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7年4月7日，由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主办、台湾《文讯》杂志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的“小说阅读——两岸‘70后’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两岸的二十余位批评家、作家围绕两岸“70后”小说及非虚构创作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增设了两岸“70后”（台湾称“六年级”）作家互评环节，希望在创作体验层面加深双方的理解。在此，我们摘编两位台湾作家和一位台湾评论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疏离景况与现实抒情诗

童伟格读张楚

我猜想，收录于《在云落》里的7篇小说，可大致分为两种叙事原型。第一种，可见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典律的默化，主要描述小说主角及其所置身之世界的疏离景况。具体说来，小说主角无论职业或身世设定为何，一律均为孤独的男性，如加缪的小说集《放逐与王国》。纷至沓来的生活细节，总带给小说里惟一权威的观察/体验/描述者，一种“在自己的生活中只是做客的可怕感觉”。主角是存有本质的喻体。一方面，相对于主角而存在的他者，均被主角体察为无法深刻亲解；另一方面，主角对他者的情感，却可能偶现于迷雾间隙——无人知晓的相遇，低抑的片语倾谈，短瞬的见证，为了道别的碰触，或者，事后重新的摹想。这是这个叙事原型的诗学：暴烈的戏剧性被打碎为锋利的景片，以此，转喻事关存有，惟一如实的戏剧性。孤独的增熵。

成稿最早的《曲别针》（2002），是这个叙事原型的最简洁结构体。整座城市在雪中涣散，一如所有“他”不能把握，遑论兑实的过往。不能把握并因之而悲伤的，不是剧烈动荡的时间，所有这些宏观看来，也许应视为“应然”的生命期程，而是“他”无法及时学会、真正纯熟且精致地弯折种种微细，安妥藏存它，于自我内里。口袋里的曲别针。这无法世故保有的衷诚，在小说中，收纳为与女儿“拉拉”的情感牵系。孩童是过往遗腹与将历未来间的中介，是惟一能本然使用“爱”这个字眼儿的人，也是“拇指”这个前抒情诗人无法弯折的字眼儿。

调换光度，将大雪之城转化为长夏的清水镇，将“他”的失落，由“我”体察与代言，此即《草莓冰山》（2003）。在县城坐杂货店柜台、百无聊赖的我，侧记邻居拐男人“他”，及“他”那有些迟缓的女儿“小东西”的生活样态。“我”在“他”的向往中所察知的悲剧性，接近威廉斯对契诃夫戏剧人物的定义：拐男人使“我”确知，“即便理想也是一种失败的形式”；因为“能够带来拯救的不是对未来的憧憬，而是未来本身，但他们却被切断了和它的联系”。于是似乎必然，这以一季为限的知解，必以离散告终，离散向“我”早有预感的，理想生活的挫败。这是他者为“我”做出的向导：在冬天，当“我”也离开小镇，终于吃到传说中的“草莓冰山”时，“我”所履实的，一如《曲别针》里最后的“他”，仅是别无意义的冰冷。

延异上述“二手时间”里的孩童隐喻，则7年后写的《七根孔雀羽毛》（2010），可视为将《曲别针》与《草莓冰山》两篇小说，就同一诗学所作的更复杂再创。一方面，一位如《曲别针》里的“拉拉”那般，与主角隔离、但以其不在场之在场，牵系着主角情感的孩童，在此作中，幻化为“我”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小虎”；另一方面，一位如《草莓冰山》里的“小东西”那样，与主角共处、但以其沉默具现此刻生活之留难的孩童，在此作中，则被改写为“我”之同居人李红的类自闭症女儿“丁丁”。一个冬天；一处破败县城。在这特定时空畛域里，前天才儿童宗建明、小说里的“我”所屡次经验的，可说是上述“失败的形式”的更多重赋格。“我”延异对赝品生活的预感或识见：在更多由“事后我想起”所召唤的叙事里，“我”从自己的记述中逐渐退却，抵达过于曝亮的空无——那取消一切记挂，连“孔雀羽毛”是什么都不重要了的终局。

