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梁（上）
公元一九八二年谷雨前，刘山松的父亲已将二亩洋芋种好，留下吃的，剩下的好乘读高三的儿子礼拜天回家，拉到二十里外的镇上去卖。
山松的母亲在前面牵着那头拉架子车的枣红色的犍牛，他的父亲在后面帮着推着，逢下坡路帮山松扶着车辕。谁知正艰难的爬到半山腰的70度陡坡时，一只野兔从路旁的草丛中跃过，那头受惊的牛，头一低，圆睁铜铃似的两眼，尾巴一扬，迈开四蹄像下山虎一冲，“嘣”的一声，套活绳子断了，惨剧转瞬发生：一千多斤洋芋连车子重重压在他的父亲的背上。
再有五十天就要高考初选，初选不上，当然没资格挤过那百中选一的“独木桥”。在这人生的最关键时刻，父亲的突然离世，无疑如“晴天一声霹雳”，将这个年仅十九岁的少年震得手足无措。咬着牙挺下去，挤过“独木桥”跳出农门，还是毕业了承继父亲的职业，让母亲安度晚年。残酷的现实，不得不使他想出两全之策：一方面参加高考，一方面参加了县政府招考乡镇干部的考试。无论是高考还是考干，都是十年内乱结束恢复考试的第二年，在那百中选一的高考中，应届生能考上大学几乎是凤毛麟角，应届一年选上，复读一年考上，就算一个尖子生。山松第一年预选上，正式考试正好上了分数线，如果志愿报好，会走一个专科的，可惜他报了一个省内定向招生学院，全省只录三名，本来他的分数在录取的三人中高于两人，可一个是教师之女，加10分；一个已复读了两年，年年差几分，学校为争取一个名额，将那个报为三好生，加10分，他只好被无情地挤下独木桥。像他这样上高考分数线的，复读学校是免费的，所以，山松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考干，无论他的同学，还是他的课任教师都为他惋惜。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班主任老师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告诉给他的话“山松，你是我们班的尖子生，你父亲的不幸遇难，对你的打击很大。自古雄才多磨难，你应该拿出男子汉的气魄，振作起来，重振旗鼓，东山再起。人生的路口关键时一步踏错，会影响一段时期甚至一辈子。……”
他更不能忘记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的同学李招弟说的话“你甘愿将青春年华无私奉献在那穷乡僻壤，山大沟深，交通闭塞，半年看不到报纸的农村吗？整天同那些泥台子、土孩子打交道，一月又领着40元的工资，还不如一个农民自在。再说像你应届一年上分数线的，全县没几个，复读一年起码考个一本。”招弟虽预选上，高考差二十分，但她满怀信心，在临复读时，特意来看山松，几乎用乞求的口吻劝山松放弃当民办教师，同她一起复读。可无论她怎样地苦口婆心地乞求，都没有打动山松放弃复读的决心。心灰意冷的她，怅然若失地赌气夺门而出。
让山松难忘的是，参加县招考干部成绩公布，他的成绩是全县第2名，被税务局录取，乡税务所资所长亲自到他家道喜，并热情的带他到税务所参观，同时介绍另外一个和他将一起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并通知他到生产大队开证明以后，就可以等正式工作通知了；山松兴高采烈的去找生产大队文书，谁知道文书听他说完，冷冰冰告诉他，需要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报乡政府批准才可以开证明，他只有回家等待，两个星期以后，一个熟悉内部情况的朋友告诉他，你的录干机会被人家偷梁换柱，让你们村子旁边那个生产大队的文书王槐水顶替，已经体检上班工作了。
