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39年延安，毛泽东、萧三与红小鬼在交谈

胡乔木致萧三的信

任弼时提议写“毛泽东传”

1978年初秋，湖南省汨罗县文化馆的两位职员——后来的著名作家甘征文与韩少功，为修改他们合著的传记文学《任弼时》而拜访萧三，得到了“大力帮助”并“获得大量的材料”。访谈结束后，萧三又想起“关于任弼时同志的生平”“还有一件事”没有说到，便追加一函，补叙了任弼时支持他写“毛泽东传”的经过：

1943年春夏之交在延安，我们谈及本年冬天毛主席满50岁了。弼时同志郑重地对我说：“萧三同志，你写一本毛主席传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何如？”弼时同志当即用铅笔（那时在延安领导同志，包括毛主席，都惯用铅笔写便信、便条）写了一个信给谭政同志，后又写给陈正人同志一信，都是介绍我去谈毛主席革命实践的……

任弼时的提议，得到了胡乔木的支持。萧三信中写道：

当时在中宣部负责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极力赞助，要我用两个月的时间找人谈话，用两个月的时间写，恰好就可以赶上毛主席五十岁生日了。乔木同志并要管理局安排我的生活，并说，我可以不去党校参加整风、审干，专写毛传。

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五大常委之一。胡乔木（1912—1992），本名胡鼎新，江苏盐城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他们两位对写作“毛泽东传”的高度热情，固然首先是为党的工作需要计，同时也必须承认投入了他们个人对毛泽东的热爱敬仰之情。

萧三欣然领命。他与毛泽东都是湖南湘潭人，又同时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风华正茂少年时，他们曾一起“朝咏诗于晨曦中，夜执笔于油灯下”；一起登岳麓啸傲山林，游湘江中流击水。他们一起组织新民学会，一起创办《湘江评论》，一起为组织出国留学而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后来萧三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留在国内坚持革命斗争；再后来萧三长期活动于世界文化舞台而见多识广，对毛泽东的认识在更宏观的视野中日趋客观全面。1938年在苏联，萧三曾写过一篇题为《毛泽东》的长文在莫斯科发表。这篇长文等于“热身”，从经验和史料等多方面为“毛泽东传”的写作打下了基础。萧三生性耿直，胸怀磊落，有实事求是之风，无苟且奉迎之意。传记写作所必须的史识史德，萧三都具备。“毛泽东传”由他来写，可谓任弼时的知人善任。

《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发表

萧三的工作从搜集史料入手。他“在任弼时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出介绍信”，“仅在一九四二（应为三）年五月至十月间”，就“访问了陈正人、蔡畅、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谭政、郭化若、周恩来、何长工、贺龙、朱德、叶剑英、王震、张鼎丞、胡耀邦、胡乔木、李维汉、李六如、叶子龙等几十位同志，他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王政明《萧三传》）

按照任弼时和胡乔木的安排，萧三在1943年12月26日毛泽东五十寿辰之前完成了《毛泽东同志略传》，并送交任弼时等审阅过。却无奈“毛主席坚决不肯做寿”，又当面亲口劝说萧三不要出版。“寿礼”做不成，“略传”只好“休矣”。而萧三却不肯“休”，“毛泽东传”他是写定了。半年之后，他把“毛泽东传”的一章《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投给了延安的《解放日报》。为庆祝“党的记念日”（艾思奇语），《解放日报》于1944年7月1、2两日予以连续登载。

那是一篇不到3000字的文章，主要从务虚（宣传与组织）和务实（策划并实施）两方面记述了毛泽东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的主要内容。1920年秋冬季节，毛泽东从北平回到长沙之后，一面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作教员，一面开展社会政治活动。首先，他发起成立了许多革命性质的群众组织：例如 “文化书社”、“船山学社”、“自修大学”、“湘江中学”、“青年图书馆”、“湖南改造大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同学会”等等。“在这些机关里，集合了差不多湖南全省先进的、革命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培养了不少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这些机关成为了共产党的合法的组织。”尤值一记的是，作为早期共产主义分子的活动基地，这些机关竟与不少当时的社会名流发生过各种各样形式的交往，比如“赞成过二次独立的省议员仇鳌等”曾“光顾”“自修大学”，“文化书社”的招牌则出自退职后的湖南省督军兼省长谭延闓之手……在此基础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也相继开展起来。比如为反抗北洋军阀政府，毛泽东与彭璜、龙坚公三人联名发表宣言，主张“湖南独立”，并为争取社会各界对此“宣言”的支持而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比如为抗议军阀指派地主豪绅作议员攫取政权，亲率市民群众捣毁湖南省议会等等。