近期的《在云落》（2012）也许是上述叙事原型结构最繁复的一个篇章。小说中，前大学讲师、纪录片导演“我”，冻结昔日生活，独自隐居县城云落。“那年春天格外的漫长”，相似地，在以一季为限所框定的识见赋格里，“我”试图全景窥知他者的存有状况。这些他者，包括重病的和慧，失踪的前女友仲春，以及执著热望着、要重寻已隐匿的旧日之爱的类精神病患者苏恪以。特别是后者，这个人物，因其纯粹执念、亦因其自主抵御时间的战斗姿态，相当程度体现了神话学者坎伯在《千面英雄》里，对“医疗者”这一角色类型的分析：悖论永远是，在历险故事中，那些启蒙主角的人物，自身，却总是一些拒受启蒙的所谓“精神变异”者。这是“他”遗赠予“我”的“情感教育”：直到小说尾声，“我”重新漫游，从城东到城西，一步一步，“我”形拟“他”既逝的步伐。这是这个冷酷诗学，可能的温暖内核：不是“他人即地狱”，而是他人，无非都是同一层地狱里。

第二种叙事原型，则包含《在云落》里，《细嗓门》（2007）、《剎那记》（2007）及《梁夏》（2010）等三篇小说。这组小说，就话语风格看来，可见张楚对现实主义小说美学的探索；且就理论分析，很适合被放进中国抒情传统的论述框架中，从而获得一个明确的系谱定位。简单说来，这组小说延续五四以降、沈从文及汪曾祺等小说作者的实践，以简练的白话文，内化中国抒情诗的核心技术：以蕴藉留白，指喻无可言说的思怀；以原乡地景，转引人类存有的普遍难题。张楚探索的个人特色，在于将20世纪最后20年的时代风貌，导介进这个系谱中，于是，我们看见产业转型中的县城、城乡间的小商贩动线，以及浸润在台湾流行文化中的小镇新生代等等在地现实细节。

张楚对系谱的承续，则可见于在现实主义美学的格度里，对小说人物之“智慧风貌”（卢卡奇）的全心深描。于是，诸如《剎那记》里的“樱桃”，《梁夏》里的“梁夏”，与《细嗓门》里的“林红”，这些主人公，是各自小说的地景轴心；而亦是这些具体地景，将主人公各自日常的、零余的遭遇，结成去地域特征的普世命题。相对于地域文明，性（及因之而生的憧憬、疯魔或伤害），是各地景中不变的、底蕴的亘古难题。相对于理性话语，肉身的痛苦试炼或自残，更是许多时候，这组小说中的人物惟能赤忱坦露的一种语言。

（童伟格，作家，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讲师）

 

生命中无可言诠的下坠

甘耀明读石一枫

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是经过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4、2015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的杰出之作。作者启动了多种视觉镜头，掌镜自如，京味文字流畅，对人物细节的描摹与雕刻极为细腻，近距离贴看时代洪流下的小人物浮沉，令读者历经骇人风景之余，添了苍凉与无奈。这两篇秀异之作，造诣炉火纯青，值得细细赏读。

作为从校园青春剧出发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呈现社会剧的纠葛，深入挖掘了人世的沧桑。主角陈金芳不亮眼，而像是丑角上场，被当作土包子踹来踹去，她从来没有招惹谁，却遭众人言语霸凌。她是从乡下农村进入都市体系的移动人潮之一，看似一颗锁住资本主义体系的小螺丝，仅能混口饭吃，但是为了更高的金钱价值，她出社会就蜕变了，这剧烈变化像是人生砍掉重练般，空降了另一个截然的身份在社会打滚，历经了蝇营狗苟、居心叵测而后身价大涨，成为都市发迹的传说。

现代的北京在经济、文化与金融方面历经了天翻地覆的剧变，各地的力量在此角逐，两千余万的人口在此营生。如此现代都市的裂变，如此时代的变动，使人性有了更多试炼的磨石，人的沉浮与堕落，充满惊滔骇浪，这绝对有别于我以往所读的莫言、苏童、阿来、余华等人书写的传统材料与风格，也贴近我生活的现代都市，有更多的共鸣。陈金芳的塑造，无疑说明在现代资本主义金钱的游戏中，被淘汰的失败者，往往比报纸上刊登的商业巨子的成功案例，更贴近常民生活，也更接近我们的亲朋案例：我们如此平凡，常常靠近小失败，而不是接近大传奇。

