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人民，是百姓，但绝不意味着“我”就可以代表“人民”，尤其不能认为“写我”就是“写人民”。要对狭义与广义准确理解，也就是把“小我”与“大我”进行正确的区别。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首先应该清楚“小我”与“大我”的界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在创作中去书写人民。

只有真正地去深入生活，才能明白“我”与“人民”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清晰只是“写我”的内心情感，绝不是等于写了“人民”的情感。因为“我”只代表自己，而“人民”代表的是广大的群众。

一

“怎么写”与“写什么”，永远是写作者躲避不开的两个问题，也是永远需要明晰的问题，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与模糊。“怎么写”是写作技巧问题，用怎样的方式讲述故事，相信每个作家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但“写什么”则不同，这个问题不能模糊，要有准确的判定。比如关于“人民”的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个错误的言论：“我是人民，我就是人民中的一员，所以为我自己写作，就是为人民写作。”这个观点乍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关于这个观点的备注，好像更加接地气，“作家不要把自己摆得很高，作家就是百姓”。这样的思维久了、说多了，似乎真的认为这是正确的道理。其实不然，因为这样的观点已经模糊、混淆了“我”与“人民”的准确定位。

“我”是人民，是百姓，但绝不意味着“我”就可以代表“人民”，尤其不能认为“写我”就是“写人民”。在这里，不能发生曲解，更不能偷换概念，要对狭义与广义准确理解，也就是把“小我”与“大我”进行正确的区别。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首先应该清楚“小我”与“大我”的界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在创作中去书写人民。

书写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的生活、精神，还有内心世界，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最好的办法，那就是深入生活，更加广泛地接触人民群众。

二

丁酉鸡年初始，我带着天津正月十五的鞭炮声，开始了京郊大地上的行走，去结识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园林、林业工人。采访园林、林业工人，对于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的工人。

身居城市的人，越发向往静谧的林地生活。但又不能过于遥远，“森林与城市”应该像一个人的左手、右手，能够顺畅的十指交叉，就像亲近自然的梭罗那样，有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瓦尔登湖，从而“每一个清晨都是一份快乐的邀请，过和大自然一样简朴的也可以说同样纯洁的生活”。

居住在京津冀一体化生活圈内的我，曾经那样惧怕沙尘暴。记得那年我戴上口罩、关紧门窗、拉上厚重的窗帘，却依旧能够嗅到令我窒息的呛人的空气，早上起来，窗帘下面堆积着一层薄薄的黄色的细沙。现在，这种疯狂的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没有了。我很好奇，这是为什么？

有人告诉我，因为从2012年6月至2016年6月，北京市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植树造林工程，也是在中国林业史上将要载入史册的“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当然，肆虐华北地区沙尘暴的基本消亡有着众多的改变力量，但是“百万亩平原造林”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作用。我想探究这个还没有广为人知的“支点”，更想要接触广大的园林、林业工人。

三

我要做的是深入到北京市园林（林业）局下辖的各区局及其下辖的数百个林业站，要采访刚刚结束的由国家林业总局指导、北京市林业局具体实施的“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采访那些因为“平原造林”从而“制造”了震惊全国林业系统的“隐藏在山林皱褶间”的林业工人，之后，我要完成一部2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平原森林》。

所有人都在问我，你想到哪里采访？我说，基层，我要书写基层林业工人——书写那些默默无闻的造林人，书写林业工人无怨无悔的壮举，书写林业工人的内心情感，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对理想的憧憬、对生活的遥望。

平原造林是在广袤的平原上“造出”森林，也就是集中连片、林水结合的面积在千亩、万亩以上的成片林地，最少的也不能低于百亩。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造出100万亩以上的森林景观，这几乎就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是经过北京林业工人4年的艰苦奋战，如今已经完成了。

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林业工人完成的。

这些林业工人，以六环路两侧、城乡结合部重点村拆迁腾退绿化为中心，将重点河流道路两侧、航空走廊和机场周边、南水北调干线两侧进行周边绿化，他们用铁锨、镐头，用双手、用肩膀，“扫荡”了那些废弃的砂石坑、荒滩荒地，打造了中关村等8处湿地公园、龙湾屯等7处乡镇休闲绿地，他们就像希腊神话中引来河水的赫拉克勒斯，将困扰首都多年的“城市像欧洲、近郊像非洲”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四

