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玉龙河中学教书。玉龙河离我们村很远，抄近道也有三十里路程。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途中有三座大山，连自行车都不能骑。那时候这里的交通特别落后，只有一条土路经过。路上基本没有汽车，只有拖拉机。大型拖拉机也很少，大多是手扶拖拉机。如果能在坐一段拖拉机，那就是很幸运的事了。物以稀为贵，那时要坐个拖拉机还真不容易。我开先坐的都是学生家长介绍的。后来就不行了，不是学生家长不介绍了，而是人家不答应了，不是说水箱漏了，就是说机油没了。等把我们支开后，他开着跑了。

这还是好的，最让人难堪的是不说“利煞话”，只让你“等一等”。这时候，等着的就不是一个人了，至少还有学生和家长。那时是生产队，大家都是忙人。我忙着要回家，家长忙着要出工，学生也忙要去砍柴禾或打猪草，都心急火燎的。可是再急，相互还得找话说：我装腔作势地给学生辅导，学生装腔作势地点头称是，家长则既要装腔作势夸奖我教书能行，又要装腔作势地嘱咐子女要认真用心，还要装腔作势地给我面前那个本来就满了的碗里添注放了糖精的凉开水，像农村老太太“送鬼”时给矗立着筷子的水碗里添水一样。

如果这“等一等”的结果是拖拉机手的一声“起身”，那就好办。这时候，我不装腔作势了，像投了币的“碰碰车”一样弹了起来，准备出发；学生也不装腔作势了，像被捆了好久突然松开那样长长地叹气；只有家长仍在装腔作势，故意表现出平静和从容，一边给继续添水，一边不无得意地说：“不要忙，他会等的。别看我这个人不行行，可抬举我的人还不少哩。”

如果等了半天人家说不走了，那就坏事了。我当然最着急，本来想图个快，反而更慢了，时间也更紧了，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马上就起身。学生就急了，觉得太没面子了，本来想给老师帮忙，结果还添了乱，一肚子火气无处发，只能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男生踢门槛，女生咬衣襟。最难堪的是学生的父亲了，一会儿留我不要走，一会儿又让吃上点走，一会又说要送我走。口里连说几个“走”，脚下只是不前行。但不前行不等于不动弹，他一边就地跺脚，一边咬牙切齿地低声骂：“球！好好干，非养一个开拖拉机儿不行！”声音震得地皮响。

其实开拖拉机的人也有难处哩，这是我后来认识一个拖拉机手后才知道的。他说：“这一满是个儿营生，为人为不下，惹人一句话。锥儿都是尖尖的，人心都是偏偏的。你捎十次他记不住，拒绝一次就记住了。”我说：“既然是个‘儿营生’，为什么年轻人还抢着干？”小伙子很老实，说：“还不是为哄个婆姨吗？咱这号人，模样没模样，家底没家底，就看这个营生起作用哩。”

说这话时，他正把拖拉机停在路边换衣服——将原来那件油泞泞的工装脱下来，拿出一件“的卡”料的红卫装，并用牙尖尖从红卫装的衣兜里咬出一个雪白的假领子，要我帮他“安装”在领口上——他的手上有油污不能动。小伙子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要去相亲，对方是我一个学生的亲戚，我就是牵线人。

这事最终没有成，谁也看不上谁。但小伙子够意思，从此后见了总请我坐一程。只有一次，站下了，但没让我坐，只是爬在我耳朵上吼了句悄悄话，意思是这次不能让我坐，前边的崾岘里有一个女子在等着呢。他和那女子谈了好长时间了，想瞅机会把生米往熟里做。

为什么说悄悄话要吼呢？因为山梁上的风大，低了根本听不清。那天尽管他可着嗓子吼，我最终还是没听到十分清楚，但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小伙子的婚事最终的结果我却不知道，因为不久我就调走了，再没走那条路。

海波，真名李世旺，1952年生，陕西省延川县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作家班。曾任延川县剧团编剧，青海省大型文学期刊《现代人》编辑，西安电影制片厂宣传处干事、短片部总编辑、文学部编辑，公安部主管的《道路交通管理》杂志编辑。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的著作有：长篇小说有《高原落日》《民办教师》《小城欲望》《遥远的信天游》；中篇小说集《农民儿子》，散文短篇集《烧叶望天笔记》《谈天说地》纪实《回望来路笑成痴》《我所认识的路遥》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陕西省优秀故事奖、陕西省农村小戏剧本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