相较于《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的企图与寓意则更深掘。同样是对城市人性的试炼，前者予人深沉无解的哀感，后者又在无奈中，注入了一股向上升的价值。《地球之眼》描述富二代李牧光与安小男的对立。石一枫将两人塑造得活灵活现，如两条毛巾绞出迷人的血汗冲突。

染病嗜睡的李牧光，为人随和，精神与脾气都温懒，懂得用食物与电脑，拓展友谊，与小说叙事者的关系良好，怎样看来都是可圈可点的酒肉朋友。安小男的出现，带着令人不解的道德感，与时代顺流而下的气息违和。这么说是因为安小男不断提问“社会腐败与道德缺失”议题，既无法辟出新见解，自己也永远无解的打转，看似罹患了大而无当的犬儒病。这种正义道德感，也延伸到毕业后的金融工作，面对上司要求的网络监听系统，他不但不顺从，还当面驳斥，最后被打入冷宫，离职后成了游荡在学校附近的“校漂”分子，做代考的枪手，勉强糊口，却不敢让独居的寡母知道。如此的道德洁癖，安小男成了社会乱流的怪胎，既无法融入，也无法脱离。但是这样的设计却使小说有更强的紧绷力道，更以安小男父亲自杀的童年伤害，将角色锻炼成一枚锋利的匕首，刺破李牧光跨国洗钱的黑幕作业。

陈金芳与安小男，是《世间已无陈金芳》窥看北京剧变的两只眼睛，陈金芳是血泪之眼，安小男是纯真之眼。多亏石一枫的笔锋锐利，凿出了两尊时代人物悲喜的范本。这两个人物，在金钱游戏的大河中，陈金芳的向下沉沦，安小男的向上浮生，都是千万人物中的两枚棋子，而且小说采用旁观的叙事者，忽远又近的观看这两位人物，仿佛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叙事者尼克·卡拉威（Nick Carraway），看尽纽约的美国梦。《世间已无陈金芳》也是北京梦的警醒曲，世间浮沉如此无情，谁也无法淡定，只是涉入的深浅。

两篇中篇小说的结尾令人玩味，且余韵无穷。陈金芳在小说中最后的言语是“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到底是她试图为自己在金钱游戏中，勉强对金玉其外的包装解说；还是愿意入狱接受法律制裁，为自己败絮其中的行为受到惩罚呢？颇令人思索。这使得叙事者的灵魂在这场冲突中，得到向上升的力量，俯瞰北京城“无数豪杰归于寂落，也看到无数作女变成怨妇”的不胜唏嘘。

《地球之眼》的结尾更令我激赏。安小男公布了老板李牧光的恶行，等于也把自己的饭碗砸了，重回校漂的身份，在杂乱的校园四周混口饭，修些电脑主机板、硬碟之类的小生意。文末，叙事者不过是来看看安小男是否还在，看了心愿就了了。此时，巧妙运镜，聚焦不是在安小男，而是他患眼疾母亲的满脸笑容，“那个笑无非是她对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的本能反应”，也是最美回应，北京城里一朵花似的灿烂，令人温暖。

人生浮沉，石一枫理解了安小男的纯粹，同情了陈金芳的沉沦，带领读者从更高的俯角，整理两位角色的生命，使北京城红男绿女的生活闪出两道光芒。人生的光影，遵循生命最纯净的内在声音，要是回头回忆，只能是美好的旧时光，像是《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叙事者老是回溯陈金芳站在窗外听他拉小提琴的年代，音乐的本质不变，无论在大剧院演奏，或在小轩窗外，永远是美好的。如果向前看，着落在现实生活，或许像是安小男一样，活在小幸福的日子里，过着阳光斑斓、守护亲人的生活。人生平凡，或许这就是幸福。

（甘耀明，台湾作家）

 

“我”在哪里？

沈芳序读梁鸿

阅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个“痛苦”来自于读者“我”无法袖手旁观，跟着作者“我”穿街走巷，进入梁庄人的生命里，近距离地参与他们生活的片刻（几乎都是悲伤地、不公不义的片段）；却又只能随着文本中，标记梁庄人口述内容的标楷体戛然而止。芸姊40岁的人生，是重新开始还是“就只是萎谢了”？黑女儿和她的奶奶，有没有对邻居那个对她伸出魔掌的老头提告？向学的妻子，还跟他一块吃苦吗？

