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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阅读——两岸“70后”作家作品研讨会发言摘编

2017年04月21日09:10 来源:文艺报  

2017年4月7日,由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主办、台湾《文讯》杂志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的“小说阅读——两岸‘70后’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两岸的二十余位批评家、作家围绕两岸“70后”小说及非虚构创作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增设了两岸“70后”(台湾称“六年级”)作家互评环节,希望在创作体验层面加深双方的理解。在此,我们摘编两位台湾作家和一位台湾评论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疏离景况与现实抒情诗

童伟格读张楚

我猜想,收录于《在云落》里的7篇小说,可大致分为两种叙事原型。第一种,可见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典律的默化,主要描述小说主角及其所置身之世界的疏离景况。具体说来,小说主角无论职业或身世设定为何,一律均为孤独的男性,如加缪的小说集《放逐与王国》。纷至沓来的生活细节,总带给小说里惟一权威的观察/体验/描述者,一种“在自己的生活中只是做客的可怕感觉”。主角是存有本质的喻体。一方面,相对于主角而存在的他者,均被主角体察为无法深刻亲解;另一方面,主角对他者的情感,却可能偶现于迷雾间隙——无人知晓的相遇,低抑的片语倾谈,短瞬的见证,为了道别的碰触,或者,事后重新的摹想。这是这个叙事原型的诗学:暴烈的戏剧性被打碎为锋利的景片,以此,转喻事关存有,惟一如实的戏剧性。孤独的增熵。

成稿最早的《曲别针》(2002),是这个叙事原型的最简洁结构体。整座城市在雪中涣散,一如所有“他”不能把握,遑论兑实的过往。不能把握并因之而悲伤的,不是剧烈动荡的时间,所有这些宏观看来,也许应视为“应然”的生命期程,而是“他”无法及时学会、真正纯熟且精致地弯折种种微细,安妥藏存它,于自我内里。口袋里的曲别针。这无法世故保有的衷诚,在小说中,收纳为与女儿“拉拉”的情感牵系。孩童是过往遗腹与将历未来间的中介,是惟一能本然使用“爱”这个字眼儿的人,也是“拇指”这个前抒情诗人无法弯折的字眼儿。

调换光度,将大雪之城转化为长夏的清水镇,将“他”的失落,由“我”体察与代言,此即《草莓冰山》(2003)。在县城坐杂货店柜台、百无聊赖的我,侧记邻居拐男人“他”,及“他”那有些迟缓的女儿“小东西”的生活样态。“我”在“他”的向往中所察知的悲剧性,接近威廉斯对契诃夫戏剧人物的定义:拐男人使“我”确知,“即便理想也是一种失败的形式”;因为“能够带来拯救的不是对未来的憧憬,而是未来本身,但他们却被切断了和它的联系”。于是似乎必然,这以一季为限的知解,必以离散告终,离散向“我”早有预感的,理想生活的挫败。这是他者为“我”做出的向导:在冬天,当“我”也离开小镇,终于吃到传说中的“草莓冰山”时,“我”所履实的,一如《曲别针》里最后的“他”,仅是别无意义的冰冷。

延异上述“二手时间”里的孩童隐喻,则7年后写的《七根孔雀羽毛》(2010),可视为将《曲别针》与《草莓冰山》两篇小说,就同一诗学所作的更复杂再创。一方面,一位如《曲别针》里的“拉拉”那般,与主角隔离、但以其不在场之在场,牵系着主角情感的孩童,在此作中,幻化为“我”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小虎”;另一方面,一位如《草莓冰山》里的“小东西”那样,与主角共处、但以其沉默具现此刻生活之留难的孩童,在此作中,则被改写为“我”之同居人李红的类自闭症女儿“丁丁”。一个冬天;一处破败县城。在这特定时空畛域里,前天才儿童宗建明、小说里的“我”所屡次经验的,可说是上述“失败的形式”的更多重赋格。“我”延异对赝品生活的预感或识见:在更多由“事后我想起”所召唤的叙事里,“我”从自己的记述中逐渐退却,抵达过于曝亮的空无——那取消一切记挂,连“孔雀羽毛”是什么都不重要了的终局。

