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忠实逝世一周年纪念专号

又是春时，白鹿原上的桃花、梨花、杏花绽放出绚烂的模样。去年花里与君别，而我们永远再也见不到那个老人沧桑的脸庞。2016年4月29日7时45分，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离开了他心心念念的，一生耕耘的黄土地。大师虽已远去，他的身后，为我们留下了一串串感人肺腑、回味绵长的故事。文学依然神圣，《白鹿原》深厚而韵味悠远。先生的足迹，让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照耀着我们的精神之光。

《白鹿原》里朱先生去世后有这样一段描写：“临到灵车过来时，人们便拥上前去一睹朱先生的遗容。红日蓝天之下，皑皑雪野之上，五十多里路途之中几十个大村小庄，烛光纸焰连成一片河溪，这是原上原下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

今天，我们没有灵车和古老的祭奠仪式，仅以文字，让我们在墨香间缅怀！ 

白云一片去悠悠 

叶广芩

轻风阵阵吹拂，窗外几枝春花羞怯开放，今年的春天又如约而至。而人却是不会再来了。

长离别，永不归。忠实走了一年了。总是觉得他还在，没走。或是在石油学院的工作室，或是在东郊的家里，或是在白鹿原上他的书院，或是在白鹿原下的自家小院，也说不定大家在什么时候又相聚在某场会议中。是的，以往生活的常态就是这样啊。

去年春天听说忠实身体状况不太好，我跟太白社韩霁虹约定一起去看望他。记得当时我俩都非常忙，韩霁虹的老父亲、我的丈夫都在病中，难得一块儿抽点工夫。时间定在三天以后，不知怎的，我心里有种不好的感觉，我知道自己的消息闭塞，什么事情一旦传到了我这儿，大都到了比较糟糕的地步。对于忠实的病，我一直祈祷他能尽快好起来，几次托韩霁虹带话，让他加强信心，戒烟戒酒，我所居住的老县城村还一直等待着他的到来。

我看重忠实的温和厚道，善解人意，这些年他一直像老大哥一样罩护着我们。前面有他的遮挡，省了我许多闲心，许多麻烦，他是山峰上的一棵茂盛大树。因此，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立时让我五雷轰顶，半晌说不出话来。之前一年樱花盛开时节，我和韩霁虹去白鹿原上参加白鹿书院的雅集。在樱花树下，我们与忠实、邢小利及一群年轻人谈诗论文，笑语喧喧，愉快尽兴，好不热闹。那次会上，我用陕西话叫忠实“老哥”，他喊我“大妹子”。他说，“没想到你这个京城的格格能叫我乡下人老哥，这还是第一回听到哩……”大家都笑。是的，文化的差异，经历的不同，生活背景的相迥，让我们的距离拉得很大。但是在文化的认知，对生活的理解，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我们却又是相通的。在陕西作家中，我接触最多的大概就是忠实了，我们的性情都比较直接，坦诚相见，有话直说，不拐弯抹角。他是省政协委员，我是省人大代表，在每年的两会上我们都要碰头，匆匆地交换几句话，他说提了文化上什么什么建议，我说写了文学方面的什么什么问题。我们明白，这是文学陕军最基本的声音了，这是我们的使命，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音。

对陈忠实，我有着兄长般的敬重。我原来在某报社工作，一边编辑稿件一边发表文学作品，这点很不招领导待见，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评职称当然不能算数，别人发作品是高兴事儿，我却是偷偷摸摸，怕人知晓。这期间，我的工作发生过一个重要转折，因为调动没有衔接好，原单位索性将我踢出。1994年，我成了待业中年，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整整大半年在家里晃荡，哪里还有心情写作。我们这一代人，向来将“单位”看得重，在单位里干了大半辈子，到了快退休的时候，突然你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没了！无奈中我想到了作协，想到了平时的作家朋友，我先找到了贾平凹。我说：“平凹你得救我，现在我什么都没了，我得吃饭，得有单位管。”贾平凹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了大概情况，说“你们得收留我。”贾平凹说他会在文联党组会上竭力促成，可是总得有人推荐才行啊。于是我又找到了陈忠实，到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实话实说，请他帮忙推荐，还理直气壮地说：“这样的事作协不替我做主谁替我做主！”陈忠实一听笑了，拿起电话当时就拨……而在当时我真的没有什么名气，写作水平很是一般般，我甚至拿不出一本像样的厚重作品来。

