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封萧三致丁玲的书信写于1942年，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寄给丁玲本人，而是经过修改补充之后，直接寄给了《解放日报》总编辑博古同志。一封原本要寄给当事人的信，却中途改道寄给了第三者，这第三者的身份又是当事人的“顶头上司”，萧三在信的开头开宗明义，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为了我的一篇捞什子（“谈‘带枪的人’在延安的演出”），前后花费了你许多时间和笔墨，本也值不得再说什么了。但是接你退还我的声明和附来的信之后，我却有不能已于言者，愿为同志陈之。”萧三是那种心里藏不住事情的人，好不容易打定主意不说，现在接到丁玲的退还声明后，内心的不满一触即发。从“首先——谈到文章本身——其次——再重复几句”的行文架构上看，萧三也经过稍许沉淀。

《带枪的人》是包戈廷的第一个关于列宁的剧本，于1940年被译成中文。据戈宝权在《列宁永远活在我们中间——谈列宁的光辉形象在舞台上》中的论述：“1941年7月，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戏剧系和华北联大文工团，就在晋察冀边区联合演出了这个剧本(由牧虹扮演列宁)。同年为了庆祝伟大十月革命24周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实验剧院又再次上演了这个剧本(由于学伟扮演列宁)。”据严正（扮演斯大林）回忆，他们实验剧院在七八月间决定排演，直到1942年元月一日才初演成功。（《回忆王滨教我演斯大林》）

在那个可歌可泣的革命年代，萧三是典型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我没有闲心，去描写那风花雪月，去享受那良辰美景”。在这条文艺战线上，萧三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作擂鼓来捶，为革命事业呐喊助威。这篇《谈〈带枪的人〉在延安的演出》也是一样，他在12月26日晚看过戏之后，27日夜里就急急写完文章，遇周末延期两天到29日寄给丁玲。前面说到实验剧院的初演在元旦，如果丁玲能够在新年之前就将之发表在日报上，那么这篇文章无疑将起到很好的预热效果，可以“使得观众更踊跃，更了解”，更何况身为党报的《解放日报》更有这种责任做好党的文艺宣传工作。现实结果却在萧三的意料之外，久不见日报刊发，反倒隔了10日后才收到退稿。因为错过了大好的预热时间，所以萧三才觉得“这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意义”。好在初演成功收效颇丰，《带枪的人》还在继续上演，热潮尚未消退。萧三于8日早上收到退稿后，当晚即加紧整理修改，去除芜杂，第二天着人再送，不幸于14日才见刊，这时戏剧早已演完多日。现在，这篇文章恐怕是连“小部分的意义”都失去了，萧三如何不痛心？当时作为《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丁玲同志是失职了。此时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丁玲，其文艺观与诗人萧三可能不尽相同；作为党报文艺栏的负责人，她所考虑的因素会更多，但事情恐怕还不止于此。

20世纪40年代初，正是延安整风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毛泽东异常关注文艺界的思想状况，当时延安聚集了一大批文学名流，他时常和这些人讨论文艺界的问题，逐渐地酝酿出了1942年5月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萧三、丁玲、艾青等都在场。其时萧三的“文人心直”在会上就可见一斑。在王政明的《萧三传》中记载，5月16日的座谈会上，有人突然在萧三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指责他在发言中引述高尔基的文学主张是‘贩卖别人的东西’”。虽是“文人心直”，虽是情绪激动，当时的萧三和信中的他一样懂得冷静、沉淀，顾全大局，“但是在方便的场合，我是会忍不住要说的”，这是他的性格使然。果然，当大家过来安慰萧三的时候，他再没有掩饰会上的委屈，“我多说了几句高尔基的文学主张，这有什么不对？怎么能说是‘贩卖别人的东西’”、“我的一大篇发言，是不是被他的一句话就完全取消了？”可见萧三的真性情。