写于1944年6月30日的两封信

1944年6月30日，登载《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的报纸问世前夕，《解放日报》副刊部副部长周立波（1908—1979）和《解放日报》副总编辑艾思奇（1910－1966）分别给萧三写信祝贺，两封信都写得热情洋溢欢欣鼓舞。先看周立波的信：

萧三同志：

你写的毛主席传“伟大的五十年”的一部分，我们先睹为快了，感到莫大的兴奋。我们祝贺你的成功，并希望你能于最近期间内把全书写完。这是对于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现在看到的这一部分看来，内容的丰富和教育意义的深长，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中外作家所写的关于毛主席的书册。这将是有世界意义的一个作品，因为你写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最伟大的人。

整风以后，我们党的样样工作都好了，文化文艺工作也强起来了，但是还要强一些，以便迎接全国范围的光明，让我们更加紧紧的团结在毛主席的旗下，踏踏实实多搞出些成绩。

你的这个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否今年能全部完成？如能在八月建军纪念日再发表一段，那就顶好了。

因为兴奋，写了这些。专此布礼！

立波 六月卅日下午

周立波是成长于“左联”时期的青年作家。满怀憧憬奔赴延安后，他不需要任何适应过程，几乎立刻就成了“革命圣地”形象的信仰者、维护者，成了“红色延安”精神的宣传者、实践者。对革命的满怀忠贞，对领袖的由衷敬仰，让他心悦诚服地做了名副其实的“歌德派”。“时时刻刻以革命利益为重”（罗银胜：《周扬传》），没有任何个人功利目的掺杂其间，他的“歌德”因此而正大光明且理直气壮。这种感情，他曾在《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中尽情抒发：“我要大声的反复我的歌，/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美丽的，/像阳光相信他的温暖，/……我要强烈的反复我的歌，/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真诚的，/共产主义：真诚，/毛泽东：真诚……”

对周立波这种“真诚的感情”，现在肯定有人会不理解、不相信，但它却实实在在曾为一个时代所共有。这种需要与崇拜，应该说是那个年代的一种集体情结——艾思奇的信可以佐证。

萧三同志：

你写的毛主席传记第一篇在党的记（纪）念日登出了。编辑室内的我们，得先睹为快，是非常荣幸的！这是一篇大作，说它将要哄动世界，也不算夸张。谨祝你的成功！

来稿以后最好找稿纸写或按格按行写，草字少一点，因为我们的工人校对，在工作上有许多困难，草字多又不按格写，难免有错字，而这样的文献如果有一个错字都是不敬的，请酌。致敬礼！

艾思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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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哲学家，一个站在最具知性、理性、思辨性学科前列的佼佼者，面对“毛泽东传”的初次发表，信中表露的情感却一点儿也不比作家含蓄、婉约。不同之处只在于：周立波写信既为祝贺也为邀稿，艾思奇则在信中对所期盼的后续稿件提出了书写规范的严格要求。因为萧三的文稿“草字多又不按格写，难免有错字，而这样的文献，如果有一个错字都是不敬的”……

萧三的心愿

毛泽东既不肯做寿，也不肯作传，《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以后，《解放日报》再未收到过相关文稿——不是萧三不写，是毛泽东不让他再写。具体情况，萧三在写给“少奇、康生、伯达诸同志”的信中有清楚地记载：

……毛主席本人知道我在作这件事，曾几次阻止过——从面谈时谦虚地说自己只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只是一个廖化而已，再做几年革命再说’……‘比起列宁、斯大林来，我只是个娃娃’……直到经乔木同志正式通知我，要我停止这个工作……