什么是朋友呢？这就是朋友。平时极少来往，淡泊相处，在关键的时候帮你一把，让你度过这道坎儿。我们应该学会助人，更应该学会感恩，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陈忠实、贾平凹，还有孙豹隐、周大鹏、苏育生这些文学朋友的知遇之恩我永远铭记在心。这场磨砺使我学会了感激、珍惜和报答。有时候坏事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激励、警策和思考，是一味大滋大润、大澄大明的苦药，感念忠实的提携。

忠实60岁生日的时候朋友们在长安的常宁宫为他办了一场寿宴。60是个甲子，大数，整数，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生日。我去了，那时的忠实还年轻，很有精神，谈笑风生，大家把生日看成了一个文学朋友的聚会。我对忠实说：“真好哇，将来我过60生日也得像你这么办，热热闹闹，叫许多朋友。”忠实说：“你放心，等你过60生日时，一切由我来操办！”

只当是个笑话，忠实却一直记在心里，若干年后还在问我什么时候过60大寿。我说：“还早着呢。”其实，我已经过了60岁好几年了。倒是几乎每年我都要参加陈忠实的生日聚会，规模都不大，几个朋友，一瓶“西凤”酒，几碟小菜，两碗寿面……2014年他的生日聚会上，忠实让我把生日告诉他，说要为我也认认真真办次生日。这样的事情很平凡，甚至有些提不起来，但是大家的心里都装着朋友，装着彼此的事情。

2000年到2009年，我在周至挂职，在老县城村蹲点居住。老县城村离县城100公里，离西安180公里，深山老林，道光五年建成，当时村里没电灯，没有电话，手机根本用不成，有事全凭捎话。一条土路，一般车上不去，非得越野车才行。老县城是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城里9户人家，城外是原始森林，这里有完整的城墙，城内有县衙、城隍庙、文庙、娘娘庙、监狱、戏楼等等遗址，都成了断壁残垣。下去的初衷，是为了秦岭的大熊猫，为了藏匿于深山的老县城，为了关注生态和山区农民生存状况。对我的举动，很多人不理解，大家说陕西不乏写农村题材的高手，陈忠实、贾平凹那是大家，说我下农村是浮光掠影走马看花，是作秀，待不了半年就会跑回来的。的确，我与忠实和平凹做过比较，写农村题材，无论如何我比不上他们，但是我们看待农村的角度不同。他们是背靠，那是他们的生活积淀，我是面对；他们是信手拈来，我是直面冲击。他们关注的是秦腔，是土门，是白鹿原上的生生死死，我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我的视角代表了一批在城市生长的年轻和不年轻的人。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营造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风尚是我们蹲点基层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变得迫切，构建农民文化体系，促进农民知识化越发地提到重要层面上来了。我把想法对作为省作协主席的忠实谈了，得到了他的支持。后来，我在农村举办了几期文学讲座，请忠实前来讲课，成了周至业余作者的一件文化盛事。周至有条峪口叫耿峪，当时的乡政府想在峪里一块大石头上刻上“雷打石”三个大字，但是苦于没钱，找到我，说能否请忠实帮忙写，当然润笔费是没有的，乡里可以送点土特产。我跟忠实说了，没出一周大字就写好了，乡里的人取了来，高兴的什么似的。至今，“雷打石”三个彤红大字屹立在风景秀美的耿峪沟里，成了忠实为这片山水留下的一段佳话。忠实很想到我挂职的老县城村去看看。我想，农村环境和生活他应该不缺，去老县城更重要的理由是一个作协负责人对作家深入生活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约了几次都没有成行。有一回厚畛子乡已经做了认真准备，还是泡汤了。更有一回，忠实已经到了周至县城，正准备进山时，天下起了雨，他硬是在楼观台的旅社里等了两天，雨也没有停，只好遗憾地回西安了。临走说，这个老县城啊，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

