形式和内容摩擦的地方，恰恰是看出一名作家真实情感的现场，而面对张怡微这样本身就是专业读者的作家，其他读者显然需要从不小心落下的蛛丝马迹中发觉其意图和真相。

在《细民盛宴》中，作者仔细地刻画了袁佳乔从少不更事到而立之年，面对父母离异再婚，面对家族成员勾心斗角，面对个人情感生活起伏时的心理变化。按张怡微的话说，这部长篇作品是她“家族小说”计划中的重头戏，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家族成员们在袁佳乔的世界里你来我往，实际上真正能够称之为形象的却只有离她最近的几个家庭成员：她的父亲、母亲、继父、继母，剩下的人对她来说，只是一些寄托着模糊情感的影子。在这些影子身上，又总是沉重地压着他们的身份：二伯、三伯，诸如此类。

在阅读的过程中，眼尖的读者总会发现一些西方理论和中国古典语言之间的冲突，因为作者常常不自觉地使用一些质地坚硬的名词，配合着三段式的情绪节奏，紧接着是突然出现的柔软而又惊人短暂的表达。

我母亲不喜欢大自鸣钟，说那是下等人聚居地，上海人说“下只脚”，就是将人的分类置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本质决定论中。其实，在如今的我看来，那不过是母亲躲避去婆家的借口。

同时，她还会试图表达一种突如其来的流畅感（“连个表达符号都没有渗入”），和间或使用的重复段落（“宁跟讨饭的妈，不跟当官的爸”）。

其实在“梅姨”甫一出现的时候，袁佳乔对她的既排斥又同情的心态，就应该让我们猜测，这个“梅姨”是作家的一个影武者。甚至她的穿着都不断让人想到张怡微对自己可能在某个场合的形容。

我父亲的女友，则穿了一身暗紫色的绒线衫，安安静静坐在一旁，她的胸口还车了一朵同色系的大花。虽然感觉夸张，但毕竟也是故意的朴素，带着一种精心打扮过的哀愁，显得与这屋子里没分寸的其他人格格不入。

唉！就是这种“精心打扮过的哀愁”过分地充满了这部作品的边边角角。很多人更倾心于作者的散文创作，她的小说几乎是把一种伤感的情绪当作了主题。所以，与其说这是她所谓的“世情小说”，我们不如说这是中国21世纪新伤痕时代的感伤小说。在那种刻意为与“大”时代相对而作的“小”生活，其实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微小抗拒。倒不用把这种微小当作是作者身为女性的脆弱，因为同样是“80后”作家的张悦然在其《茧》中表现出的是同源异形的“厄勒克特拉情结”，在后者的小说中，李佳栖对父亲世界的追寻和反抗不仅仅停留在情感的层面上，而是更进一步地付诸行动，因而在情感上也显得更为尖锐和真实。

在《细民盛宴》的构思中有一个最大的疑点，就是作者把袁佳乔塑造成了一个在家庭中沉默寡言的异类，同时在家庭外的生活中她似乎也是沉默的。而现实中，经历过父母离异，哪怕是差点离异的子女，在家庭以外却常常表现为爱惹麻烦、具有侵略性、热衷于引起他人的强烈注意。在主角的身上，所有这些特点都被她用来放到对自我与周遭关系的攻击中。她一边心中藏着虚无的念头“人生大部分的选择都是很偶然的，但任何一种选择之后，都需要绵长的意志力来克服浅滩暗礁的责难。选错了，也没什么，大部分人都选不对。”（第1页）“然而除了忍耐，她也别无选择。或者说，她已经选择了。再婚这种事，大多数人都选不好。选错了，其实也没什么。”（第88页），一边不停地用假装思辨的言语批评世事，结果让这些突兀的话疏远而不陌生。

所以，从审美的角度而言，作品最大的问题是同情心太多，而能做的事情太少，在真实的苦难与想象的美满之间，临渊羡鱼。像“所有的丧失一夜之间又团聚成圆满”（第60页）这样的语言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本来不必有，但就像作者说的，“如果能看到世情小说牺牲格调背后的那个意图、同情，那便是更有趣的事”（第198页），似乎一些多余的、被主动宣示的情感就不那么可疑了。这个所谓的“牺牲格调”是令人费解的，直到我们看到作者在“后记”的末尾举出了《新约》的例子，答案才呼之欲出。作者用“此时此地的生命不过是个流泪的幽谷，或只是个过渡”这种甚至根本不像出自《圣经》的话来解释她的感性，实在是容易让人想起“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和“每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一类十足kitsch的表达。

或许袁佳乔想的没错，写小说这种事，大多数人都写不圆满，其实也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