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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消失或重现》

2017年04月18日09:22 来源:中国作家网 

《苍耳:消失或重现》

作者:杜怀超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1月

书号:ISBN:978-7-300-23432-8

定价:45.00元

开本:32开 130*185

装帧:精装

类别:散文集-中国-当代文学

中图法分类:I267

读者对象

文学爱好者,文学研究者,植物、博物爱好者

关键词

植物、大地、散文、苍耳、风物、江南、文学、当代、随笔、杜怀超

编辑推荐

“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

《苍耳》中讲述了24种常见的野生植物的故事,但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江南风物志,它将草与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让我们看到来源自远古,又恒久存在的生命的力量,是如何在人与大地之间存在并蔓延的。

——策划编辑 周莹

内容简介

探寻人与植物的隐秘关联

《苍耳:消失或重现》是青年作家杜怀超的一部随笔力作。在这本讲述了苍耳、水烛、打碗碗花、看麦娘、灯笼草、慈姑、蛇莓等24种乡间野草的作品中,作者以冷峻的笔触和悲悯的情怀,参悟我们身边触手可及,却又屡被忽视的植物魂灵。

作者无意以风物志的形式记录这些野草的形态,却从植物自身的特点、生活用途、文化价值、哲学意味、宗教意义以及植物与人、社会的现实关系中,还原了这些野草的本来面目,颠覆了人类对于野草的认知和批判,并指出: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野草的文化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博弈史。万物有灵,这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中,这本书给出了人类如何从野草身上,获得大地的美学、自然生态之道和自我的拯救与救赎。

《苍耳:消失或重现》同时也延续了乡村文学的这一文学传统。但与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刘亮程等前辈作家不同的是,他进一步把对乡村的书写推进到物的层面,深入到乡村的细节与根部。书中的花花草草,在他笔下均呈现出一种源自乡村与岁月的风骨和神韵。譬如《问荆:把肉身交给植物》一篇中,他写道:“问荆问荆,拷问的问,荆棘的荆,拷问什么呢?拷问那些充满着坚硬与刺的障碍物,密扎扎地,长在你必经的路上?是一种宣言,还是一种高度,一段段象形的文字?荆,无形与有形,具象与抽象,虚与实……世间有多少事与物都是别样的荆棘?”每个字都力透纸背,引人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曾获第七届老舍散文奖。书中同时附录了插画师弄月之喵的24幅精美植物插画,让人在阅读时,能够感触到植物本身的姿态,同时体悟到人与植物的这种发自内在的,关乎灵魂的隐秘关联。

作者简介

杜怀超 男,笔名弋墨,渡白等, 1978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徐州市文联专业作家; 著有长篇系列散文《一个人的农具》(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1年版)、《苍耳 消失或重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长篇散文体小说《大地册页——一个农民的生存档案》(江苏省作协重大题材扶持项目,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等多部,获江苏省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现居苏州。

获奖推荐

《苍耳:消失或重现》以冷峻的笔触与悲悯情怀,参悟苍耳魂灵。以苍耳悲苦孤寂、坚韧壮丽的一生,写出了它的风骨与神韵,同时思考生与死、社会与人生。文笔优美,笔力遒劲,生动深刻,力透纸背。读来不仅令人动容,亦颇多教益。

