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文学的“现场”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民国文学”的研究者主张还原历史现场，“重返八十年代”倡导者努力重返的亦是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然而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不论是“民国文学”的还原还是“重返八十年代”的重返，尽管可以不断去除历史的迷障，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用诸多材料搭建起来的终归仍是过往历史的模拟空间。王春林的《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体现出与上述研究者相似的现场意识和求真精神，但却是把正在进行的文学作为描述的对象，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现时存在的文学时空，是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场的一种“实时监控”与“同步记录”。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的评论对象为2013年1月至2014年八九月间出版的或期刊刊发的作品，以长篇小说为主，兼涉除诗歌之外的中短篇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话剧等文类。全书分11个单元，每单元设定一个主题，各单元所选作品依此各有侧重。为了能较为全面反映一个时段（基本以两个月为一时段，与文学类双月刊的出版时距一致）的文学状貌，也有一些与此主题有一定距离的作品。全书编排上的另一贯穿始终的线索便是时间线索，即各个单元中除个别作品因主题设定的原因有所微调外，所选作品基本以两个月为限，每个单元所涉作品基本都是两个月之内所出版刊发的作品，前述微调作品刊发时间上的前后延伸也基本在1至2个月之内。这本书的写作是以王春林2013至2014年间为《长城》杂志的“文情关注”专栏的写作为基础，全书中11个单元的排列顺序其实也即写作时间顺序的自然排列，本书可以说是对2013至2014年文学创作面貌与脉络的几无时间差的同步性呈现。

王春林是多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少有的坚持对当下文学发展状貌进行追踪性研究的研究者。从本世纪初始，王春林每年都要写作一篇长篇小说年度发展态势分析的文章，多年下来，积有十余篇，依时序排列，俨然已是一部“新世纪长篇小说史”。《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的写作则更进一步深入细部，作一种几近“近身肉搏”的研究，把文学发展态势俯瞰这样宏观的研究以一种更加微观的方式呈现出来。

对于他这样一种当下性与即时性的研究，王春林在本书后记中有这样的话：“我清楚地知道，在当下的高校内，有很多人并不把文学批评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一种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撰写只能够建基于充分的文学批评实绩上。倘若缺失了文学批评的充分支撑，一部理想的文学史的建构绝无可能”，因之对本书做了这样的定位：“希望以此而为未来的文学史写作做一种坚实的学术准备”。对于王春林的追踪式研究与文学史建构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有这样两点需要注意。

其一，王春林虽然仍把自己的写作视为文学批评，但其背后显然有着历史建构的意图，他往往是在文学史的高度与视野中审视与分析作品。本书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努力：

首先是力求完整呈现某一时段的文学全貌。全书在各个有特定主题的单元中，除对与本主题相关的作品作重点分析外，也会涉及其他与本主题关系较疏但出版刊发于这段时间内的作品。如在“非虚构文学及其他”单元中，除对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寓真的《张伯驹身世钩沉》、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做细读式的详尽剖析外，还涉笔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中篇小说《朗霞的西街》《而黑夜已至》等。“《空巢》《黑白》与布尔津的三重奏”一单元中主要是小说分析，但加入了舒晋瑜散文集《说吧，从头说起》的评论。

其次是书中有不少立足于文学史层面的对某些文学作品价值的判断。比如对王蒙《这边风景》中的爱情书写，王春林认为“完全应该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感人最有诗意的爱情诗篇之一”。

再次是把作品置于文学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对其作分析与评判。王春林把五四以来白话文学史上的乡村叙事依时间顺序概括为五种，即以鲁迅及五四乡土作家为代表的启蒙叙事，以沈从文、汪曾祺等为代表的田园叙事，肇始于茅盾至“十七年”“文革”达到鼎盛的阶级叙事，“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学中以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为代表的家族叙事，晚近的以贾平凹的《古炉》、阿来的《空山》为代表的方志叙事。他先是用较长篇幅对这五种叙事形态的论述建构起文学史框架，然后在此框架中对作品作出评判。

最后是能超越各种复杂的现实关系，不虚美、不隐恶，超越个人的偏好对作家作品作客观冷静的分析，体现出一种史家的精神。对于这种追踪式研究而言，由于研究者与作家同处一个时代，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要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样看似简单的要求其实非常不易。本书难得的地方在于即使面对当下活跃的知名作家，也能直言其作品中的不足，不为尊者讳。

另外则是对自我立场自我艺术偏好的超越。王春林是一位多年来坚守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立场、作社会历史批评的批评家，对于蕴含社会批判历史反思与普泛悲悯情怀的作品有着特别的偏爱，即使对于不以再现现实为主要特征的非现实主义作品，王春林也往往会挖掘其中的社会历史内容，阐释其社会批判历史反思与悲悯情怀一侧的内涵。但他又能超越自己的立场与视角，对作品进行多方面的审视，并不仅因某些作品在这些方面的突出呈现而予其简单的肯定。

其二，这种对文学的追踪式叙述本身的文学史意义应该得到重视。研究界一直有当代不写史的说法，对于时间间距过小的历史的书写之所以不能成为信史，与历史书写者同其书写的历史空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从既是自己生存空间又是书写客体的时空中超越出来有关。但是拉开时间距离后，再逼真的历史还原其所恢复的也只能是模拟的历史时空。面对在时间之流淘洗中变得越来越简洁的历史，历史书写者可能更容易看见其“骨骼”、“脉络”，但问题是这样一种失去丰富与鲜活的历史，离真相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拉开时间距离后对于过往历史的书写与当代写史相比之所以更被视为信史，其“信”度的提高未尝不与丰富鲜活的历史细节被时间简洁化后对历史阐释的空间被窄化有关。从这个角度看，王春林的这种对实在的而非模拟的当下文学状貌的现场书写，记录了许多正在成为历史的文学现实的细节，保存了更多的文学真相。况且王春林在做这样的现场书写时有着明显的历史建构的意图与努力，所以《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可以说是历史视野中的现场书写，它所记录的是更为绵密、更具质感的文学历史。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王春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