也许年轻气盛，山松写信给当时的县委书记反映被冒名顶替的事情，县委谢书记亲自批示，派了县组织部两个干事调查这个事件，山松暗暗庆幸，遇到青天大老爷了，可是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只有一条知道，输。山松不仅没有被平反昭雪，还被下了一个说大话的莫须有罪名。其实稍微能够思考的都知道，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孩子，书生气十足，没有什么权力，大话一词怎么能够用到身上；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连组织处理自己的党员也可以下一个“不热爱家乡”的结论，何况一个困难家庭的孩子，还不是可以随便说一个贬义词。欲加罪于人，何患无辞？
开学已一周了，招弟也交了三十元复读了（初选上线的底十元，离高考分数线差一分一元）。他像失群的孤雁，一个人坐在吃水泉边，手里捏着泥娃娃，一会他，一会招弟，捏好又攥在一起。他想：招弟此时一定已安排了合理的复读计划，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更加发奋努力了。此时，他多么想对着这山谷大声放浪地唱一下，尽情发泄心中的郁闷。可父亲临终痛苦挣扎的情形他永远淡忘不了，那句刻骨铭心的话：“山松，你娘俩要挺下去！”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上。
丧父、工作被冒名顶替、连复读也没有希望，他陷进泥坑了。
读书无望，父亲早逝，工作被冒名顶替，还背上莫须有罪名，他一夜成熟起来。死心塌地脸朝黄土背朝天了，白天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晚上在灯下苦读书，只要是文字的书籍，能够借到的，他都读。
也许是命运捉弄人，一九八六年初秋，他再一次参加县教育局的代课教师招考，竟然被糊里糊涂录取了，（因为前几年他是被乡政府纳入告状黑名单，是不可以招聘使用和看管的人）。
八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当他将水挑到家时，一初中生捎来乡教委的文件，让他星期一到黄草坝完小报到。上高中简单的铺盖母亲已拆洗好了，他开学初就捆扎成了。一看到家中里里外外全要母亲料理，他的心猛一酸。
“娘，农活你能干多少算多少，礼拜天我再回家干”山松边往自行车上捆绑铺盖边劝慰。当前农活是犁二层地压化肥、粪，准备种冬小麦，他准备就绪，借礼拜天会种上的。
当雄鸡的初啼划破苍穹，山松娘蹑手蹑脚下了炕，煮好两个荷包蛋，才将儿子叫醒。
再差一月是中秋节，但农历七月十五的月也是那样皎洁圆满。当东方露出鱼肚白时，那皎洁的月还是那么明亮。母亲将儿子一直送到庄头，在泪眼婆娑中不忍离去。
山松到了学校门前，学校的门还没打开，但已聚集了许多同学。六年级一男生说，里面住着本村的一女老师和她男人照应学校（82年以前的民办教师，听说在“文革”时还上过北京，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呢，男人当过兵，复员了，女老师闹着不跟了，男人到大队支书处送了礼，争取上了民办教师，才将女人稳住。当然这是山松后来听到的。）。山松敲了敲门，才将男人唤出来。接着是其余四个民办教师陆续到校，他们都是本村的。校长栾老师是去年刚转正的，离家二十多里，来得最迟。
学生们好奇地将头贴在玻璃窗前望着这个“娃娃老师”,“啊，那么年轻当老师！”“不知给哪个班上课？”“当我们的班主任就好了”……学生们像小鸟一样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打破了晨读的习惯。
早操过后，照例是校长开会。那天会议首先说修建问题：全县“普九攻坚战”的号角已吹响，集万民之力，打“普九”硬仗，村民“一瓦一砖一椽”自筹资金修村学。山区老百姓除了捐资盖本地小学外，还要捐资盖联合中学。教育局长开学初引县上“四大家”（人大、政协、县委、政府）逐乡逐校摸底核查，我校一年级教室已定为D级危房，立即关停。但村民们意见纷纷，上一周我同村支书，村主任协商，学校抽一个人负责修建，村民自筹资金，有钱的出钱，有劳力的出力。所以乡教委又给我们分派来小张，接任我的课程，其余的课不调整。一年级搬到另一老师办公兼住宿的房中。接着他又说了开学第一周学习和卫生方面应注意的问题。
