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时下的香港书写中，周洁茹无疑带来了新的视角、创作经验与表现形式。

周洁茹从美国到香港，迄今居住的时间已超过7年，但周洁茹对香港都巿人生的书写，整体来说是以“他者”的眼光，从外部来加以审视的。在我看来，她更像是这个都巿的漫游者，以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方式和意识，来观察香港、书写香港的故事。在周洁茹的一系列以香港为题材的作品中，“利安邨系列”、《野餐会》《星期天到九龙公园去散步是正经事》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她笔下的人物大都是海归一族，或投资移民的有钱人，有点游离于香港的民间社会，在社会地位上属于精英一族、富贵一族，在个人情感状态方面，又属于迷离恍惚的一族。比如《野餐会》，写一群太太去野餐。有人是嫁香港人来的，有人是“优才”﹙注：香港引进专业人才的一类人﹚，有人是投资移民。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组成与身份困惑。他们可能都有香港的身份，但他们似乎与香港又隔了一层，甚至有些格格不入。他们好像只是香港的过客，而香港只是他们的一个驿站，最终“大家都要离开香港”。以她的近作《星期天到九龙公园去散步是正经事》，写了一个海归女子的私生活。故事中的海归一族人在香港，又与美国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联系，至少在意识中留存着一种记忆，如同乡愁。如故事中，三人一同到佐敦吃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下了车，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以为我们在唐人街，一切的一切都是唐人街的，而且不是波士顿的唐人街是纽约的唐人街，我都恍惚了，肯定不是因为我刚睡醒。扑面而来的唐人街的气息，我们在纽约的日日夜夜，我都要哭了。

吕贝卡若无其事地拖过来两张塑胶圆凳，蓝色的，我们一起坐在了面馆的前面，我看了一下拐角，连拐角也是唐人街的。

美国，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美国。

这事实上也是一种潜在的乡愁。美国成了这群漂流客生命旅途中的另一个坐标。不管他们对这个曾经的侨居地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感，都无法不将它作为一个参照。周洁茹的这个作品还流露出了一种新的意绪，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香港呢”，这表明她对客居香港又多了一种追问。从这点点滴滴也可以看到，周洁茹在感性的笔调之外，还不乏思考。

周洁茹的香港故事大都是亲身经历的提炼，绝非猎奇式的虚构，而正是这种亲历感，让我们看到她也看到这个都巿正在发生的种种事相，而且那都是极细微的众生相。在《九龙湾》一篇，她透过滑冰场上的见闻揭示出文化的冲突。一个滑冰婆婆对着讲普通话的家庭翻白眼。而在《马铁》一篇，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幕，“坐在旁边的老头儿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不要在公众场合说普通话！他低吼。小孩惊讶地看着他。普通话！他又吼了一遍，眼珠瞪到两倍大，然后他径直走向门，浑身发着抖。到达下一站的时间真的太漫长了，他靠住门，气得发抖，像是经受了巨大的侮辱。终于到站，他匆忙地下车，又回过头瞪最后一眼。我只好没有表情地看着他，我还能够付出什么表情呢。”像这类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很多人都已见怪不怪，习惯了，也冷漠了，周洁茹却不一样，她还很敏感，而且还在思考，当她看到另一对老人家化怨怼为微笑时，有了这样的启示：“我为什么要没有表情呢，如果我也给出一个微笑，这个世界一定就会好了吧。”

周洁茹是这个都市的旁观者，她不作批判，也不像老一辈的作家那样训诫，但这不等于她没有自己的体察与态度，她只是客观地呈现，将判断的权利留给读者。如《利安邨》的故事，写出一个住在公屋里的空姐，光鲜后面的平凡，手拎着装有隔夜面包的胶袋去上班，一个细节就可以透视出空姐及廉租公屋居民的生活窘境。当然，周洁茹的笔不会仅止于此，在不动声色的冷峻观察中，还有机敏的感悟，她轻轻一笔就点出芸芸众生的苦楚，“生存从来都是艰难的，香港，或是香港之外，家累，或者只是愿与家人拥挤在一起。”而透过对一个疯子的观察，她又有这样的感悟，“一个空旷的，被灯光直射的球场，我常常站在阳台上凝望那个网球场，我想的是世界上没有鬼，人心才是鬼，世界上也没有真正的疯子，我们都是疯子。”

周洁茹的笔调似乎漫不经心，实则记录了一种人生状态。也许有人会问：这是小说吗？我还是会肯定地回答：是！小说可以是一种“漫不经心”的记录。这样记述，有时好像流水账，却不等于作者没有主观意志的参与。事实上，作者是将主观“意图”掩藏起来了，埋得很深。作者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是经过取舍的，底蕴最终会在故事中浮现出来。生活本来就是琐碎、零散的，不讲逻辑，故事为什么就不可以像生活本身一样，不加修饰，不拘俗套，随意点染，行止自如呢？

好作家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而且每一个成熟的作家都具备一种观照人生的独特视角和方式，意味着一种风格的形成。我想，这就是周洁茹的香港书写，独特又不可替代的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