我认识了房山青龙湖林业站的站长孙士进。这个1960年出生的林业人，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始终都与树木为伍。他拥挤、逼仄的办公室，窗户正好对着占地一万多亩的青龙湖森林公园。那些丘陵状的山坡上，是有着花冠木、乔木、油松、侧柏、山桃等一百多树种的森林。但是谁能想到，过去那些山坡上，是有着4000多座坟茔的荒地，一年四季风沙漫起，犹如千军万马踏过。为了造林，就要迁坟，孙士进带着林业站和乡镇上的人，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认为迁坟就是惊动祖宗的老人们，怎么也想不通，孙士进耐心解释，硬是蹲在地上做老人们的思想工作，一直说到晚上11点，说得口干舌燥，最后感动得人家给了他一个小凳子，端来了一杯白水。一座坟，牵动一家人甚至几家人，4000座坟，这得牵动多少家人呢？可是他们把所有人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在植树季节到来之前，完成了土地腾退工作。已经快到退休年纪的孙士进，至今还是一个科级干部。他笑道，科级正好适合我，我就想跟这些树在一起，一天看不到它们，我心里就会发慌。

我认识了大兴永定河畔诸葛营村的窦玉荣。这个从农民变成林业工人的中年女子，早年在地里忙了一年，一亩地只能收获800块钱，为了节省费用，她自己徒手刨挖白薯，双手血迹斑斑。平原造林，国家一亩地给她家补贴了1500块钱，她自己也成了林业养护工人，除去“五险一金”，每个月还有将近3000块钱的工资。最主要的是，已经干涸的永定河道，春夏秋冬都是风沙，家里的一个窗台，一天能收敛一把沙子。现在好了，种上了树，永定河道成了远近闻名的风景地。这个脸庞红扑扑的乡村女子跟我说话时，脸上洋溢着笑容，闭上眼睛听她说话，你会感觉她似乎在蹦跳。窦玉荣一遍一遍告诉我，她现在出门戴纱巾，完全是装饰，而过去是为了挡沙子。

我认识了延庆风沙源育苗中心米家堡苗圃的李忠良。这个少语、腼腆的“70后”，还有另一个身份——林业站副站长。他整天的工作就是跟小虫子打交道。一种叫“延庆腮扁叶蜂”的小虫子，已经在延庆山林中“居住”了30多年，它们蛰伏在油松的叶子上，慢慢地肯吃叶子，喷药、喷烟，无济于事，它们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还有一种小虫子，同样有着拗口的学名，叫“纵坑切梢小蠹”。这两种好看的红色的小虫子，一直是李忠良的“忠实伴侣”。1995年成为“林业战士”的李忠良眨着小眼睛，低声道，我从上班那天起，就和它们战斗。这个做梦都会梦见漫天遍野小虫子的老实人，最大的理想就是把它们全都杀光，让山中的树林不再遭受虫害。

我走遍了北京8个区的林业局，认识了数十位林业工人，还有5个区林业局在等着我。北京市林业局领导问我：作家，你还来吗？我说：怎么不来，我有约定。

跟谁的约定？

跟林业工人的约定。

五

“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至今已经完成了造林105万亩，那么有多少棵树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告诉我，有5400多万株。就是这些新栽种的树，使得北京平原森林覆盖率从2011年的14.85%提高到25%以上。就是这些新栽上的树，可以滞尘133万吨，吸收二氧化硫9600吨，热岛消减总面积1550平方公里，等于给首都增加了一个巨大的“净化器”。

在写作《平原森林》的日子里，我的眼前总是出现那一株一株的树，总是出现孙士进、窦玉荣、李忠良……还有许多林业工人的面容，他们安静地站在树木后面，向我微笑着。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金蔷薇》里说，“一个作家若不能使人们的视力增添哪怕些许的敏锐，就不能算是一个作家。”我想，要想修炼这种敏锐，就要匍匐大地，倾听大地的声音。

坦诚地讲，在没去基层林业站之前，我心中一直忐忑，这“种树的故事”该怎么写？好多人也跟我说，这个题材不好写。可是一路走下来，我心中有了底，写“百万亩平原造林”，其实也就是写“百万个林业人”。写“树”，就是写“人”。这个“人”，就是人民。那些基层林业人的笑容，令我迷醉。他们和我约定，等到北京夏季、秋季来临时，他们等待着我，要带我一起行走在树林里，迎接着清香的风，完成我们的约定。但我也知道，这个“约定”不能是一时的，应该是长期的、持续的。

只有真正地去深入生活，才能明白“我”与“人民”的联系与区别。才能清晰只是“写我”的内心情感，绝不是等于写了“人民”的情感。因为“我”只代表自己，而“人民”代表的是广大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