——第七届老舍散文奖颁奖词

目录

水烛:照彻苍茫的生灵者

打碗碗花:咒语里的瓷式生活

鸭舌草:勿忘初心的漫溯者

蛇莓:隐秘草丛的魑魅之影

水芹:栖居家园的守望者

水绵:水域深处的温暖

红蓼:刮骨疗伤般的妖与艳

萍:无边行走的飘零客

慈姑:水天堂里的救赎者

芦苇:河岸边的野蛮生长

婆婆丁:大地上的异乡者

刺儿菜:苟活尘世的疼与痛

婆婆纳:诗意的蓝色妖姬

灯笼草:原野上的红姑娘

问荆:把肉身交给植物

益母草:旷野里的脐血之亲

车前草:重轭下的马蹄声

灰灰菜:低到尘埃的黑白面孔

苘麻:被捆绑的生活或卑微

苍耳:消失或重现

看麦娘:比邻麦田的守望者

艾草:庇佑民间的菩萨

飞蓬:身不由己的旅行者

白茅:被遮蔽的铿锵燃烧

精彩样章

文摘①

草漫漶

对于野草的思考与写作,源于农具的暂告一段落。农具、野草等这些贴着大地胸膛的事物,冥冥之中我总感到还有许多真相没有道出。农具的诉说只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表述,没有真正地切入大地的疼痛与撕裂,或者说没有真正读懂这些事物背后的真相。我愿意继续探索大地上这逆来顺受的劳作者。但角度的选择或切入口,一度成为我创作的梗阻。偶然,我在书店农作物专柜上看到一本关于刈割杂草的小书,眼前一亮,我找到了野草与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想读懂这世代以土地为命的劳作者,要从杂草出发。这一“杂”字,千钧重量,又如锋利的刀刃,充满疼痛感。她的命名源于生活价值的判断,实则是功利主义作祟。当我翻开此书,读到“益母草”“车前草”“灯笼草”“苍耳”“白茅”“艾草”,书中赫然标注可用药除之、利器割之、野火烧之等等,浑身一颤。我似乎应该为杂草说些什么。

回溯人类的文明史,分明就是人类与野草的博弈史。野草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向前。从原始混沌到当下科技信息时代,野草始终介入我们的生存、生活和生命。从历史上说,现在我们田野里生长的麦子、稻子等所谓庄稼,最初来源于杂草。庄稼的本来面目应该是改良后的野草。(否则她的宿命就是当下的杂草。)我们可以想象,人类诞生于世间,应当后于杂草们,这些杂草的先期抵达,可以说是为人类建造大地的温床,建造存活于世的温床。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史料记载中看到,人类不仅因为这些杂草获得繁衍生息的美丽家园,而且依靠这些杂草,暖身果腹,走过洪荒,世代延续。远的不说,就拿眼前的杂草,如慈姑、灰灰菜、水芹等,人类至今不是还在餐桌上食用?“人类对慈姑的食用由来已久。南北朝陶弘景便有‘其根黄,似芋子而小,煮之可啖’的记载,宋代苏颂在《本草图经》中也称,慈姑‘煮熟味甘甜,时人以作果子’。慈姑长在浅水中,富含淀粉,营养丰富,耐贮存,是灾荒之地很好的救荒补缺物。”(《慈姑:水天堂里的救赎者》)我的旷野里,对于杂草的理解,我始终认为她们是民间的,属于乡村的自然精灵。土,是杂草的宿命。杂草深谙其中学问,有泥土的地方,就有她们绿色的身影。长在阡陌上、河岸边、屋檐下,一切你想不到的地方,杂草们都将抵达;而且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杂草是何时落生何时抽枝整叶的。总而言之,她们在黑暗中潜滋暗长着。我们不要小瞧她们,一旦遇上灾荒或者饥馑岁月,这些杂草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人们口中的野菜食粮,那时候人类的头颅很低,低到杂草的高度,低到与猪马牛羊一样的高度,吃杂草活命。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与杂草有过关系,甚至有种契约的精神,杂草就是为了人类的到来出现的,并且这种出现以无限的方式遍布,时刻守候着,年复一年,生生死死,荣荣枯枯。

杂草的世界确实让人费解。她以静默的方式在世间永恒地存在。只要给她一点土壤,她总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碧绿。你鄙视她蹂躏她糟蹋她,你甚至用锋利的农具,一刀斩草除根。可当你幸灾乐祸不久,杂草再次钻出泥土。泥土在,她的使命就在。人类奈她何?我在写作杂草的过程中,不断发现人类与杂草的玄秘与匪夷所思。史书记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谓中国医药的百科全书,记载着这些杂草的药方、药性等。这已经在呈现杂草与人类肉身的关系。随着写作杂草的学习研究,我发现世间众多的杂草,在药性上,各有千秋,各有个