近期的《在云落》(2012)也许是上述叙事原型结构最繁复的一个篇章。小说中,前大学讲师、纪录片导演“我”,冻结昔日生活,独自隐居县城云落。“那年春天格外的漫长”,相似地,在以一季为限所框定的识见赋格里,“我”试图全景窥知他者的存有状况。这些他者,包括重病的和慧,失踪的前女友仲春,以及执著热望着、要重寻已隐匿的旧日之爱的类精神病患者苏恪以。特别是后者,这个人物,因其纯粹执念、亦因其自主抵御时间的战斗姿态,相当程度体现了神话学者坎伯在《千面英雄》里,对“医疗者”这一角色类型的分析:悖论永远是,在历险故事中,那些启蒙主角的人物,自身,却总是一些拒受启蒙的所谓“精神变异”者。这是“他”遗赠予“我”的“情感教育”:直到小说尾声,“我”重新漫游,从城东到城西,一步一步,“我”形拟“他”既逝的步伐。这是这个冷酷诗学,可能的温暖内核:不是“他人即地狱”,而是他人,无非都是同一层地狱里。

第二种叙事原型,则包含《在云落》里,《细嗓门》(2007)、《剎那记》(2007)及《梁夏》(2010)等三篇小说。这组小说,就话语风格看来,可见张楚对现实主义小说美学的探索;且就理论分析,很适合被放进中国抒情传统的论述框架中,从而获得一个明确的系谱定位。简单说来,这组小说延续五四以降、沈从文及汪曾祺等小说作者的实践,以简练的白话文,内化中国抒情诗的核心技术:以蕴藉留白,指喻无可言说的思怀;以原乡地景,转引人类存有的普遍难题。张楚探索的个人特色,在于将20世纪最后20年的时代风貌,导介进这个系谱中,于是,我们看见产业转型中的县城、城乡间的小商贩动线,以及浸润在台湾流行文化中的小镇新生代等等在地现实细节。

张楚对系谱的承续,则可见于在现实主义美学的格度里,对小说人物之“智慧风貌”(卢卡奇)的全心深描。于是,诸如《剎那记》里的“樱桃”,《梁夏》里的“梁夏”,与《细嗓门》里的“林红”,这些主人公,是各自小说的地景轴心;而亦是这些具体地景,将主人公各自日常的、零余的遭遇,结成去地域特征的普世命题。相对于地域文明,性(及因之而生的憧憬、疯魔或伤害),是各地景中不变的、底蕴的亘古难题。相对于理性话语,肉身的痛苦试炼或自残,更是许多时候,这组小说中的人物惟能赤忱坦露的一种语言。

(童伟格,作家,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讲师)

 

生命中无可言诠的下坠

甘耀明读石一枫

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是经过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4、2015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的杰出之作。作者启动了多种视觉镜头,掌镜自如,京味文字流畅,对人物细节的描摹与雕刻极为细腻,近距离贴看时代洪流下的小人物浮沉,令读者历经骇人风景之余,添了苍凉与无奈。这两篇秀异之作,造诣炉火纯青,值得细细赏读。

作为从校园青春剧出发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呈现社会剧的纠葛,深入挖掘了人世的沧桑。主角陈金芳不亮眼,而像是丑角上场,被当作土包子踹来踹去,她从来没有招惹谁,却遭众人言语霸凌。她是从乡下农村进入都市体系的移动人潮之一,看似一颗锁住资本主义体系的小螺丝,仅能混口饭吃,但是为了更高的金钱价值,她出社会就蜕变了,这剧烈变化像是人生砍掉重练般,空降了另一个截然的身份在社会打滚,历经了蝇营狗苟、居心叵测而后身价大涨,成为都市发迹的传说。

现代的北京在经济、文化与金融方面历经了天翻地覆的剧变,各地的力量在此角逐,两千余万的人口在此营生。如此现代都市的裂变,如此时代的变动,使人性有了更多试炼的磨石,人的沉浮与堕落,充满惊滔骇浪,这绝对有别于我以往所读的莫言、苏童、阿来、余华等人书写的传统材料与风格,也贴近我生活的现代都市,有更多的共鸣。陈金芳的塑造,无疑说明在现代资本主义金钱的游戏中,被淘汰的失败者,往往比报纸上刊登的商业巨子的成功案例,更贴近常民生活,也更接近我们的亲朋案例:我们如此平凡,常常靠近小失败,而不是接近大传奇。