忠实走了，他的灵魂在陕西大地上飞翔，白云一片去悠悠，现在他想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了。我时常感觉到他就在我们周围，跟我一起在作协大会上听报告，一起穿着军装在部队体验生活，一起举着奥运火炬在传递中奔跑……静下来细想，忠实是真走了，再不会回来了，那声“大妹子”的回响永远留在了狄寨原的樱花树下。忠实走了，京夫走了，王观胜走了，李佩芝走了，邹志安走了，路遥走了，我的文学朋友一个一个都走了。他们的离去，向我揭示了一个思考：死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遇到，或早或晚，或是有准备，或是猝不及防，我们无法回避，无法加以评论，我们只能顺其自然。就是说，生是一个短暂的、热闹的仪式，通过这个仪式，我们走向永恒的死亡宁静。写作，寂寞地爬着格子，努力地充实着自己，完善着自己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无不在死神的注视之下，它使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绷紧了。我们应该珍惜生命，有紧迫感，韶光易逝，时不我待，热爱生命，拥抱生活，以积极乐观、开朗的态度投入到生活中去，在生活中提炼人生精华。生命的长度也许更多地被命运把握，生命的密度却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又到春时，今年依旧花似雪。去年花里与君别，今年花开已一年。想念朋友，想念忠实。

（作者系当代著名作家）

他走了，文学依然神圣

韩霁虹

时光簌簌，万物喧哗。倏忽间，陈忠实老师离开我们一年了。

他刚去世的那些日子，有媒体约稿。几次坐在电脑前发呆，凝噎无语，终不成文。如今，隔着一年的别离时光，悲伤已如生命河流中的小船渐行渐远。而和陈老师交往的那些片段，隔岸相望，一幕幕却清晰如昨，翻飞如窗外柔软春风里斑斓美丽的桃花。

2003年，我策划了《西北狼丛书》，是包括陈忠实在内的陕西著名作家的最新作品集。作家们都很支持配合，很快就整理好书稿给我。陈老师送来的书稿里没有我想要的序和后记。问他，他说没有给自己的书写序尤其是后记的习惯，就算了吧。我那时年轻气盛，说话不会拐弯，径直说：“那不行，丛书有统一的体例要求，其他人都写了，您也得按要求写，这样一套书才整端。”陈老师好脾气，“那好吧。既然别人都写了，那我就不能搞特殊。”没过几天，大冬天的晚上，我都进被窝要睡觉了，陈老师打来电话说：“小韩，按你的要求我把序和后记写完了。哎呀，你不知道，这个序把我还给写激动了，中间几次流泪，这是我最满意的一篇散文了。”是的，这篇名为《原下的日子》的序言，文笔旖旎优美，情感恣肆释放，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和留恋，对心灵自由的突围和享受，释放了他平日看不到的儿女情长。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果然，《原下的日子》在《人民文学》和《陕西日报》副刊发表后，又被《新华文摘》转载，2004年还获了《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名列文学排行榜散文榜首。获奖后若干年，陈老师每次见我都要说：“感谢你逼着我写出了一篇好散文。”其实，他应该感谢的是他自己。是因为他对一个小编辑工作的尊重和配合，才有了这篇文章的诞生。记得在这部书的审稿和校对过程，因为一个词一句话，因为阴历阳历时间表述不清楚等等，我常常给他打电话，每次他都耐心解答或者核查资料确认。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每个编辑都应该做的工作，但每次最后他都会说：“谢谢你这么心细认真，发现了这个我以前没注意到的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大作家的配合和激励，让我有信心有成就感地真正热爱上编辑这个为人做嫁衣的辛苦工作，几十年乐此不疲。

2010年的夏天，我去陈老师石油大学的工作室看望他。见他色有倦容，便问他最近身体好不好？他说：“哎呀，我最近心烦得很。手头有6个已经答应的序要写。天气这么热，实在不想写，但作者都等着出书要用，不写不行呀。”我对他说：“年纪慢慢大了，自己还要写作，您以后要学着说不，要不然找您写序写评论的还不把门挤破？”他说：“你说得对，我也觉得现在身体和精力都不如以前了，以后能不写的还是拒绝了吧。”说归说，很多找他写文章的他还会答应，或长或短，都是他给写作者的鼓励和信心。正如他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后，在一个访谈里说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承担了这个角色，就得对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成长负一定的责任。”在他成名后的几十年里，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统计出他不收任何费用给多少人写了多少序言和评论？又免费题写了多少书名或者书法作品？

