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茱莉亚·洛佩斯·德·阿尔梅达

卢西亚·米盖尔·佩雷拉

拉盖尔·德·盖洛斯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莉吉娅· 法贡吉斯·苔丽丝

19世纪中期，发轫于欧洲的女权思想逐渐渗透进拉丁美洲，促进了拉美各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家长制盛行、父权至上的巴西，中产阶级女性发起平权运动，积极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和投票权，引发公众了解并讨论女性的社会生存状况。在女权主义者不懈努力之下，巴西女性于19世纪70年代获得了接受普通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权利，这使得日后女性写作成为可能。巴西女性文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步，在20世纪30-50年代得到显著发展。诸多女作家结合具体社会现实，书写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的个人经历与生存境况，打破男性作家在传统文学中塑造的单一且刻板的女性形象，鼓励女性发出声音，不再“被代表”，而是探寻自己更加真实、复杂的身份。

在“保守的女性主义”中萌芽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女权运动虽然有助于巴西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却并未能够改变当时“女性从属于家庭”的普遍思想。最初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允许女性接受教育时所使用的理由是：通过学习知识，女性可以成为更好的妻子和母亲，更有效地为家庭服务。1870年，一些女性开始提倡为实现自我及外出工作而接受教育，但这并未被大众所接受。人们认为女性可以工作，但前提是要以家庭为先。因此，从“保守的女性主义”思想中诞生的巴西第一代女作家并未突破局限，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依旧束缚于家庭。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受益于教育权的女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说家茱莉亚·洛佩斯·德·阿尔梅达（Júlia Lopez de Almeida，1862-1934）。茱莉亚在1888-1897年间先后创作小说《梅德罗斯一家》《玛尔塔的回忆》与《寡妇西蒙斯》，这些作品起初刊登在小报上，未能引起反响，多年后才出版成书。令作家受到评论界认可的是其在1902年发表的小说《破产》，讲述一个女人在丈夫去世后辛苦养育两个女儿的故事。当时的女性没有经济能力，完全依靠丈夫。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压迫下，女主人公最终被迫自杀。这部小说真实描写了当时的女性命运，因此成为了作家最杰出的作品。茱莉亚虽然探讨了教育及女性权益等问题，如实刻画了19世纪末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以及只有依附于男性才能保障生存的社会现实，但因为保守思想的禁锢，茱莉亚更擅长塑造“完美女性”形象，即以家庭为重、能够轻松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女性。就如何平衡社会义务（工作）与家庭义务（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这一点，作家曾表示：女性可以通过投票来完成公民义务，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工作来实现自我，但前提是不能忘记她们最根本的价值在于服务家庭。这一时期参与写作的女性数量有限，女性文学作品普遍不受重视，女作家也无权入选巴西文学院（Academia Brasileira de Literatura）。茱莉亚·洛佩斯·德·阿尔梅达的作品得到认可是一个特例，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标志着巴西女性文学传统的开端。

在“叛逆”中发展

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女性解放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巴西女权运动继续发展。巴西女性于1932年获得投票权，对于女性社会角色的思考更加深入，走出家庭进行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达到高峰。同时，巴西文学也进入了重要发展阶段，“地域主义”文学作品盛行。巴西东北部地区的农业庄园以及内陆腹地被搬上文学版图，成为重中之重。相比早期，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品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显著提高，用更多笔墨去描绘女性角色的心理发展，主题实现了内化，而外部环境的客观描写则变得不重要。无论是女作家自身，还是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拥有渴望改变命运、改变父权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叛逆精神。至此，巴西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叛逆期”，直接抗议社会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在小说创作方面，女作家卢西亚·米盖尔·佩雷拉（Lúcia Miguel Pereira, 1901-1959）和拉盖尔·德·盖洛斯（Rachel de Queroz，1910-2003）成为这一阶段的优秀代表。

1933年，卢西亚·米盖尔·佩雷拉先后发表处女作《玛利亚·路易莎》和《沉默不语》。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都在婚姻问题上与父母产生了矛盾，但又无法按个人意愿独立生活。作家着重描写人物心理，展现女主人公的内心冲突——既渴望掌握自身命运，又无法完全摆脱从小接受的保守教育。1938年，卢西亚最重要的作品《黎明》问世。作家在小说中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一个是代表父权传统、想要通过婚姻来实现自身价值的玛利亚·阿帕莱希达，另一个是不受传统思想束缚、不以结婚为目的而恋爱的索尼娅。索尼娅象征自由与无序，映射出30年代巴西社会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影响：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标准模糊，而女性却看到自身发展的新的可能。保守的农村姑娘玛利亚与开放的都市女郎索尼娅相遇，幻想自己也许可以嫁个中产阶级的男人，找份工作，搬到大城市。这部小说同时也反映出阶级差异，不同阶级女性所面临的不同挑战。