人生最关键的一步，年仅十九岁的他很轻率的迈出了。也许他对未来更充满希望：教三年书，像那些民办教师一样，考上师范，带薪进修，成为吃皇粮的正式老师，一则减轻上大学的经济负担，二则替母亲分担点农活。也许，他真的像他的同学招弟说的那样：“被文学迷昏了头，为了寻找创作的活源，甘愿过早涉入社会，受苦受难，饱尝生活的艰辛”。
的确，当作家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那个精诚的梦，他起早贪黑，高一时就亡命地爬着格子，亡命地邮寄。为了买邮票，常常将母亲一周买菜的五元钱花光，也许诚心真的感动了缪斯之神，变成铅字的豆腐小块多了。市报、省报，有一篇散文居然在中央电台“子夜文学”节目中连播三次。“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不成熟的光环倒害了他，正如他的班主任老师说：“像他这样有天资的学生，高三关键时期，将写小说的精力用在背英语上，英语若答上六十分，完全能考上一本。再说应届一年能上高考分数线的在全县没几名，他却又放弃复读的大好机会。”人生的路的确紧要处只有一步，一步踏错会影响他一段时期甚至一辈子。
这是一所完小，共有六个年级，六个老师，人人是班主任。校长历年代毕业班，现在该是山松的，共有三十八个学生，当校长将他引到六年级班里简单介绍后，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使他有点紧张，看着几乎和自己等高的同学们，一向善于言辞的他今天却结结巴巴、词不达意。
他被安排任六年级班主任，代他们的语文、品德、自然、体育，又代二年级的数学。除了一周两节音乐课他稍有喘息的机会外，从早到晚忙得他晕头转向。晚上备课，批阅作业常常熬到深夜。学校也没有电视，邮递员也很少来这儿送报纸，除非学区开会，校长才会带来报纸看过期的“新闻”。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是那台“德生牌双波段收音机”。繁忙的工作，单调的生活，倒使他写作的欲望像鹅毛一样撩拨得他心神不宁。晚上，本村的四个民办教师回家了，偌大的校园空阔寂静，只有他和校长，可校长又没代课，往往睡得早。他中学时养成的打“腹稿”的习惯并没有变。一篇文章的结构在脑海中有了轮廓后，如何开头？如何收尾？想好了，他会一骨碌爬起来，如汩汩山泉水，一气呵成。第一周，他已经写好了散文《人生的追求》、诗歌《党啊，我为你唱赞歌》，准备投到《散文月刊》和《星星诗歌》上。
可是，这儿离邮局远，正如招弟说的：“山大沟深，交通闭塞”，山民一月到镇上赶不了几次集。他想将这两封信捎给到镇上赶集的他们，早自习他在校门口探了几次，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挑羊皮去镇上卖的，可他又不知邮局在哪儿？他不禁有点怅惘“唉，自己的青春年华真的要耗尽在这唯见山连山的深沟吗?”招弟此时一定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努力拼搏，他觉得渐渐与招弟距离拉远了。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招弟是他唯一的小学同学。小学五年级共二十六个同学，五个没有考上初中，再加上农村正好实行生产责任制，大人也只好让他们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晨曦而出，日落而息”。到了初中又有几个因逃学自动遛了，三个参军了，现在也复员了。初三又一关口，又把一些拒在高中的门外。他和招弟像马拉松赛跑的运动员，快到那喝彩声阵阵的终点时，本有后劲的他却又落伍了，而招弟却咬着牙即将跃过去，来个“鲤鱼跳龙门”。
