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朋友圈里，都管胡性能叫阿胡，几乎没有人直呼其大名。喊阿胡，喊来喊去，喊了近30年，如果不是读其作品，我们差不多忘了他有个名字叫胡性能，似乎胡性能这个名头只属于他的小说，阿胡则属于他这个人。

认识阿胡的时候，我们都才20岁左右，我从昭通师专毕业分配到盐津县委办工作，他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昭通师专当教师。那些年，很多人都把自己关在文学的白日梦里不想出来，我俩毫无例外地混迹在这一人群中，热衷于将存在主义改装成空想主义，满身飞溅着文学的热血和臭汗。昭通是个小地方，空想主义的大军人数虽然不少，但真正能够一亮嗓子便唤得满堂喝彩的人也不多，文学现场终究不是角斗场，蛮力和狠劲未必管用。所以，风潮之上，除了早先的邹长铭、曾令云、蒋仲文和夏天敏等几位中年作家人气很旺之外，立于潮头的便是昭通师专的几位青年教师，阿胡就是其中之一。但也就是因为他的昭通师专教师身份，而我是昭通师专的学生，彼此各有群体，我们在开初的几年互相知道却没有接触。他参与了宋家宏等一批教师创办的荒原文学社，我则与陈衍强、冉旗、何晓坤等人创办了《山里人》和《大家》诗报，大场面中各有各的小剧场。有一次，我回母校，与写诗的师弟师妹们在足球场边晒太阳、闲聊，场上刚好有人在踢球，一个师妹突然兴奋地大叫：“你们看，胡性能老师进球了！”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第一次看到青年时代的阿胡，眉目如画，玉树临风，斗志昂扬，每一次奔袭或解围，都有一群我的师妹发出阵阵尖叫。

记不清楚我与阿胡是怎样结识的了，但肯定是1980年代末期的某一张酒桌上。在那一张被我遗忘的酒桌四周，人们也一定兴奋地谈论着他的小说处女作《米酒店老板的女儿》，然后纷纷喝醉，唱着歌走散在昭通城的街巷中。那个时候，每一句话都喷着酒气，都会燃烧，一个写作者对另外一个写作者，往往都心存傲慢与偏见，可大家一致认为，阿胡是昭通作家群里，最有自觉意识、文本意识和美学准备的作家之一，而后来他也用自己的创作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一场狂欢式的“认为”和阿胡后来进行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证明”，仿佛是预先设定好的路径，既符合写作规律，又能彰显文学理想，不得不承认这乃是一个作家最为向往的天路历程。可作为一个长期的旁观者，我看见了阿胡炼丹术士般的守望、历险与虚无，从《米酒店老板的女儿》到《消失的祖父》，中间裹挟着对现实生活诗意的萃取与疏离，也贯穿了对内心奇观的反复重建与秋后算账，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他始终致力于镜子中的另外一个小世界的构筑，寄望别开生面的伦理、道德和秩序，能给叙事带来更多的美学支持。也就是说，他所干的活计，无一不是对自己的压榨与透支，尽管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表象上的优雅和内心的清洁。

1990年代，我和阿胡先后离开了昭通，且都供职于云南建工集团，成了同事，具体工作是编辑出版一份企业小报。我们在云南各地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不停地奔波，写材料和新闻，认识了无数建筑工人和民工，体认到了底层生活中的艰辛与狂喜。在此期间，阿胡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日常友善，令我更深入地认识了他，而他也藉此得到了真正一身臭汗的职工的信赖和激赏。5年后，我们分别出走，去了不同的单位，到了6年前，我们又先后调到了同一个单位工作。对我们两人而言，生活的确有着荒诞不经的一面，但其无常性又果断地将我们归束在一起。在远海上告别，各自漂流，最终又集合在了同一根活命的浮木上。我们共同的朋友、小说家杨昭说：“与阿胡在一起，你会觉得自己没有白活，但问题是你得承担风险，因为阿胡在做人和做事两个方面，都是一面没有尘垢的照妖镜，一个人天天被这样一面镜子照着，即使不是妖怪，言行也难免会变形”，我同意老杨的说法，但让老杨稍感诧异的是，虽然这面照妖镜宁静而又肃穆地立在我的身边，我感受到的却是信任、温暖和仁慈，至少阿胡一再给了我端正衣冠和校正嘴脸的机会。

明末清初，云南籍的诗僧苍雪有诗：“访旧只疑未曾到，逢君亦是暂还乡。”这句诗说出了朋友即故乡这个动人心肠的概念，同时，我也视其为我与阿胡相处这么多年的精神写照，因为他的存在，因为他是我的故乡，是我可以还归之处，我才没有流离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