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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曾剑小说创作发展浅论

来源:文艺报 | 宋先红  2017年04月26日07:17

虽然“个人经验并不一定是审美的”,但是大部分作家的创作往往从审美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开始。他们捕捉生活中每一点亮色,也毫不避讳生活的羞涩,因为这是他们独有的成长方式和理解生活的途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永不拒绝前进的作家,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他们写作的终点,他们总是凭借一种源自内心的良好愿望逐渐扩大视野,把眼光投向历史和人类的命运,并不断地锤炼自己,将自己的关切用文学的方式准确地表达出来。这也是军旅作家曾剑在写作上走过的路径。

也许是与曾剑“来自同一个故乡”,我不仅亦步亦趋地关注曾剑一直以来的创作,也更能理解他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关于自我、故乡、生活的种种情怀。从曾剑的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之后,他又逐渐完成了《冰上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在神圣的天空飞翔》《向大海》《岸》等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虽然曾剑总是谦虚地说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但是跟踪阅读了他这些年的作品后,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绝对是一个追求卓越、不断进步的作家,而且在创作上还具有很大的潜力。笔者笔者试从创作素材、创作手法、作品风格等几个方面谈谈曾剑近十几年以来的小说创作发展。

素材: “与生活同行”到“凝望历史的朝霞”

一如了解曾剑的为人,我们阅读他的作品、对他的作品进行一个简要的分类并不是一件难事。从写作题材来讲,曾剑的作品可以大致分为三类:故乡的生活和记忆;军旅生活;战争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从素材来源出发来划分他的作品,或许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曾剑创作发展的轨迹——那就是上述一、二类题材都来源于作者的生活经历:从故乡到军营;而第三类则主要是历史和虚构。

对于取材于故乡和军营的小说,曾剑曾在他的创作谈《与生活同行》中这样说:“我的体会是,到生活中去,与生活同行。”“这些作品,与其说是我的创作,不如说是生活的赐予。”《西瓜缘》《我做错了什么》《闹洞房》《“长工”麻三喜的壮举》《回家过年》《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等小说都以故乡红安的人和事为蓝本,《午夜飞翔》和《小汉口》则记叙了红安人到省城武汉的两次小小的或艰辛或浪漫的远征。文学批评家晓宁也在其《尴尬的故事,焦虑的表述》中这样评论:“品读过曾剑的几篇小说,我脑海里对这位年轻作者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他最不能忘怀的是自己的故乡,故乡作为他文学创作的主要资源,帮助他开掘出了重要的小说素材。”他“选择了一种回望乡土的视角,以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生活的离乡者的目光打量曾经生活过的故乡”。虽然曾剑在用小说的方式对故乡的人和事进行阐释时,其深度广度远不如鲁迅的《故乡》,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在回味和叹息时其情也真、其念也深。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在小说中的某些不能“作为”不是他没有认识到人性的劣根性问题,而是他只想用一种近乎原生态的方式来保持他童年、少年时代渐行渐远的记忆。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创作不是为揭示什么或者追问什么,而是对自己人生经验的一种书面回顾。取材于军旅生活的小说则占了曾剑创作的大部分,如《再见黑水》《一路同行》《冬去春来》《地下有个兵》《平淡如歌》《鸭绿江》《午夜哨兵》《今夜有雪》《士官王卫墩》《我们是兄弟》等。走出贫穷故乡、进入充满活力军营的曾剑在这些小说中一扫往日的沉重,用一支朴素却真挚的笔写出了他对军旅生活的热爱。从这些兵们的平凡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曾剑对和平时代军人思想境界的独到阐释。叙事虽不宏大,但在兵与兵、兵与地方的交往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别样的人生和政治情怀。我们说,在这些“与生活同行”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曾剑“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朴素的创作理念,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在写作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定地向前走。

《枪炮与玫瑰》的出现让我们猛然意识到曾剑在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大的转折。这部作品是基于一些抗美援朝老文工团员的回忆录而创作的,也就是说除了来自历史记忆的部分人事之外,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要在他人经验上进行虚构,而不是对自身个体经验进行相对直接的描述。这种虚构在多大程度上既能还原历史,又能达到艺术的审美高度,主要体现作家把握历史经验和人生体验的能力。这对一位青年作家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事实证明,曾剑用抒情的方式叙写一群战地文工团战士在战场和战后的特殊经历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让我们认识到,从对素材的把握和处理能力而言,曾剑正在向另一个高度前进。