令行禁止，毛泽东的谦逊把“毛泽东传”摁在摇篮中蹉跎了两年。直到1946年5月，萧三要去晋察冀了，向毛主席辞行时才忍不住又谈到了它。在延安的这“最后一次谈话中”，萧三的执拗获胜，毛主席终于“松了口”“说：‘那你就搞下去吧。’有几次并且提示过某几点意见和补充了些事实（关于湖南之运动的）。又曾答应过从政治上校正一下……”得到了“解禁令”，萧三不胜惊喜，赶忙重新收拾行囊，把与“毛泽东传”有关的资料都装上带走，实在带不动的交给了柯仲平，让他尽快想办法给自己捎去张家口。好不容易争来的“写作权”，萧三深恐稍纵即逝，他必须抓紧。从延安到张家口到阜平到平山到冀中前线，他一路走一路构思一路找人访谈征集资料。不是按一般传记的写法顺时而下，而是哪一部分资料充分构思成熟就先写哪一部分。初稿写成后先找人拿去读，读了提出意见他再去改，反反复复，紧紧张张。晋察冀两年，为写“毛泽东传”而奔波劳碌成为他的生活“常态”。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留在陕北指挥战争，朱德和刘少奇肩负中共中央的委托转移到华北。为筹备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刘少奇于同年5月先期进驻西柏坡。6月底，去冀中搜集写作资料的萧三回到平山，与刘少奇等取得了联系。知道刘少奇很关心“毛泽东传”，“同意看看已经写成了的，并提提意见”，萧三“至感至幸”，“特请刘澜涛同志带上复写的三部（只第一部是全的，二部三部均待续补）”，请刘少奇等“抽暇阅看一下，并详加指教！”同时附信一封，向“少奇、康生、伯达诸同志”汇报了自己的写作情况：

从毛主席50岁的那年开始收集材料，想写一部比较完全的毛主席传（康生同志、弼时同志是最初怂恿我作这件事的），到现在五年了。除在《解放日报》发表过一章（《初期革命活动》）及在《晋察冀日报》又发表过一章（《在大革命时代》）及在《时代青年》杂志发表了《他的儿童时代》与《青年时代》（现又大加修改了）外，直到从张家口出来，在阜平史家寨、红土山住了五个月的时间，才比较集中精力的写了从大革命失败、井岗山进军……到十年内战中期几章。但从今年三月后又停止了，原因是这里找不到参考文件，其他活的材料也很不够。三月间曾去冀中，找到许多同志谈了些材料（前后共计谈了五六十人，从总司令到井冈山时代毛主席的警卫排长、长伕，到他的侄子乡邻……）。本拟回陕北去的，因时局变化不果。

读这段引文，能明显感觉到萧三的焦灼。这种心态的产生，估计与萧三对其传主日甚一日的深刻了解紧密关联：因为越写越知道毛泽东的高度，所以越写越明白写“毛泽东传”的难度。但这里要说的是萧三的令人肃然起敬处：他知难却不畏难，而是很冷静地分析困难之后很真诚地寻求帮助。他谦虚好学勤勉上进的品格，在他写给刘少奇等人的信中鲜明呈现：

以我的才疏学浅、斗争经验少等等，写这样一本书，写这样一个巨人，实在不能胜任愉快。因此我在执笔时总是兢兢业业的。但为了学习，这项工作又是一种好的鞭策。承同志们的帮助——从谈材料到原则上的指示，这本书如能写成（我打算再花几年工夫），如能作为将来修党史及学习毛泽东思想者的一个参考，则于愿已足了。

“毛泽东传”版本

1946年7月，萧三著《毛泽东同志略传》由新华书店冀中支店出版。64开页，很小，也很薄。但是无论如何，这篇完成于1943年12月26日之前、已经任弼时审阅并首肯的文章终于得以问世，总是可喜可贺的。这是“毛泽东传”的第一个版本，编者特意在文后加注“中共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说明此书是为“党庆”而生。“略传”之后，“附录”了在《解放日报》发表过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略传”结尾，是这样两段文字：

毛泽东同志的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他恭谨勤劳，做群众的学生，认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所以成为群众的先生。他的领导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时刻准备坚持真理，时刻准备修正错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他的作风“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的作风，是科学的作风。他的感情是人民群众的感情，他的喜怒哀乐是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毛泽东同志——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中国真正大智大勇大仁的人物！中国广大的老百姓称他为“毛圣人”“救星”“福星”……