与卢西亚相比，拉盖尔·德·盖洛斯的作品更具有斗争性，这和她本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有关。拉盖尔是“地域主义文学”流派中来自东北部地区的惟一一位女性作家，也是记录该地区女性社会生存状况的第一人。由于历史问题、自然灾害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原因，巴西东北部内陆腹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闭塞的地理位置以及贫困的经济条件使得这一地区更加趋于传统、保守。在描写东北部人民生活疾苦的同时，拉盖尔重点揭示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及她们做出的反抗。1930年，拉盖尔发表处女作《一五》，以1915年发生在巴西东北部的旱灾为背景，在描述灾民流离失所的生活、批判社会不公正的同时，塑造出一个拥有事业且能够掌握自己感情生活的独立女性人物贡赛桑。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贡赛桑坚持过自己的独身生活。此后，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一直在发展、进步，作家本人则积极参与巴西共产主义运动，并以此经历写就小说《石子路》，讲述女主人公奈奥米在家庭和革命事业中选择后者，失去家庭和工作，但即便是被捕入狱的经历也没能令她放弃信仰。拉盖尔通过小说呼吁女性参与政治，为保障妇女权益发声。作为第一位获得葡语文学界最高奖项“卡蒙斯奖”的巴西女作家，第一位进入巴西文学院的女作家，拉盖尔·德·盖洛斯多次以文字或实际行动打破文学领域的男性垄断。

在“表达”中升华

始于19世纪中期的女权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陷入危机，前期获得的种种成绩令女权主义者们逐渐失去具体目标。女性虽然可以外出工作，但大众思想并未改变多少，所以女性的活动范围仍然受到限制，没有男性的陪同，甚至无法独自出游。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依旧以心理描写为重点，与之前不同的是，更多运用独白，强调主观意识。将时间主观化，以记忆作为重塑现实的材料，以多视角进行叙事成为这一阶段巴西女性书写的特点。世界范围内最为人熟知的巴西女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 1920-1977）以及巴西历史上第二位获得“卡蒙斯奖”的女作家莉吉娅· 法贡吉斯·苔丽丝（Lygia Fagundes Telles，1923—）都在这一时期粉墨登场。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通过书写探寻“真实”与“身份”。她的作品大多以女性角色为中心，从“存在”层面探讨拥有主体意识的女性，以“意识流”手法展现人物心理。在女性主义层面，比起探讨社会问题，李斯佩克朵更专注于展现女性独特的、“内质的”成长过程。1944年，克拉丽丝的处女作《濒临狂野的心》一经发表便在评论界引起极大反响。她的书写打破了由30年代延续下来的“地域主义”传统，而且使30年代末期出现的重视心理及感官描写的“私密小说”得到空前发展。《濒临狂野的心》展现的是巴西女性文学常见的主题，比如：女主人公的情感发展、与父母的矛盾、婚姻问题以及自身欲望与现实的冲突。然而，克拉丽丝的表达方式非常独特，并非直接描述女性角色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而是将主人公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内化为主人公与语言/表达的冲突。通过表达来达到自我实现，是克拉丽丝作品的核心。在存在哲学语境下，语言是寻找“自我”的壁垒，因为主体在表达自我与外部现实时所用的语言受社会文化制度限制。在《濒临狂野的心》中，女主人公若安娜从童年到长大成人都因为自身的感知无法以社会文化体制下的语言所表达而郁郁寡欢，试图创造属于她的语言来表达她的本质与她所感知到的现实。克拉丽丝在另一本小说《一场学习或欢愉之书》中通过女主人公劳丽对“我是谁？”的思考与寻找答案的过程，同样展现了这一“内质的”女性成长过程。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在多数小说中所展现的女性都试图达到自我实现，无论是个人的、社会的、还是存在层面的。

与克拉丽丝相比，莉吉娅· 法贡吉斯·苔丽丝的写作风格更接近30年代的“社会小说”。与拉盖尔·德·盖洛斯相似，莉吉娅的小说在描述女性心理发展的同时，注重展现巴西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是巴西历史的见证。莉吉娅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家庭的衰落，即以父亲为中心的家庭体制的解体。她最重要的作品是于1954年出版的小说《石人圈》。女主人公维吉尼娅父母离异，她和母亲一起过，后来到父亲家生活，看着父亲再婚后所生的两个孩子和邻居的三个孩子玩在一起，她始终只能默默观察。维吉尼娅后来去了寄宿学校，成年后才返回。她发现小时候所羡慕或敬仰的一些人并非是想象的样子，也看清了家里的无秩序与道德沦陷。随着维吉尼娅逐渐认清现实，作为权威代表的父亲在叙述中越来越边缘化。除了展现家庭的衰落，莉吉娅· 法贡吉斯·苔丽丝也非常重视作家的社会功能，即为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声，她的作品便是她为巴西社会变更作出的贡献。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女性文学的持续发展使我们得以从女性视角观察巴西不同年代的社会现实、女性生存状况以及她们为自我实现所作出的努力。巴西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也从单一的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儿或妻子变得多元化——女教师、女革命者，甚至是威震一方的女悍匪。自20世纪中期以来，巴西女性作家人数逐渐增多。女性写作不再是奇闻异事。1990年，巴西文学院出现第一位女院长奈丽达·比农。进入21世纪后，年轻一代作家中不乏优秀女作家，然而人们对于女性文学仍旧缺乏重视。巴西虽然早已不再盛行家长制，但“大男子主义”依旧以各种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展现，针对女性的暴力现象时有发生。近几年，巴西女权运动持续进行，对于女性身份的思考仍未停止，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巴西女性文学会再次迎来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