叫人难受的是，他们不只是“故事”，他们是活生生如你我一般的人。但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们“很自然地”被符号化成一个群体：“农民工”；一种状态：“死了”、“发财了”、“打工”；他们实则是“没有脸孔”的一群。

阅读中，我常常会逸出既有的阅读脉络，思索作者“我”、读者“我”的立场。要以怎样的视角去“观看”、“聆听”；乃至“理解”？因为“命运”与“阶级”的不同，所有的“理解”都只能加上引号。因为，我们不能变成“他们”。或许，这就是从头到尾，让我最感悲伤的地方。每阅读一字，其实都让读者“我”觉出自身的“无能为力”。看似平淡平凡的“情节”，却有滴水穿石的力道，它们不停向我质问：“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这两部作品，其实还让人体会出“难堪”。我试问自己：身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生命情境中所遭受到的苦难，能不能和这群农民工的苦难相比？可不可以比较？陡然间，产生一种因为生活无虞而有的“羞耻”。那和这群在大都市里讨生活、自觉低人一等的梁庄人的“羞耻”，不一样。

因此，我特别觉得书写和阅读这两部书都需要极大的“勇气”。让我觉得珍贵的地方也在于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梁鸿并没有轻放过自己。当她斥喝儿子，不让他和芝婶的小孙子，在浮满垃圾和水藻的池塘边玩时，她写道：

在拉扯孩子的瞬间，我看到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这使我突然间很羞愧。即使你抱着“重回大地”、“重回村庄”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们中间，做他们的一分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如果《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少了这些充满警觉性的自省与自我质疑，那么它就只是主题性突出的口述记录。惟有将自己时刻悬于一种“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大概近于梁鸿自己所表述的“精神上处于矛盾或痛苦状态”）的状态，作品才能更如实地传达出更多真实。

而从这产出的，还有一种“责备自己”的态度，我们遇事惯于责备制度，责备他人；却往往忽略自身的责任，所以当梁鸿指出“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时，我开始认为书写这两部作品，对于梁鸿来说，或许一开始，并不是太过目的性的、公众的事。它的出发点，可能较接近“找自己”与“为自身定锚”。

那么，这两部书与一般我们熟习的“报告文学”又有何不同呢？梁鸿自己在接受凤凰网文化记者徐鹏远的访问时，做了很清楚的辩明：梁鸿把这两部作品定义在“非虚构”而非“报告文学”，其主要不同处在于书写者本身是否存有“定见”。在关于《梁庄》的两部书里，梁鸿比较像是把问题挖出，并且摊开来给读者看，也不避忌透露出自身局限；她其实并没有要给所谓的乡村困境开药方的意图。这样的题材，本身对读者就产生了某些“筛选”，阅读它的，比较多的可能是近于梁鸿这一端的“知识分子”。所以当梁鸿暴露出自身矛盾与负罪感时，许多时候，身为读者的“我”，常常也陷入一种被“打脸”的感同身受。

作为一个出生40天就被送回台南外婆家，生活到8岁的乡村女孩，我在阅读梁鸿笔下的梁庄时，也不停比附着我所熟悉的台湾乡村。梁鸿看到强调“在地”的台湾乡村，大概是最近这十几年的趋势，但乡村有些共通的问题仍旧存在。大陆所谓的“留守老人”，对应的是早些年台湾“青壮劳动力外移”与“隔代教养”的问题。比较根本的不同，恐怕在于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开始认同自己的故乡，回乡创造“商机”与生存空间。关于“认同”，化作梁鸿笔下，就是那个问了又问的问题：“真让你回穰县，你回吗？”梁鸿直言，就目前的乡村结构（缺乏氛围，像是一个荒凉的孤岛），自己是“不敢回去的”。从这两部书中，可以看到多数梁庄人，是抱着“养老”、“享福”的心态，看待归乡一事。而第二代更年轻的打工者，在家的时间更短，大概很难对梁庄产出之于“故乡”的慕恋。梁鸿称这种发生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所以城市不是自己的家；而乡村也显得遥远，亦无法对之展生归属感的现象，为“双重的精神失落”。但目前台湾的乡村，渐有的“青年返乡”，多是指受完教育、至多在外工作几年后，就返回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将生产力带回家乡，也将活力注入老地方；这可能是目前台湾乡村与大陆乡村较不同之处。

（沈芳序，台湾静宜大学阅读书写创意研发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