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理论，实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他自己就是这个结合的巨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得到了发挥、应用与发展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独立自由民主解放的指南针。毛泽东思想的各方面是整体的，是内部互相联系和不可分割的。他的学说是不朽的，是会随着客观实际的改变前进而不断发展的。研究和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每个共产主义者，中国每个爱国的人士应有的任务。

这两段文字，内容形式遣词造句都像极了毛主席去世后的“盖棺论定”。70多年前萧三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刻程度，由此可窥一二。

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由新华书店出版。这是“毛泽东传”的另一章，也是“毛泽东传”的又一个版本。这部书的初稿，曾以复写件送刘少奇等同志审定，当时的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也看过并转手“将该稿送给乔木同志”。胡乔木读罢给萧三写信说：

很欣幸看到你的稿子。我只有两点小意见请你参考：一、开始的一节我以为不妥，用反抗父师开始，易给中国普通人一种不良印象。引的路德威、巴比塞、斯诺，也易使程度低的读者一望生畏，且与全书体裁不合，不如改为毛泽东同志的家庭，写其家庭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人口状况。二、写你与他同学时期，我想仍以第三者口吻叙述较为得体，亦免与全书口吻不合（左琴科的列宁故事你想是看过的，如忽然插入左与列谈话一段如何呢？）。

胡乔木的“两点小意见”，实际是运用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提出的两点批评。首先，他认为“毛泽东传”是为“中国普通人”与“程度低的读者”即工农兵所写，应该为工农兵喜闻乐见才行。其次，他建议叙述人称要前后一致，以求写法上更符合人物传记的文体要求。两点批评切中肯綮，言之有物有据又有情，让萧三欣然接受且满怀感激。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问世4个多月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1950年1月1版， 3月2版，7月3版……随着日、德、英、捷克等文字版本也同步发行，“毛泽东传”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1951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创刊，从第2期开始刊出“毛泽东传”的另一章《毛泽东同志继续努力于工人运动》。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将《青少年时代》与《努力于工人运动》整合出版，《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由此问世。

“毛泽东传”引发读书风

“毛泽东传”的广泛传播，迅速引发了一场“读书风”。从新闻出版单位每天都会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种万众踊跃致使洛阳纸贵的高涨热情。其中一些具有商榷性质的信件是直接写给萧三的，举例如下：

1951年5月14日，广州蔡安存信，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继续努力于工人运动》中关于蒋先云“攻武汉时牺牲了”的说法。蔡说：“我记得蒋先云同志1927年春为第七十七团团长，是由武汉继续北伐时，在河南省攻临颖时阵亡的。那时我在担任军医工作，记忆大约不会有错的，因当时我的心情受很大的刺激。”考虑到“事关革命史料”，蔡安存特意提供了调查线索：“这事蔡廷锴同志或亦记忆的，他那时是第十师师长。”

1951年5月30日，长沙周定一信，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继续努力于工人运动》中所记长沙“六一惨案”的发生时间。周说：“1925年我正在长沙读初小，那一年的6月1日曾在省教育会参加过‘六一惨案’纪念会，会后抬着放大的黄、王两烈士的尸体照片去游行，叫口号，还唱着‘六月一日惨剧演长沙，黄王二君横死暴力下，帝国主义日益逼中华，国民起来，努力打倒他！’这么一个纪念歌。这次游行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我记得惨案的发生不是在1925年。”

1951年6月26日，天津马铎信，对《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萧三所写“作者的话”提出批评：“毛主席说过：目前中国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大意），我觉得与萧三同志提的‘最后的、完全的、彻底的胜利’有些不一致……”

1950年7月3日，上海杨重光信，通报他对中共一大会址的考证结果，以纠正“毛泽东传”中的叙述错误。信中说：

关于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亦即成立大会的会址问题，最近经过一个月来的调查和考证，已经找到了。……党的诞生地并不是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不是博爱女校），而是李汉俊的家里；而李汉俊的家当时是住在望志路76和78（现在的兴业路106和108号），这是两间沿街的弄堂房子，后门即从贝勒路的树德里出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即是在76号的厢房楼上举行。博文女校并没有在那里开过会，那所学校只是当时远道来的代表包括毛主席等在会前耽搁的地方。