相较于《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的企图与寓意则更深掘。同样是对城市人性的试炼,前者予人深沉无解的哀感,后者又在无奈中,注入了一股向上升的价值。《地球之眼》描述富二代李牧光与安小男的对立。石一枫将两人塑造得活灵活现,如两条毛巾绞出迷人的血汗冲突。

染病嗜睡的李牧光,为人随和,精神与脾气都温懒,懂得用食物与电脑,拓展友谊,与小说叙事者的关系良好,怎样看来都是可圈可点的酒肉朋友。安小男的出现,带着令人不解的道德感,与时代顺流而下的气息违和。这么说是因为安小男不断提问“社会腐败与道德缺失”议题,既无法辟出新见解,自己也永远无解的打转,看似罹患了大而无当的犬儒病。这种正义道德感,也延伸到毕业后的金融工作,面对上司要求的网络监听系统,他不但不顺从,还当面驳斥,最后被打入冷宫,离职后成了游荡在学校附近的“校漂”分子,做代考的枪手,勉强糊口,却不敢让独居的寡母知道。如此的道德洁癖,安小男成了社会乱流的怪胎,既无法融入,也无法脱离。但是这样的设计却使小说有更强的紧绷力道,更以安小男父亲自杀的童年伤害,将角色锻炼成一枚锋利的匕首,刺破李牧光跨国洗钱的黑幕作业。

陈金芳与安小男,是《世间已无陈金芳》窥看北京剧变的两只眼睛,陈金芳是血泪之眼,安小男是纯真之眼。多亏石一枫的笔锋锐利,凿出了两尊时代人物悲喜的范本。这两个人物,在金钱游戏的大河中,陈金芳的向下沉沦,安小男的向上浮生,都是千万人物中的两枚棋子,而且小说采用旁观的叙事者,忽远又近的观看这两位人物,仿佛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叙事者尼克·卡拉威(Nick Carraway),看尽纽约的美国梦。《世间已无陈金芳》也是北京梦的警醒曲,世间浮沉如此无情,谁也无法淡定,只是涉入的深浅。

两篇中篇小说的结尾令人玩味,且余韵无穷。陈金芳在小说中最后的言语是“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到底是她试图为自己在金钱游戏中,勉强对金玉其外的包装解说;还是愿意入狱接受法律制裁,为自己败絮其中的行为受到惩罚呢?颇令人思索。这使得叙事者的灵魂在这场冲突中,得到向上升的力量,俯瞰北京城“无数豪杰归于寂落,也看到无数作女变成怨妇”的不胜唏嘘。

《地球之眼》的结尾更令我激赏。安小男公布了老板李牧光的恶行,等于也把自己的饭碗砸了,重回校漂的身份,在杂乱的校园四周混口饭,修些电脑主机板、硬碟之类的小生意。文末,叙事者不过是来看看安小男是否还在,看了心愿就了了。此时,巧妙运镜,聚焦不是在安小男,而是他患眼疾母亲的满脸笑容,“那个笑无非是她对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的本能反应”,也是最美回应,北京城里一朵花似的灿烂,令人温暖。

人生浮沉,石一枫理解了安小男的纯粹,同情了陈金芳的沉沦,带领读者从更高的俯角,整理两位角色的生命,使北京城红男绿女的生活闪出两道光芒。人生的光影,遵循生命最纯净的内在声音,要是回头回忆,只能是美好的旧时光,像是《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叙事者老是回溯陈金芳站在窗外听他拉小提琴的年代,音乐的本质不变,无论在大剧院演奏,或在小轩窗外,永远是美好的。如果向前看,着落在现实生活,或许像是安小男一样,活在小幸福的日子里,过着阳光斑斓、守护亲人的生活。人生平凡,或许这就是幸福。

(甘耀明,台湾作家)

 

“我”在哪里?

沈芳序读梁鸿

阅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个“痛苦”来自于读者“我”无法袖手旁观,跟着作者“我”穿街走巷,进入梁庄人的生命里,近距离地参与他们生活的片刻(几乎都是悲伤地、不公不义的片段);却又只能随着文本中,标记梁庄人口述内容的标楷体戛然而止。芸姊40岁的人生,是重新开始还是“就只是萎谢了”?黑女儿和她的奶奶,有没有对邻居那个对她伸出魔掌的老头提告?向学的妻子,还跟他一块吃苦吗?