性,治疗神经的、创伤的、心血管的、皮肤的、肝脏的等等,每一种杂草似乎都与人类的肉身对应。也就是说,人类的每一种疾病都可以在杂草的身上找到治疗的药方。

这个发现让我对世界充满神秘的未知感。当人类来到世间,生死不知;可是我们的杂草早已抵达泥土,早就备好生命所需的食粮、住处和治疗肉身的各种草药。而且,杂草的各种药性,居然在暗中与人类自身是高度吻合的。

现在回想起来,天地人草等,完全可以看作一个结合紧密的生态系统,人的肉身早就在杂草的重重包围之中。杂草,是我们人类在黑暗中旅行的守望者,生命的守护神。比如益母草,“原来,益母草是一味医治妇科病的草药,有活血、调经等功效”(《益母草:旷野里的脐血之亲》)。再如苍耳,“《本草纲目》上写道:‘呆耳,【释名】 亦名胡、常思、苍耳、卷耳、爵耳、猪耳、耳、地葵、羊负来、道人头、进贤菜、喝起草、野茄、缣丝草。【气味】( 实 ) 甘、温、有小毒。( 茎、叶 ) 苦、辛、微寒、有小毒。【主治】久疟不愈……眼目昏暗……’直到彼时,人类才明白苍耳居然是一味上好的中药,生得艰辛,长得丑陋,挥舞着尖锐的武器,远远地躲开人类的追逐,待秋天又追着行人死缠烂打,原来是在传达内心的秘密!”(《苍耳:消失或重现》)

人类与草的关系,古人早有清醒的认知。我们从熟知的《诗经》和《楚辞》中可以发现。关于植物的记载,应该说贯穿《诗经》整个内容,花草树木,是《诗经》的原色。也就是说,古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早已看破,天人合一。没有人可以离开自然诗意地生活,没有人可以凌驾于万物之上。学会平等相处,尊重万物,我们才将获得生活之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楚辞》里,诗人居然把肉身寄托在这些芳香四溢、品节高远的植物身上,吃野草,披绿叶,穿行在山川绿林中,与山水拥抱一体,化身自然,与河流、星辰、草木一起朝夕日月。

新疆诗人沈苇在《植物记》中写道: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诗人的说法,其实是个巨大的隐喻。植物在人类面前,确实有着她的光芒。从我们人类对植物的关注过程来看,洪荒时代或者人类诞生之初到当下,植物始终在静默中恪守自身的价值。人类从当初从植物身上活命、延续,到灾荒之年苟延残喘,以至当下对植物背叛与冷漠。

我经历过把野草当作粮食的历史时期,当年人们对野草的寻觅,不亚于对粮食的执着。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野草已成为最后的口粮。没有人在场说出刺耳的那个“杂”字,对野草的迫害或者无意的伤害,对于人们来说都是应遭到天打五雷轰的咒语。能够活命的植物,人们都给予她们莫大的敬畏与崇敬。对于那些不能填饱肚子但是可以庇佑生活的植物,人们同样赋予她们新的高度。如白茅、水烛、芦苇等等,这些植物在火的光芒里,带给人类温暖和憧憬。白茅的燃烧劲道足,芦苇的生命力旺盛,其秆可以编制农作用具。极具神性和巫性的是艾草,她可以作为艾灸用的一味药材,插入农家的门楣旁,则上升为辟邪驱鬼的灵符。这一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对于国人的崇拜与敬畏,我是有异议的。国人的崇拜似乎出自功利主义,只有当需要的时刻才开始寻找神灵,贿赂神灵。对待艾草亦是如此。艾草活得荣耀的时刻,就是端午期间,她从地面跃上神龛的位置,在看不见精神颗粒的空间里,捍卫和守护着人间的圣灵。实际上,她连自己都守护不了。转瞬即逝。