叙事手法:从非虚构的记叙散文体到虚构的小说

个人经验应在多大程度上渗入小说创作以及以哪种形式进入小说创作,这也是衡量一个作家写作手法高低或者把握叙事能力高低的问题。小说毕竟是一种以虚构为基础的文学文体,如果过多依赖个人经验,势必造成思想境界的狭隘和叙事方式的拘泥。作为一个完全靠自己摸索来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来说,其创作中个人经验在叙事中逐渐淡化也可以看作是写作技巧的逐渐提高。这是境界的问题,更是技术的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曾剑的作品有一个从记叙散文体向小说过渡的痕迹,其最明显的依据就是“我”在作品中的角色和作用。在《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一路同行》《午夜哨兵》《平淡如歌》等作品中,“我”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作者、又是叙述人,在对日常真实生活作一种从故事到情感的提炼,作者无意于虚构,而着重于一种充满抒情意味的记叙。而在《西瓜缘》《午夜飞翔》《回家过年》中,“我”的角色明显地出现了变化,是一种类似于鲁迅小说《孔乙己》中“我”的存在。“我”以一种见证人的方式叙述了农村的贫困、农民工的窘迫和乡村武斗的野蛮与暴力。但由于作者按耐不住的表述激情,导致“我”无法像《孔乙己》中的“我”那样冷静和客观,除了通过叙事的方式表现一种农村生活的普遍状况外,作品相对忽略了典型人物的刻画和塑造,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而《“长工”麻三喜的壮举》《地震岛》《小汉口》等则初次显露了曾剑在小说创作上的潜力和才华。在这几部小说中,作者通过有条不紊的叙事和精巧的构思分别写出了麻三喜在被逼无奈下的一种反常举动、在地震消息来临的特殊情况下刘满子与刘王氏的奇特恋情、以及一个农村小商贩一段适可而止的婚外情。虽然这几部小说仍无意于人物的塑造,但是由于其较强的故事性与趣味性,非常客观和真实地描绘了一幅幅人生世态图,真正达到了小说创作上的“艺术的真实”。

如果说此前曾剑的作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话,那么《枪炮与玫瑰》则是曾剑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有了以上《“长工”麻三喜的壮举》《地震岛》《小汉口》等的铺垫,曾剑已经可以在大部分虚构的基础上,发挥他卓越的想象力。很显然,在《枪炮与玫瑰》中,无论作为哪种角色的“我”已经不复存在,这给了叙述人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极大的自由,他可以通过人物和第三人称叙事来回顾历史、思考战争和人类的命运。虽然由于整篇小说抒情性的特点,绝对的客观可能并不存在,但我们一定能感受到作者在有意避开此前的那种立足于个人经验的写作,也能感到小说境界有明显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剑的创作已经初步完成了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转折。

作品风格:从自发状态到自觉追求美学风貌

衡量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成熟就要看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呈现出一种稳定的美学风貌。比如李白的诗有豪迈之美、苏轼的词有旷达之美,现代文坛上鲁迅的杂文有冷峻之美、沈从文的小说有自然之美等等。曾剑的小说创作也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写作、无固定风格到自觉追求一种平和的美学风貌的过程。曾剑的早期小说如《西瓜缘》《我做错了什么》《闹洞房》《“长工”麻三喜的壮举》《回家过年》《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午夜飞翔》等都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无论从语言特色、作品的价值观和叙事方式都是一种自发的、原生态的写作,质朴无华,天真可爱,但是没有鲜明的个人特色。随着他生活经历的丰富和文学素养的积累,曾剑后期的作品如《穿军装的牧马人》《冰排上的哨所》《在神圣的天空飞翔》《向大海》《岸》《故事平淡》《士官的白天和夜晚》《饭堂哨兵》《一路同行》《今夜有雪》等无论在题材选择、人物刻画,还是在叙事控制和语言运用上,都在慢慢地形成自己的风格,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稳定、独特的美学风貌,让读者明显地感到他“完成了由一个业余作者向专业作家的转变,由自发的小说写作,逐渐进入理性的创作境地”。