读着这些来信，仿佛触摸着那个时代的脉搏，铿锵作响，强壮有力。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刚刚“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奋发图强。“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等字眼，成为全民共识变为集体行动。领袖传记的出版，俨然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否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对毛泽东的热爱与钦敬，正是国人有信仰、有自尊、有自信的一种具体表现？毕竟，这样的“崇拜”，是一种能凝聚民心、汇集群力、指涉未来、鼓舞前进的精神正能量，是任何一个有梦想有前途的国家和民族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毛泽东传”再版始末

“文革”之后，万象更新。国家需要正能量，民族需要正能量。有良知有识见有担当的文字工作者们，因此而想起了萧三和他的“毛泽东传”。“五十年代初期主张印行《青少年时代》”的原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奉调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临走时再三嘱咐自己的同事黄伊编辑：“中青社一定要再版《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定！”

黄伊是著名长篇小说《烈火金钢》的责任编辑，是《红旗飘飘》丛书的主创人之一。1979年5月4日，黄伊“在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了萧三的名字，知道萧三已经“解放”，5日10日便致信自己“熟悉和爱戴”的老诗人，急切地表达了“希望能在一二年内”看到“毛泽东传”出版的愿望，敦促他“不要再拖了”。黄伊告诉萧三：

老人家（指毛泽东——笔者注）去世以后，尽管有不少单位编写了不少老人家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但许多人都没有写得像您那么通俗、生动，富有文学味。而有些人，就是取材于您那本二三十年前写的书。

黄伊的信如同一团火，点燃了老诗人压抑已久的激情。自己二三十年前写的文字如今还能为人所用，萧三因之而感到了自己辛勤劳作的价值！他为之欣幸，更为之着急！耄耋之年，来日无多，而“毛泽东传”还有许多内容只是腹稿，写在纸上的部分章节也还有待修改润色。前路茫茫，时不我待，萧三立刻开始了对《青少年时代》的修订——主要是对一些史实细节的考证，因为“事实完全正确、详尽”的标准他一直铭记在心。蒙冤受屈二十余年而痴情不改初衷不变——信仰之伟力，实在让人感佩！受他的精神感召，凡被求助者，没有谁不热情援手，萧三因此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真材实料，其中以毛主席的大舅哥杨开智提供的信息最为典型：

萧三同志：

读了大作，提几点修改意见供参考：

1、毛主席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一九二七年阴历三月初三出生于武汉。但文中提到主席三个孩子的地方，容易使读者误会，以为主席与开慧在清水塘居住时就已有三个孩子了。如若再有一、二句说明，就好了。

2、杨开慧乳名霞，并无“姑”字。板仓地方人称“杨先生”。

3、开慧被捕系特务坏人告密，并非叛徒告密。

4、开慧烈士是被枪杀的。无砍头、示众一事。

望大作早日出版。顺致大安！

杨开智

（1978）4．20

杨开智的回复让萧三“无似感激”。依信中所谈，他一一修改了书稿的相关内容，比如把“主席信说‘我们是一家人，不分彼此’”写进了书中，把写杨开慧烈士“被砍头”改成了“被枪杀”等等。1978年5月，萧三为通报上书稿修改情况致信杨开智，信中弥漫着夕阳衔山老马长途的无奈与悲凉：“这只是书中的一节，其余章节，也都煞费考证、整理。全书何日竣工，尚很难说。”

1980年7月，修订后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这是萧三著“毛泽东传”的终极本，是一部只有两大章内容——名副其实的刚开头便煞尾的伟人传记版本。一部耗费了作者几十年心血的著作，只有这些内容变成了正规出版物。惟其如此，才弥足珍贵。虽然“全书”终于未能“竣工”，但它的的确确曾经以其大无比的精神力量，至少哺育了与共和国同龄的整整一代人。

回首“毛泽东传”的创作过程，老诗人既痛苦又欣慰。在给甘征文、韩少功的信中，他诉说了自己的复杂情感：

弼时同志的嘱咐，我恐怕无法完成了，想来至深惭愧与感忿！但所收集的材料，虽笔记本子遗失殆尽，但一部分仍散见于我偶存的稿件中，全传写不成，至少可以作为修党史者的参考。党史就是毛史、毛传；他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实践，同志们又可以续下去写党史——毛传，不是吗？

慷慨悲凉的话语，寓含着对国家、对民族、对党的事业的殷切希望，读之不禁想起他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想起诗抄中那玉振金铿的词句：只要主义真，自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