2014年夏天，又是一个晚上，陈老师在电话里对我说：“我给你隆重推荐一部书稿。”原来，有一个援藏干部把自己在西藏阿里工作三年的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想出一本书，书稿辗转交给陈老师请他作序。对于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作者，陈老师马上就答应了。没想到作者第一次写作的文字把陈老师看感动了，不但写了三四千字的序言给予高度肯定和鼓励，而且写完后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作者在阿里三年，远离家人，生活艰苦，但他超越了生命禁区带给他身心的伤害和痛苦，记录下了美丽的高原、淳朴的藏民，还有援藏干部的默默坚守和奉献。“我不认识这个作者，也没见过他，但这个书稿把我看感动了。这是我自己给你推荐的，你看能不能少收些出版费用，最好免费帮助这个作者把这书给出了？”虽然最终这本书无缘在我社出版，但他对这部书倾心关注的慈悲大爱，这样的一段文坛佳话，和雪域高原那蓝天白云下猎猎飘扬的经幡一样不但让作者，也让我这样的知情者得到精神的洗礼和升华。

其实这只是他无私提携写作者的数不清的故事之一。

这样的故事同样伴随着一个编辑的成长。

尊重每一个作者，认真对待每一部书稿。多年来，这是我对自己也是对我社年轻编辑的基本工作要求。这里面，有多少是受陈老师的影响已经也说不清楚了。

2016年初，我又一次去医院看陈老师，去时还拿了朋友委托的三四本书请他签名。他正在打吊针，扶他起来坐在床上，他照着名单认真签了字。那时我只有一个心思，陈老师整天躺在床上不活动少说话不利于身体恢复，要给他找点话题斗斗嘴、找点事让他多活动多分心，这样才能少想病痛带来的不适。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和他最后的告别。如果当时知道了，我就不会“残忍”地让他签字了。死亡是我们所有人的大结局。这不可怕。真正令人悲伤的是没有准备好的不告而别。面容消瘦的陈老师坐在医院病床上用插着针头的手一笔一画签名的场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心中的痛。但，为读者在书上签名，这或许是一个大作家和一个老编辑的最好告别方式吧。

《白鹿原》里朱先生去世后有这样一段描写：

“临到灵车过来时，人们便拥上前去一睹朱先生的遗容。红日蓝天之下，皑皑雪野之上，五十多里路途之中几十个大村小庄，烛光纸焰连成一片河溪，这是原上原下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

“白嘉轩一直住守在大姐家，直到朱先生下葬，他拄着拐杖，扬起硕大的脑袋，努力用不大聪敏的耳朵捕捉人们的议论。人们在一遍一遍咀嚼朱先生禁烟犁毁罂粟的故事，咀嚼朱先生只身赴乾州劝退清兵总督的冒险经历，咀嚼朱先生在门口拴狗咬走乌鸦兵司令的笑话，咀嚼放粮赈灾时朱先生为自己背着干粮的那只褡裢，咀嚼朱先生为丢牛遗猪的乡人掐时问卜的趣事，咀嚼朱先生只穿土布不着洋线的怪癖脾性……这个人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

这样的场景，几乎是和陈老师去世引起的举国哀悼如出一辙。一个文学大家，在他去世时和他塑造的白鹿原上无可争辩的儒雅圣人朱先生合而为一了。

春日温润柔软，思念纷飞如路旁的春花。陈老师枕着他的《白鹿原》进入了另外的生命气场。而他的大气磅礴、沉稳仁厚依然如一树的花香随光阴弥散，在日出日落里蔓延。在忽远忽近的凝视中，这棵树上“文学依然神圣”几个字清晰如昨，清澈如初生。