招弟的特长是背记，语文虽次于他，但英语成绩次次摸底考试在全级不下五名。他的特长是数理化，语文。正如他的班主任老师说的：“你们两个互补，考本科没问题”。高三六十个学生，只有他和招弟相互争论某个问题合得来。他们又知道他和招弟的家相距不远，周末来去在一起习以为常，有时招弟周末不回家，她的父母捎的钱、菜、馍。山松都会亲自送上招弟的宿舍，有时山松还在招弟的床边上稍微坐一会儿，招弟趁机问一些家里的情况。爷爷、奶奶身体如何？家里的农活干啥？同宿舍里的女生总会偷偷发笑。山松走后，他们总会起哄逗招弟：“你张哥好帅呢，多疼妹妹呀！”其实，招弟还比他大一岁。
初次参加工作，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一周他觉得时间是那么的漫长。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的下午，当他匆匆骑车赶到家里时，看到母亲正弓着腰，两腿夹住苜蓿，一人艰难地给牛铡草，他的心头猛一酸，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父亲在世时，都是母亲整理，父亲铡。一人整理一人铡的难度可想而知。他背过脸去，急忙停下车子，“娘，你整理我铡”。娘看了看他说“心急吗？刚开学，慢慢会习惯的，不要把人家的娃打了，不会了多教几遍。”他想不到从未进过一天学堂的母亲，在教孩子上又这么在理。“多准备些牛草，借礼拜天看能把远处的一亩多冬小麦种上吗”想不到母亲在家考虑的这么周全。
“教师节放假种一亩，下一周星期六天气若不打麻烦，我请一天假，连上礼拜天会种上的。”他劝慰母亲。“你刚工作，请假怕不方便，走了学生娃闯祸，我倒不放心。”他的鼻子一酸，“学校里的事你不用操心了，我会给数学老师安顿好的”。“儿行千里母担忧”他此时才体会出《游子吟》诗中的意境。
开学的第二周，教师节的前一天下午，学校放了假，乡教委召开例年的表彰大会：奖励上一学年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及村支书（名誉校长）。山松刚参加工作，奖罚虽与己无关，但他关注的是五年级的考试评比，当他听到现在代的学生语文在统考中名列倒数第一，学区校长重点批评时，他的脸不由自主的红了。
会后，主管教育的副乡长说：“最后祝各位老师节日愉快，因乡上资金紧张，每位老师发一把雨伞，略表心意。”文教干事在以学校为单位发雨伞的同时，叫八所完小，任六年级语文数学的老师留下，说会议室另有会开。
八所完小，十六个教师，只有他和代数学的“四眼王”（学生私下起的绰号）是代课教师。当学区校长热情地握着他的手笑着说“小张，听说你是高考考上的，因自愿报错而落榜，可惜，可惜！语文功底很厚实，高考五十分作文得四十八分呢，高中时就在省刊上发表作品，真不简单。这就是我分配你到黄草坝小学代语文的原因。只要你所代的语文在全县升初一的统考中，上三个台阶，我们就会摆脱同类学区倒三受罚的窘境。六年级是全学区的一面旗，一好百好。”最后的会议似乎专门是给他开的。会上，他又暗示了六年级礼拜天和寒假的补课、试题的征订问题：“上面虽明文不许补课订教辅读物，但不补不行，不订不行，人家都暗中较劲，我们确实两头为难，谁都怕末尾受罚，假期培训。”
最后，十六个教师分别签定了各自的“达标责任书”，无非是在上学期的统考分数的基础上，及格率达多少、优秀率达多少、人均达多少。他起初前两个各签了增加1%，人均增加5分，但审核不通过，他只好前两个又签了增加3%，人均增加6分。
教师节，对那些“名正言顺”的教师而言，是他们的真正的节日，他们可以学校出一点，自己出一点出去游一天，散散心。但对山松这样的代课教师来说，无非是放一天假，干一天农活。可这也是他早计划好的，求之不得的一天，虽然别人还没大播种开，但他没有那样的资格同他们相提并论。只有这时他才想到招弟说的话：“你甘愿将青春年华奉献在那普九教育上吗？一月50元还不如当一个农民实在”也只有这时他才体味到夹在“民”与“师”缝隙中的这些弱势群体对生活抗争的无奈和酸楚。
原计划教师节播山头上一亩半冬小麦，不料早上就播上了，下午他又播了两亩。他怕墒情好，几天长出土皮，二茬顺便磨了。再没有农民那样潇潇洒洒那样等玉米芽探出头才磨。看到那头正当劲的犍牛中午稍歇息没吃饱累得气喘吁吁的情景，他又怜又恼，想不到一向温顺，任劳任怨的它，竟成了父亲的克星。