一个华丽的转身,人们早已忘却来时的路。人,确实是个反复无常的动物。当初从大地出发,从野草身边启程。走走就失去自我。先不说当初活命的资本与守卫生命的药材全然来自野草的牺牲与孕育,即使是脱离泥土走向远方的人们,转身再次与野草相遇,目光里更多的也已经是冷漠、远离和屠杀。“农田看麦娘杂草的防治方法:用薄膜覆盖,高温堆沤 2~4 周,杀死其发芽力,或者在萌发后或生长时期直接进行人工拔除或铲除,或结合中耕施肥等农耕措施剔除杂草,也可用药剂杀死。国内外已有 300 多种化学除草剂,可用于几乎所有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地的除草。”(《看麦娘:比邻麦田的守望者》)高贵与华丽成为皇帝的新衣,贪婪与名利遮住生命最初的真相与本色。再丰富的物质,再高耸的楼宇,都不 能湮没来自泥土深处的本源。我们与野草别无他样,都是 来自大地,所有的植物,都是人类在世间的投影与镜像。

即使我们不能用平等的目光注视野草或叫杂草,至少我们要保持着与万物交互的慈悲、和善,以谦卑之心审视当 下的生活与世界。我们可以看着短暂脱离大地的植物,保持在道理上奔跑的姿态。大地是我们最初出发的驿站,也是最后的归宿与家园。繁华落尽,我们终将抵达野草的身边与高度。美国自然文学大师亨利说,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大地以及其诗意时,我们才堪称真正地生活着。只有接通于大地的生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反省自身,我们

从高楼上俯视,我们是不是脱离了地面,脱离了生活本来的意义?我们靠近纸醉金迷,靠近锦衣玉食,靠近灯红酒绿,靠近本身意味着我们正在逐渐远离初心,丧失自我。

我对书中的白茅格外有兴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白茅:茅草根晒干后,夜晚可以看到根会发光,如果根腐烂就会化作萤火(《白茅:被遮蔽的铿锵燃烧》)。野草死后,化作灵魂的灯盏。万物有灵。我在城市的废墟上看到新长出的野草,坚硬的水泥与摩天的建

筑,阻挡不了野草的生命。这让我猛然顿悟,把肉身交给植物,贴近地面,或许我们可以再次找到自身,揭开被遮蔽的生命真相。重新认识野草,就是对生命的再次审视、寻觅与返璞,

以至于我们在当下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保持初心。

2016年5月

作品评论

大地盛宴:低处的风景

——解读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

思不群 |文

当1989年诗人海子自杀后,许多人宣称中国农耕文学也随之终结。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农耕时代也许过去了,但农耕文化、乡村记忆却仍顽强地活在当代文学中。从本质上来说,农耕文明、乡村文学是人类的童年记忆的回响和返照,是人类文明之根。如果回顾一下,不难发现在百年现当代文学中,乡村文学总在不经意间回归人们的视野。从第一代作家鲁迅、周作人等,到沈从文、废名,到八十年代的贾平凹,九十年代的刘亮程,可以发现乡村文学之根始终未断。杜怀超的乡村散文可以说是这一文学传统的延续。但是杜怀超的写作与他的前辈有所不同。在鲁迅那里,乡村只是个很虚的背景,一种渲染与烘托。而对于沈从文来说,乡村是一种格调与色彩,而且是带有想像空间中的格调与色彩。刘亮程虽然写的是乡村中具体的人与事,但却完全是在说着自己的故事,是经验的独语,那是“一个人的村庄”,他也写驴写狗写马,但是仔细一看,这些都似乎长着人的面孔。杜怀超则进一步把对乡村的书写推进到物的层面,深入到乡村的细节与根部。他曾经对乡村农具细细抚摸,在本书中他打量的则是那些野花野草,对这些大地的皮肤,杜怀超给予了少有的关注,他深入乡村的根系和岁月的深处,写出了对它们的疼惜与尊敬,写出了大地上众生万物的秘相。

