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伊格言这里，梦境当然首先意味着一种绝妙的技术媒介，一种引入新颖科幻奇观的文本契机。对于伊格言来说，梦境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与记忆及历史之间的隐喻关系。或者可以说，在他那里，历史即梦境，认同即面具。于是在伊格言的小说里，总是流露出对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的怀念，这是文化的乡愁，也是现代性的乡愁。然而正如林群浩对小蓉所反驳的，“我们不可能回到没有文明的时代了。”这种对话性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小说中肆意弥漫的反现代的浪漫情愫，这种人文主义的忧思与文明批判固然振聋发聩，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乌托邦，虽令人警醒却终究虚妄。

在小说叙事的进程中，伊格言往往会借助人物之口为小说的意涵打下注脚。比如，《噬梦人》中Cassandrad感叹：“生命本身已经困顿，而记忆却比生命更艰难……”或如M的反思：“在那个年代，我和Cassandrad 都太年轻；年轻得不足以理解生命的徒劳，年轻得不足以理解历史原本只是梦境、只是空无。”小说就这样，在浓郁的悲观与宿命感之中，让我们不得不思索它着力设置的记忆与历史的议题。

在伊格言这里，梦境当然首先意味着一种绝妙的技术媒介，一种引入新颖科幻奇观的文本契机。如人所知的，围绕梦境大做文章，发挥奇思妙想，让人大开眼界，这是《盗梦空间》《阿凡达》一类好莱坞电影给予我们的启示。《噬梦人》当然也并不避讳这种浅显的娱乐性，并也力图在这种娱乐之中顺势发挥文化批判的功能。比如在VR、AR大行其道的今天，“梦境娱乐”作为“虚拟现实”的最新产品，对于AV产业形成的致命冲击，就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在这新的时代，技术理性与消费文化有了完美结合的契机，这也是资本向人类梦境“殖民”的“伟大历程”。小说还饶有意味地写到一种“梵之梦境”的药物，“人们在这些蜂巢状的胶囊小室之中，可以安心沉睡、心无旁骛地享用这些色泽鲜艳的、迷人的‘梵’之梦境……”由于科技的昌明，再加之“梦即一切，梦即万有”的“神圣”理念，未来某一天，“以梦境作为形式的‘神的体验’”或许真的会被当做娱乐的极致而广为贩卖，这种“精神鸦片”注定让所有的人欲罢不能。在此，“梵”犹如“忘忧之国”一般，成为“娱乐至死”时代的最大隐喻。

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伊格言来说，梦境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与记忆及历史之间的隐喻关系。或者可以说，在他那里，历史即梦境，认同即面具。这就不得不谈到《噬梦人》里的K了。这个周旋于人类联邦政府与生化人解放组织之间的双面间谍，“始终未曾真正理解自己的身份”。他原本以为，只是“决定成为谁”的问题，没有“原来是谁”的问题，只是促使那决定浮现的“意志”的问题，没有“本质上”归属于何种族类的问题，只有“意志身份”，没有“本质身份”。小说之中，记忆与身份的问题永远纠缠着K，让他如卡夫卡《城堡》里的K一样彷徨于无地。这位人类与生化人解放组织殊死搏斗的棋子，一个不折不扣的试验品，无处逃遁的“第三种人”，有着“伪造的身世”，一个“赝品般的人生”，以及不切实际的梦想——“成为一个人类”，这都意味着他难以逃脱的宿命。

在《噬梦人》中，梦境植入是生化人身份认同的由来，然而被植入的梦境，又存在崩解的风险，这是技术主义的局限所在。不仅如此，被植入的梦境，又可通过“逆镜像阶段”予以擦抹，这意味着身份的弃置与重新选择。而K作为“第三种人”，生化人再造的“试验品”，不幸成为那个被历史选中的人，他背负着“创始者弗洛伊德”的计划，又被“背叛者拉冈”暗中监视。在他身上，奇迹般地曾被植入13个梦境，诸种身份与记忆的彼此牵扯杂糅，记忆碎片不断闪现。在他那里，历史一次次地强行植入，又一次次无情擦抹，而那些难以消弭的记忆碎片却永远相随。在伊格言这里，历史总是过度庞大，让人无法逃遁于记忆之外，而活在历史中的人们又总是被“伪造的身世”所蛊惑，在“意志身份”与“本质身份”之间难以抉择。由此小说清晰地投射着杰姆逊所言及的“民族寓言”，这恐怕也是台湾作家念兹在兹的“政治无意识”。