教师节是星期四，只放一天假。当他下午播种好沟坪上二亩地时，已是五点半。他匆匆喝了一口生水，就让母亲理草，铡好了两天够吃的。之后，他洗脸换好衣服，母亲也匆忙给他烧好了两个荷包蛋。他要连夜赶往学校，周记批阅了一半，明天有一节作文课，他准备好好讲一节有关写作的心得体会，彻底解决他们写无话说从而写不长，又结构乱的弊病。
“二八月，日头碗里转，巧妇也难为两顿饭。”当山松推着自行车在皎洁的月光下回到学校时，栾校长已就寝了，学校的门里面也关了。山松敲了好长时间才惊醒他。他一看表，已是他高中下晚自习的时候，他想躺在床上借听收音机消除一下整天劳作的疲劳，可开会时学区校长鞭策的话像一根牛鞭抽打着他，“毕业班是全乡的一面旗，特别是山区3个乡评比不可以拉后退，一好百好。”他更害怕招弟见了笑他：“连小学课都不能胜任，代的学生成绩衬底，不羞？”他不得不泡好一杯酽茶，消除了疲劳后，伏案批阅周记。
这个小学里面七个老师，只有校长去年考转正，那代六年级数学的“四眼王”，听说去年差十分，全县一次给五十个转正名额。理该他了。九月份参加考试，考的是初中的课程，可他是“文革”时的初中毕业生。本身不会，课程又变难了。连二元一次方程都解不下来，几何更无法下手。山松本来很忙，在学校又要抽空解答他们的问题。他最害怕辅导的是那个“女中学生”（别人私下称“红卫兵”，听说高小毕业，怕当不上民办老师，托人要了个中学毕业证书，但年轻时的相片不存在了。只好将现在的相片染色了，弄巧成拙，别人说那时有彩照吗?从此人们私下又叫她“女中学生”），连小学四年级的数学都解不下来，他辅导她还比辅导学生吃力。偏偏那个“中学生”极好面子，又不愿让学生看见。所以每当山松课外活动想打一阵篮球时，她准会像不正神遛进山松的房间，然后窗帘拉下，门紧闭，问个没完没了。
转眼到了“中秋节”，山松也工作了一月多了。中秋节的前一天，学校会计到乡教官会领他们的工资，校长的工资山松不知。五个代课教一人一月50元. 50元，整整一月辛勤付出的报酬，还不如他写一篇豆腐小块的稿酬多，但这毕竟是他走上工作第一次领薪。当他完整的交给母亲时，母亲又给他10元时，他坚决不拿。是的，吃的面、油、菜他每周从家带。再说他身上刚领来省报汇来的70元两篇散文稿酬呢。
“20元刚好买半袋硝铵呢”母亲看着他执意不拿的情形，似乎心里乐滋滋的。也许她感到她的儿子已成人了。在那“出入皆白丁”的家族中。出了一个当“老师”的儿子，一向在人前抬不起头的她，似乎活得有精神了。她怎知儿子内心的痛苦呢？
“六年级是毕业班”校长已不止一次念叨过。中期过后，山上的农活也少了。校长也看到山松礼拜天实在没空，就和代数学的“四眼王”商榷：礼拜天，轮流补课。补课费学生收一点，学校补一点，每人一天3元，相当于民教两天的工资。
山松是六年级班主任，理当他收补习费，每生3元。也许他刚从事工作吧，他最害怕的是向学生收钱。校长猜透他的心思，提前在晨操的集合中，反反复复解说礼拜天补习的必要性，又再三强调若上面检查问礼拜天是否补习时，任何学生不许说“补习”二字，更不许说收补习费的事。有校长的强调，山松似乎心里解脱了。他就让班长在点名册上点一个名子，收一个。可活动了，班长交钱的时候，说只有李山娃没交钱。他的脑海中立刻显现出那个同学的印象来：虽是男孩，但寡言少语。穿的比别的同学旧。他想：李山娃家中必定“特殊”。
果不其然，他问“四眼王”：山娃的爸爸在县造纸厂打工中不慎从架子上跌下来，可恶的工头只给了路费，打发回来，至今躺在床上。山松的心一酸，他猛想起上小学时自己因交不起学费，躲在大树下痛哭的情景。
于是他让班长叫来山娃，说：“你的钱你的母亲刚才交了。再不许向家里要，好好学习，我最看重的是你。”
的确，山松将山娃提选为“生活委员”，每当他在学习上一有进步，他就鼓励。后来山娃考上大学，特意给山松来了一张贺年卡，说他能走上今天的一步，忘不了恩师那次把他首次当人看。当然这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