一、乡关何处

野草是低调的。他所写到的这些野草,水烛、苍耳、灯笼草、婆婆纳,无一不是生长在低处,“世间,没有哪一种事物如草般,低到尘埃,低到泥土的低处,低到生命的低处。”(本书《问荆:把肉身交给植物》)。在田坎下、河岸边、荒野里,在那些不为人注目的边缘地带,它们就像田畴阡陌的饰带与花边,兀自开了,又兀自落了,“花开花落两由之”。也许阳光照耀,也许风雨吹折,它们只是“以一种寂寥、孤独和冷落的状态,潜滋暗长”(《水烛:照彻苍茫的生灵者》)。它们低调、谦逊,“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它们自觉地远离庄稼,远离村庄的中心,在角落里演绎着低处的风景。但是杜怀超熟悉它们,走近它们,并记住了一个个生动的名字。他知道灯笼草学名叫酸浆,皇宫里称为挂金灯,官宦人家称之为王母珠、洛神珠,而乡村百姓则亲切地呼唤它的俗名灯笼草。“俗名是事物的乳名或小名,它们是祖先的、民间的、土著的、亲情的。……它们既体现事物自身的原始形象或某种特性,又流露出一地民众对故土百物的亲昵之意与随意心理。” 俗即熟,因为太熟悉了,太亲近了,所以呼唤的是俗名,就像父母呼唤儿女的小名一样。

沐浴着同一分阳光与雨露,同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生存繁衍,野草已经成为农人的象征与隐喻。他们都是把根扎在土里,向上生长,又时刻依恋着大地。一生与土地打交道的农人们,木讷少言,不擅辞令,只知双手在土里用力,把土地翻了一遍又一遍,寻找口粮和明天,打发白天与黑夜。写这些草,就是写记忆中憨厚淳朴的乡亲父老,就是写千百万在土里刨食的中国农民,其中有回忆,有怀想,有不能割舍的血脉,有浓浓的乡愁。这也是当杜怀超写到它们时字里行间包含深情的原因。

这些野草,仿佛是一个入口,打开走进去就是一部乡村生活的历史笔记:打碗碗花是饥饿年代里村民们眼中最坚韧的那根救命稻草,蛇莓记录着一个乡村年轻尼姑无端殒命的悲剧,而红蓼则在作者童年记忆中与母亲的身影浑化在一起……这些与乡村、与农人们共生共长的野草,时刻“在黑暗中注视着生活”,随时准备走进农人的一日三餐,或者为他们遮风蔽雨、御寒去病。《百年孤独》中神秘的吉普赛人墨尔基阿德斯在表演了磁铁的魔力之后,对老布恩地亚说:“任何东西都有生命,一切在于如何唤起它们的灵性。”在农人眼里,野草的灵性无需唤醒,因为当他们把根向下扎,在大地之下,天然就是相通的。时间是一瓶合成剂,将生活、劳作、苦乐与这些野草、物什一起,合成了往昔又喜又悲的生活:那是童年第一次在草地中奔跑之后沉沉睡去,那是劳作之后掐一段青草在嘴里享受劳作之后的平静与满足,那是在饥荒之年紧紧抱着一捆芦苇平静内心的无奈与忍耐……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这一个个日子又推窗而入,魂牵梦绕,让我们感慨,让我们怀想。而一株株野草,仿佛一个个路标,默默地立在道路两旁,指引我们做一次精神的返乡之旅。而在千里外的天空下,故乡已经物是人非。故乡沦陷,家园毁弃,童年飘远,我们这些没有故乡的人,只能随着杜怀超的文章,一次次在梦中追寻那些模糊又清晰、酸楚又甜蜜的往事乡愁。

二、野草列传

历史上司马迁首创“列传”,“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使一个个英才俊士的名字在千年之后仍熠熠发光。杜怀超的这本散文集可说是一部“野草列传”,他以崭新的眼光重新打量这些不起眼的野草野花,感受它们从泥土与朴素之中发射的光芒。草木有本心,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心灵的发现,杜怀超以庄稼一样的谦逊与柔情低下身子,贴近大地,从日常生活出发,去提炼野草的本质,挖掘性情,勾沉历史,向我们呈现了每一种野草的不凡与丰满。