（作者系太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陈忠实的水利情结

杨稳新

陈忠实一生引以为豪的另一件事情，是他在青壮年时期为白鹿原下的父老乡亲主持修建的三项水利工程。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当时，他还在灞桥区立新公社（毛西公社）任职，由于当地水利基础设施非常薄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考虑到陈忠实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朴实谦和，办事果断迅速，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公社党委决定由他主持修建这三项迫在眉睫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建成后，保护了农田5000多亩，灌溉农田近6000亩，同时还解决了数千人的饮水困难问题。时至今日，这些工程依然在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尤其是灞河毛西段防护工程久经考验，巍然矗立，成为了灞河中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知农民的疾苦，也了解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陈忠实在经过充分调研和反复思考之后率先提出了“上治坡下治河”的治水思路，即原上平整土地修梯田，修渠建库保灌溉；原下兴修河堤防洪水，保护农田增亩产。在工程的实施过程当中，他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克服重重困难，按期完成了每一项工程建设任务。同时他大胆改进施工方法，果断推行“分段包干，多干奖励”的办法，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加快了工程的进度。

陈忠实主持修建的第一项水利工程是“立新渠”灌溉工程。此工程先在灞河上修建了拦河坝，并在灞河南岸沿公路修建渠道灌溉农田。渠道全长11.5公里，沿途还在十多个村子修建了大大小小20多个水库（即池塘），平时蓄塬坡泉水或渠水，旱时则放水灌溉，极大提高了农田灌溉保证率。从1971年冬开工，至1973年夏竣工，建设工期历时一年多时间，该工程可灌溉农田近6000亩，使昔日的荒坡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

陈忠实主持修建的第二项水利工程，是白鹿原北坡毛西段原坡土地平整项目，也叫粮食中低产田改造项目。陈忠实根据区委和公社的统一安排部署，具体组织制订了实施方案，发动沿线群众投工投劳，利用4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近千亩坡地的平整任务，形成了一层层壮观而美丽的梯田，平整后的土地提高了粮食单产，得到了当地村民的极大好评。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由于原坡坡度较大，作业面狭小，大型机械难以发挥作用，小型手推车则灵活实用，但小型手推车严重不足，陈忠实鼓励乡党们去邻村亲戚朋友处借用，凡借来手推车的均给予公分奖励。这一办法非常灵验，加快了工程的进度，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陈忠实主持修建的第三项水利工程是灞河堤防加固工程。在蓝田和灞桥交界的河段，河水呈S形走向，每到汛期洪水便直接冲刷毛西公社西蒋村的大片农田，洪水的侵袭，常常会让庄稼颗粒无收，百姓苦不堪言。公社党委研究后决定由陈忠实主持修建该项堤防加固工程。该工程东起西蒋村，西至战备桥，全长11.2公里，堤高约5米，宽约6米，堤顶可以行驶汽车、拖拉机等大型机械。临水坡用水泥石块加固，每隔50米再修建一个用铁丝笼装狗头石的丁字坝，用于防冲挑流。在修建过程中一旦发现偷工减料或质量不合格的问题，陈忠实就会毫不留情地严肃处理。为确保工程在枯水期按时完成，他大胆使用了“分段包干，奖优罚劣”的办法，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社员干部的积极性。在灞河汛期来临之前，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堤防建设任务。

有一次，需要在冰冷的河水中进行施工放线，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陈忠实二话没说，挽起棉裤，脱掉鞋袜，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河水中，其他人也紧随其后跳入水中。大家忙活了大半天才终于完成了放线任务。也正是这次下河，使他留下了一遇寒冷双腿便隐隐作痛的毛病。

作为乡党和水利人，后来在和陈忠实先生闲聊这段往事时，我说：“苏东坡当年任杭州知州时修建了苏堤，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修建了白堤，范仲淹任西溪盐官时在江苏沿海修建了防风防潮的范公堤，您任立新公社副书记时主持修建了灞河的防洪堤，我们当称之为‘陈公堤’也！”先生谦逊地说道：“不敢相提并论，我主持修建的这段河堤绝不是豆腐渣工程”。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陈忠实先生修建的这些水利工程，润泽桑梓，护佑乡里，必将会与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一样，永远留在百姓的心中。

（作者系陕西省水库移民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