叫人难受的是,他们不只是“故事”,他们是活生生如你我一般的人。但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们“很自然地”被符号化成一个群体:“农民工”;一种状态:“死了”、“发财了”、“打工”;他们实则是“没有脸孔”的一群。

阅读中,我常常会逸出既有的阅读脉络,思索作者“我”、读者“我”的立场。要以怎样的视角去“观看”、“聆听”;乃至“理解”?因为“命运”与“阶级”的不同,所有的“理解”都只能加上引号。因为,我们不能变成“他们”。或许,这就是从头到尾,让我最感悲伤的地方。每阅读一字,其实都让读者“我”觉出自身的“无能为力”。看似平淡平凡的“情节”,却有滴水穿石的力道,它们不停向我质问:“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这两部作品,其实还让人体会出“难堪”。我试问自己:身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生命情境中所遭受到的苦难,能不能和这群农民工的苦难相比?可不可以比较?陡然间,产生一种因为生活无虞而有的“羞耻”。那和这群在大都市里讨生活、自觉低人一等的梁庄人的“羞耻”,不一样。

因此,我特别觉得书写和阅读这两部书都需要极大的“勇气”。让我觉得珍贵的地方也在于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梁鸿并没有轻放过自己。当她斥喝儿子,不让他和芝婶的小孙子,在浮满垃圾和水藻的池塘边玩时,她写道:

在拉扯孩子的瞬间,我看到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这使我突然间很羞愧。即使你抱着“重回大地”、“重回村庄”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们中间,做他们的一分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如果《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少了这些充满警觉性的自省与自我质疑,那么它就只是主题性突出的口述记录。惟有将自己时刻悬于一种“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大概近于梁鸿自己所表述的“精神上处于矛盾或痛苦状态”)的状态,作品才能更如实地传达出更多真实。

而从这产出的,还有一种“责备自己”的态度,我们遇事惯于责备制度,责备他人;却往往忽略自身的责任,所以当梁鸿指出“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时,我开始认为书写这两部作品,对于梁鸿来说,或许一开始,并不是太过目的性的、公众的事。它的出发点,可能较接近“找自己”与“为自身定锚”。

那么,这两部书与一般我们熟习的“报告文学”又有何不同呢?梁鸿自己在接受凤凰网文化记者徐鹏远的访问时,做了很清楚的辩明:梁鸿把这两部作品定义在“非虚构”而非“报告文学”,其主要不同处在于书写者本身是否存有“定见”。在关于《梁庄》的两部书里,梁鸿比较像是把问题挖出,并且摊开来给读者看,也不避忌透露出自身局限;她其实并没有要给所谓的乡村困境开药方的意图。这样的题材,本身对读者就产生了某些“筛选”,阅读它的,比较多的可能是近于梁鸿这一端的“知识分子”。所以当梁鸿暴露出自身矛盾与负罪感时,许多时候,身为读者的“我”,常常也陷入一种被“打脸”的感同身受。

作为一个出生40天就被送回台南外婆家,生活到8岁的乡村女孩,我在阅读梁鸿笔下的梁庄时,也不停比附着我所熟悉的台湾乡村。梁鸿看到强调“在地”的台湾乡村,大概是最近这十几年的趋势,但乡村有些共通的问题仍旧存在。大陆所谓的“留守老人”,对应的是早些年台湾“青壮劳动力外移”与“隔代教养”的问题。比较根本的不同,恐怕在于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开始认同自己的故乡,回乡创造“商机”与生存空间。关于“认同”,化作梁鸿笔下,就是那个问了又问的问题:“真让你回穰县,你回吗?”梁鸿直言,就目前的乡村结构(缺乏氛围,像是一个荒凉的孤岛),自己是“不敢回去的”。从这两部书中,可以看到多数梁庄人,是抱着“养老”、“享福”的心态,看待归乡一事。而第二代更年轻的打工者,在家的时间更短,大概很难对梁庄产出之于“故乡”的慕恋。梁鸿称这种发生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所以城市不是自己的家;而乡村也显得遥远,亦无法对之展生归属感的现象,为“双重的精神失落”。但目前台湾的乡村,渐有的“青年返乡”,多是指受完教育、至多在外工作几年后,就返回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将生产力带回家乡,也将活力注入老地方;这可能是目前台湾乡村与大陆乡村较不同之处。

(沈芳序,台湾静宜大学阅读书写创意研发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