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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生于陕西永寿，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中心博士后，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曾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报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数项。曾获“清华大学博士生科研创新基金”（2010）、陕西省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年汇优秀论文奖（2014）、第四届陕西省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015）等。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和价值判断，“知多偏好，人莫圆该”。那么，批评诸要素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学识、视野，抑或眼光、方法...？窃以为，最关键的还是事实感——艺术经验里真理性内涵的呈现。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艺术作品的真理性既不孤立地体现在作品上，也不孤立地存于审美主体上，而是存在于过去与现在的沟通，以及“不断更新的被经验的实在性”上。由此可见，事实感是一种无形的“软能力”，是一种看起来极为普通而又十分难得的批评才能。但它无疑是批评的生命线，关系到批评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缺乏事实感，批评就会“东面而视，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批评是知识与思想、美感与经验、事实与判断力融合而成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结构和能力。学识渊博、视野开阔、眼光深邃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这些并非充要条件，不能保证形成恰切得当的判断。批评活动的可靠与有效，除了基于这些要素形成的审美经验之外，决定性的因素是建立在事实感之上的判断力。托·斯·艾略特曾郑重地指出：“批评家必须具有非常高度发达的事实感。这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或常见的才能。它也不是一种容易赢得大众称赞的才能。事实感是一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起来的东西。它的完美发展或许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点。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事实领域需要去掌握，而我们已掌握最外面的事实领域、知识领域，以及我们所能控制的最外面的领域，将被更外面的领域用令人陶醉的幻想包围起来。”批评是全面的、综合性的活动，它不仅需要理论和技巧，更倚重于文学知识和生活经验而形成的价值尺度和事实理性。这种事实感的形成，漫长而艰难。它面对人类的文学传统和价值经验，立足于现实生活，在批评主体的审美经验、批评实践与自我反省的砥砺中不断调整磨合，最终形成稳健得当的差别意识和价值等级。

批评的事实感置身于人类的文学传统和价值经验之中，并在与现代审美经验的双向互动中“守故鼎新”，判断批评对象把握现实的宽广程度、深入本质的深刻程度，阐明它说出的能力以及“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进而重塑传统。在只能“看到脚面”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在向传统与经典的返归中寻找经验支持和价值支援，从而获得抓住要害、指明关键的批评能力。这种“返归”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文学中持久而过硬的东西，什么是可以“确信”的；一部作品有什么样的意义，应该摆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有事实感的批评，在向文学传统的不断返归中，探索传统发展的逻辑与批评对象深隐的秘密；通过考察文本的整体性，以特殊的方式突出那些被忽略的、然而却有重要意义和整体价值的一切，肯定那些逸出传统的戛戛独行的“创造”。以事实感为支撑的可靠价值区域，同批评者的感觉、经验、才识熔铸为敏锐的感受力、可靠的判断力和对真理性内涵的固执追求——不被理论拘囿，不被现实限制，不被现象迷惑，不被派别蒙蔽，能以敏锐的洞察、深邃的剖析与清明的阐述，透视批评对象的真实意图；能够克服暂时性和相对性，同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构成的意义世界建立联系，确定其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所属艺术门类的发展要求，并探寻新的端倪和趋向。

文学批评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联系并获得意义的真理性活动，事实感像航标一样，起着决定性作用。事实感是一切批评活动可靠、有效的充要条件，是杰出批评家无不具备的突出才能。也是文学批评生机勃勃、历久弥新的唯一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