每一种野草都有着独特的丰神与面目。“当呈现在你面前,如果整个大片大片的芦苇,是天地间千万架弹奏秋风的大提琴,”(《芦苇:河岸边的野蛮生长》)这是高迈、挺拔、俊秀的芦苇,当它随风摆动,它唱出的正是大地深处的歌谣。而红蓼则是另一种面目。“游龙初见不识。逢夏秋,常见一丛丛野草从地里冒出,蓬勃旺盛,卧地舒枝,扶风扬穗,渐渐由青枝绿叶,继而红花怒放。穗状花序,玫瑰粉红之色,远观红艳一片,一束束擎向苍穹的火炬。”而霜后“她手臂般的枝节,黄褐色,瘦弱充满全身,然骨节处,却万般坚韧与铮铮。越是水瘦,就越是显露出其精神来。”(《红蓼:刮骨疗伤般的妖与艳》)这份顺境时的明媚与乐观、逆境时的坚韧与骨性,弥足珍贵。而慈姑则以柔软之身、以慈心佛性喂养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的饥荒之年。

在与野草的对照之下,杜怀超发现了人心不古,发现了我们离自然的怀抱越来越远,而我们竟不自知,反而在自我放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沾沾自喜。灯红酒绿迷惑了心性,财富追逐游戏仿佛饮鸩止渴,在人前高谈阔论,而在夜深人静时那迷失的自我迟迟回不到身体的正位。即使是千百年来灵魂栖息的村庄,也面目全非,“庄稼坍塌,河流消失,树木隐藏,村庄老去。空荡荡的村子,空荡荡的旷野,空荡荡的日子。”(《灯笼草:原野上的红姑娘》)空荡荡的还有人心,财富与欲望不断填进去,但却始终填不满这空虚。海子曾经在长诗《土地》中写道:“土地死去了/用欲望能代替他吗?”欲望只会产生欲望,它把一切都变成欲望。那如同狂饮海水,海水源源不尽,而干渴却仍然无休无止。欲望像夏日的雨云越积越厚,慢慢遮蔽了心灵的田亩。

正是基于这一发现,杜怀超向我们发出了向野草学习、回到自然的怀抱的呼唤。“在现代文明和科技发展的另一面,我们是否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逐渐远离、倒退甚至直到坍塌,即神性消退,自然远去?我们是否还需要保存着与万物交互的慈悲,向往着和宇宙保持最原始的亲密,以谦卑而的目光注视着生活、世界?”(《慈姑:水天堂里的救赎者》)无论人类从丛林里走出有多久,也无论我们在平原和城市将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序,我们都不应忘记自己的来路,在自然面前保持一份谦逊与敬畏。“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保护呵护,保护尊重,保持敬畏,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姿态。” (《打碗碗花:咒语里的瓷式生活》)从大地母体挣脱出来以后,人类的脚步向着现代社会迈进。而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的分裂与异化,失去家园的惶惑与不安,现代化的城市所映照出的荒凉感在每个人心里弥漫,只有“靠近大地,靠近大地上生长的草们,寻觅、倾听甚至膜拜这些卑微的草丛,会使我(们)获得难得的安静与沉稳。”(《艾草:庇佑民间的菩萨》)

不难看出,杜怀超铺叙野草列传,不仅仅是为野草正名,为乡愁招魂,他还想像沈从文努力构建一种健全优美的人性一样,从这些“泼皮”又谦逊的野草身上,找到一种异乎时代的品质,寻得一种健康、朴素、骨性的生命力,作为当前人类命运的镜鉴与参考。“在这些水烛编织品面前,我们找到了一种久已消失的光亮,与古人简朴生活的心灵互应、对接。正是水烛编织品,让我们复杂、浮华、虚化和迷乱的生活里有了本真的镜像,有了与日月星辰同在的草木本色。”(《水烛:照彻苍茫的生灵者》)这种寻找,是一种自我救赎。真诚如杜怀超者,对世事万象、内心生活又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他受不了“心内总有荒芜之感,苍凉之感和迷惘之感”,冀望这些柔弱又坚韧的野草能与自己相互搀扶,走出这内心荒芜的寒武纪。