首先,曾剑作品中的主人公虽然都是“底层角色”,故事讲述的也都是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但这些人物身上都显示出一种温和、善良、积极、坚韧的“中和之美”。 故事中的这些处于军队最下层的士兵们,无论是身处恶劣的驻防条件如天寒地冻的冰排、虫蛇出没的孤岛,还是遭遇上升途径的梗阻如苏橘在部队只能理发、哨兵只能为饭堂站岗、黄叶青穿着军装却只能在深山老林里放马,抑或是面对如孟吉祥遭遇掩体坍塌、“我”和陈寒在押送坦克中的种种不顺、“我”不成功的报道写作,他们经历过短暂的失望后,没有一个人沉溺于怨怼和愤怒之中,而是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和调节,不忘军人的责任和亲人的期望,在孤独中与自己对话,在寒冷中互相温暖,在平淡中积极进取,路途坎坷也能保持军人本色。虽然在深山老林的孤独里,在冰排上的酷寒里,在饭堂站岗的单调里,在理发的平淡里,在“逃跑”时的恐惧里,还有在押送坦克的不顺中以及报道写作的一次次失败中,淡淡的哀伤一定是有的,但阳光总能越过“墙角的阴暗”,照进这些平凡士兵的心里,照亮他们平淡的军旅生活,也温暖读者的心。这种诗意和平和来自曾剑对小说人物心理变化的精细刻画,或者说曾剑让他笔下的人物因为有对自身境遇的强烈自省而显得鲜活生动,从而显示出一种平凡的伟大。

其次,曾剑的这些小说因为注重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和对情节立体化处理,而减缓了叙述进程,使小说叙事整体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舒缓之美。这种舒缓之美具体表现在情节画面感强和情节心理化两个方面。情节画面感强是指曾剑小说的情节发展没有明显的时间指示,而是由一个个生动的画面排列而成的。情节画面感强一方面使情节不再以线性方式在时间流上展开,弱化了叙事的紧迫感,另一方面增强了情节的空间感,拉长了读者对情节发生背景的关注时间,强化了对人物心理和动作的表现力度。更重要的是这些画面以自然景象为背景,人物的行动在自然场景中展开,自然与人相互生发,从而生成一个个美丽的意象,像一幅幅活动着的油画,呈现出一种中国传统诗歌所特有的意境美。情节心理化是造成情节画面感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情节画面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小说中的情节画面之所以呈现出意境美和意象美的特点,最主要的原因是曾剑没有对画面中的人和物进行简单地客观摹写,而是将精微的心理描写与自然景物交融在一起,使之具有深深的意味。在曾剑的小说里,我们有时很难将人物行动、心理叙写和景物描写截然分开,但就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糅减慢了叙事节奏,产生了一种悠悠的舒缓之美,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妥妥地安放在这些高山中、海岛上、田野间,和这些普通的士兵一起去感受日常生活的朴素之美。

再次,处于创作自觉状态下的曾剑特别注意对小说语言的锤炼。为了使小说语言更加生动,叙事和心理描写更加准确,曾剑对短句尤其偏爱,而他对修饰语和动词的精选则能使这些简短的形式表达出丰富的意蕴。而他在小说中对比喻这种修辞手法精到和熟练的运用则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对细节和场面良好的把握能力,以及他对文学语言“陌生化”特点独到的领会。例如在《穿军装的牧马人》这篇小说中比喻的使用次数高达34次,如:“这两个巨大的问号,像两把弯刀,砍着我脑子里的每一根神经,折磨着我。”“西风的喘息从它嘴里传来,那里像装了一只破旧的风箱。”“我听着它们(马和狗)走在雪地上踏出不同的声响,和着树梢的风声,像一曲美妙的音乐。”“我的血管跳得更厉害了,像解冻的冰河。”“我头皮一下子绷得紧紧的,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死死地箍住。”“团长语气平淡,却像冬日里的炊烟,让我感到家的温暖。”我的失望、西风的衰弱、马蹄声、我的恐惧和我的喜悦就被这些比喻表现得细致、生动。

正是小说人物精神的中和之美,叙事的舒缓之美和语言的洗练之美,让这些作品开始具有“曾剑特色”,体现了曾剑在小说创作上的一种自觉,也体现了曾剑对这种美学风貌的追求。

结 语

从以上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十几年来曾剑的创作无论从语言、叙事方式等形式要素到作品的精神和价值观等内容要素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都反映出他对生活与写作的执著和热爱。曾剑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像一只蜗牛那样很慢很慢地进行着写作。这种蜗牛的比喻不仅说明了他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的努力,更说明了他对创作和人生的一种姿态:谦卑。正是这种谦卑的姿态,让他的作品如此真切地贴近生活、如此真切地展示着他的人生感悟,又是如此明晰地见证了他写作上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