在伊格言的小说中，我们总能清晰地捕捉到“那巨大无匹，却又近乎透明不可捉摸的，存在的虚无”。正如他所引用的昆德拉的那句话，“小说家是从自己抒情世界的废墟上生出来的。”他的小说弥漫着一种存在主义的焦灼、忧郁与绝望。如果说《噬梦人》体现的是对于历史的虚无，那么《零地点》的虚无则体现的是对于文明本身的怀疑。《零地点》以虚拟的台湾核四泄露事件为核心，寄寓着作者“正面撞击”，“直接介入当下现实”的勇气，并于危机之中将自我塑造为“惟一一个逃出来报信的人”。大江健三郎曾引用麦尔维尔在《白鲸》中的这句话，据说它来自《圣经》。伊格言的借用当然意味着作者试图表明的一种写作姿态，一种冒死说出真相的自我期许，以及与想象的秩序殊死搏斗的勇气。相对于《噬梦人》中以大规模伪知识拟造世界的狂飙，《零地点》以想象的方式撷取现实的材料，构成了一部“贴地飞行”的小说，这也被伊格言自己比喻成杜尚《喷泉》式的“行为艺术”。

伊格言对于科技的忧患之情，我们并不陌生。《噬梦人》就曾一再渲染技术主义背后的死亡意象，我们也能清晰地感觉到这种恶托邦的冲动。所谓恶托邦或反乌托邦即为乌托邦的反面想象——科技不总是进步与美好的，也可能意味着危险与堕落。这并不奇怪，人文主义者对于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怀疑，几乎是一切科幻文学的俗套。不过我们还是有幸看到，台湾的故事也被伊格言郑重其事地讲进了全球流行的核危机生态叙事之中，尤其是在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对于核问题的警示与排斥，成为全球普遍的人文主义忧思。当然，这里有乌托邦式的科技梦魇，但更多还是基于文明与现代性本身的自我反思与批判。文明是一场灾难，这是《零地点》中不断流露的一种观念。文明的灾难性不仅在于，人类社会政治的黑暗，如小说所预言的，台湾社会的黑金政治，以及“被掩盖的真相”，即承包商层层转包，中饱私囊；贪污的家伙的自私，总体检的敷衍了事……这些都意味着人性之恶永不停歇的流转。

除此之外，文明的灾难本质还在于，历史本身也是一场灾难，这是他在《噬梦人》中清楚表明的。不仅如此，文明的反思还涉及到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零地点》通过人物的对话，饶有意味穿插了一段摩天轮的历史，“第一座摩天轮在被造出时，美国也诞生了属于美洲大陆的第一个连续杀人魔……”在这个摩天轮与杀人魔并存的世界，“人类做了错误的选择，让文明趋向于冒进，步履蹒跚”，而他们因为“过度的自信和乐观”，没有勇气承认错误，因此“一个随机的错误选择造就了一个终将败坏的结构体，一个畸胎”。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在这本书中，鲍曼引用鲁本斯坦在《历史的狡计》中所言的，“创造与毁灭同是我们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而在伊格言看来亦是如此，是历史的偶然创造了现今文明的样貌，“文明有自身犯错的可能，文明有自身的毒瘤”。如他所言，“不知从何开始，文明指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一个被奇怪的邪恶力量所牵引的众多的‘平庸之恶’所组成的复合体。战争如此，大屠杀如此，我必须说，核电极可能亦复如是。人类文明原本就是善恶并存的随机产物，而核电起始于战争余绪，起始于一场美丽的妄梦（新的能源，和平利用）；但现在，事实已证明人类是过度自信了，那不是人类所能精确掌控的事物。”在他这里，文明的害处与残忍在于，每个人都是“被文明豢养的怪物”，而以核电为标志的人类科技进步则被视为“文明的歧途”。

于是在伊格言的小说里，总是流露出对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的怀念，这是文化的乡愁，也是现代性的乡愁。“开始的时候，当然都是很快乐的”，那里有无忧无虑的童年，古典时代的自然风光，以及恋人那“涟漪一般清浅的笑”。而生化人一出场即是成人，他们没有童年，童年的被剥夺是一切乡愁的缘由。而在《零地点》中，玲芳对于文明的绝望，更是使她宁可退回到人类的原始时期，“我宁可在这里，自己种蔬菜种番薯，和部落里的其他人交换他们自己做的生活用品……我要照顾他们，让他们在这里用最清简最单纯的方式养活自己。”那才是“他们应有的文明”，“对他们而言正确的文明”。

然而这种“正确的文明”如何可能？破除一切进步的幻象，退守到纯洁的原初，这又何尝不是人文主义者的新的蛊惑？小说徒劳地去怀念一个美好的旧时代，那是个“社福法规和医疗法规都不健全的时代。”然而正如林群浩对小蓉所反驳的，“我们不可能回到没有文明的时代了”。这种对话性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小说中肆意弥漫的反现代的浪漫情愫，这种人文主义的忧思与文明批判固然振聋发聩，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乌托邦，虽令人警醒却终究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