信中谈到文章本身，萧三直言，丁玲的主观主义太严重，而这正是萧三气愤的关键。“主观主义”在这一时期具有浓厚的批判色彩，须知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号召全党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也是整场运动的重中之重。萧三给丁玲戴了顶沉重的“帽子”。换个角度说，也许正是出于党内同志的直率，才敢批评得如此毫无顾忌。第一次的退稿，除了行文杂乱之外，更重要的是萧三的观点与“许多人”意见完全相反，故退而不用。第二次投稿，萧三自认为不再杂乱，也接受了“许多人”的意见，但发表出来的文章明显可以看到是丁玲的主观意见占优势（信中言）。萧三此时就按捺不住怒火，“新账旧账”一块儿算了。原本与“许多人”的意见完全相反，并不违背言论思想自由的主张。现在强加了丁玲的观点，萧三觉得甚为不妥，“再不合适，还是不登，岂不正大光明？”萧三直言，丁玲过分的“增删斧削”几乎是对原文本意的歪曲或改变，所以他不能苟同。最让萧三无法接受的恐怕是丁玲同志的处理方法，事前没有征得本人同意。萧三认为，无论如何增删，尊重作者是最低限度。那么，丁玲是否因为评论的“意见不妥”又碍于情面一定要发才亲自捉刀呢？还是时间紧迫来不及沟通增删完就直接发表了呢？

“好了，这口气，我只好咽到肚里去。但是在方便的场合下，我是会忍不住要说的，因为是‘人’便贵有骨头，文章也有其‘文格’。我从十四号晚上读到了那篇登载出来的东西之后，一直到现在心里不能宁静下去。”可见这篇文章在萧三心中的分量之重。从信末看到，这是萧三第一次写影评，而这第一次就被丁玲当头棒喝了，阴影不可谓不大。一个在国际上早已成名了的诗人，转行做评论文章的时候，恰巧遇上了严苛的编辑，该是令萧三没齿难忘的。他信中还提到那个可怜的打算——将原稿寄给实验剧团，但原稿不小心被工人弄丢了。正在气头上，较真的萧三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他最后还要再重复几句：“不满意你的主观主义的增删，特别在于评田方同志‘有些地方变成了滑稽’（因为我直到现在都不觉的他滑稽），在于改成‘整个剧的处理……欠条理和节奏？’（而且读去多不通呵！）”他最伤心的改动就在于此。从“我声明，我并没有受实验剧团的什么贿赂，而想拍他们的马屁或者“恭维”（来信中字）一番。所有我的批评都是出于至诚。现在被你换成一瓢冷水，自然是大背我的初衷”。可以推断，萧三对演出的肯定要大于批评，而丁玲的改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削损了评论的肯定之辞。

事实上，严正的回忆文里对萧三的评论是肯定的：“萧三写了评论文章，肯定了该剧，尤其肯定了列宁、斯大林这两个角色。对有些场次虽然认为有些许不足，但认为整个演出是个壮举。”后来毛泽东和萧三谈论文章的时候也提到：“你的散文写得很生动。我读了你写的《论‘带枪的人’的演出》……都写得很好。”可见，丁玲的冒昧修改并未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文章的质量。

所幸，这场文案并没有对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产生很大影响。在1942年5月紧接而来的文艺座谈会上，他们都自觉地充当起文艺工作的排头兵桥头堡，就戏剧创作、就创作中的光明与黑暗等问题，都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1942年丁玲因为写作《三八节有感》受到批判，萧三并没有“落井下石”。相反，在丁玲那段“灰溜溜”的日子里，萧三还鼓励了丁玲，将毛主席的话转达给她：“丁玲有进步，报上批评她的文章太厉害了，要支持帮助她，不要把她和王实味一样看待。”1947年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稿的54章，两份复写稿一份自留，另一份只给周扬和萧三看过。周扬当时主管华北宣传工作，小说的出版需要过他这一关，初稿理应请他过目。而诗人萧三与丁玲并不存在这样的利害关系，在丁玲眼中，他更多的是位志同道合的革命挚友。当时彭真在会上因个别人的意见片面地批评了丁玲的地富思想，而萧三并不是这个“个别人”（事后证明是周扬）。相反，他满心期待着小说能够出版，1948年与主席散步后，他将胡乔木和毛主席对小说的意见面告陈明，希望借此鼓励丁玲。他的“文人心直”，不过是就事论事，光明磊落。

1983年萧三与世长辞，丁玲在《吊亡友萧三同志》中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谦逊的长者/一个普通的诗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是一棵不老松/越老诗文越好/他是一块不锈钢/越炼越坚强/全心全意向着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