三、土地道德

野草低到尘埃,而有时杜怀超却以更低的姿态,把野草放置在头顶之上。他站在野草中间,从野草内部发言,他的语调中充满了平等与尊严的因子。“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站在大地上,草与人,都是大地的苍生。一样的泥土,一样的高度!”(《问荆:把肉身交给植物》)他竭力纠正以人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的视角偏差,一视同仁地把大地之上所有的生命看作一个命运共同体,“丰收不仅仅是人的,也是万物的。” 这与美国享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道德”理念正相一致。奥尔多·利奥波德被称作美国新保护活动的“先知”,他同时又是一个观察家、一个敏锐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几乎都与森林、荒野以及野生动物联系在一起。他在对自然的长期观察和生态保护实践基础上,写出了一本薄薄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沙乡的沉思》,被后人称为“绿色圣经”。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道德”不仅仅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还应触及人与土地的关系。他说:“土地道德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而奥尔多·利奥波德作为一名彻底的环保主义者,他最终将生命也献给了土地,在赶赴帮助邻居扑灭农场大火的途中,不幸因心脏病猝发逝世。

“土地道德”的根本思想是将人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角色中解卸出来,融入万事万物之中,看清人只是大地上亿万尘埃中之一粒这一事实,从而抛弃暴戾、乖谬、执念,回到任性自然的大道上来。必须破除人是世界的主宰这一妄念,其实主宰世界的从来就不是人,而是爱与美,是自然之道。我想杜怀超在决意为这些野草“列传”、为乡愁招魂之时,他的内心里一定回荡着老子的智慧真言。两千多年前,这位中国先哲也正是目睹了人心欲望的膨胀和肆虏之后,沉痛地告诫人们要“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并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至纯真理。

站在这平等尊重的新地平线上,杜怀超在写作时不时会掉换视角来审视人类自身,从而获得了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全新理解。他在《打碗碗花:咒语里的瓷式生活》中写道:“曾经我写到看麦娘时,有专家和读者就对我质疑,对看麦娘意象营造的谬误,其思想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质疑焦点即是看麦娘是一种有害野草,会夺取麦子的养分。实际上,哪一种植物的生长不要吸引来自大地的养分?这是植物的生存权利。”以人为中心的成见常常使我们导向唯一的答案,传统固执胶着的思维框架一旦被拆除,许多问题随即释然。“人类审视植物、动物,称之为动植物,反之,动植物审视人类,说不定也称呼人类为能说话的怪物。”(《红蓼:刮骨疗伤般的妖与艳》)视角的转换,权力的转手,随即呈现的结果也许是我们人类所不曾想象的,但它本应是这大地之上的应有风景,是彼此对待的应有之义。“大地上的植物正是人在泥土中的倒影。”(《飞蓬:身不由己的旅行者》)而今,我们已经将大地的镜子毁损,而自身的面目也早已经模糊不清,只有一些欲望的喧叫和无处归依的呼号。

杜怀超曾谈到他写作野草系列散文时的困惑,他说这些文章是否会有将野草和传统乡村文明美化之嫌。一个在自我怀疑之中不断推进写作的作家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文字和书写必然是节制的,谦卑的,他有自己的尺度。其实我认为,所谓写作,就必然是美化,必然是极端化,作家不仅是以所见所闻来呈现写作对象,他还用自己的梦温柔地将它包裹起来,并用独特的情感之笔来涂抹它,最后所呈现出来的面目,估计连作家自身都认不出来。就像沈从文倾力建筑的希腊小庙,它并不在湘西和乡村,也不在中国,它就在沈从文的心中。这些野草也一样,它们应杜怀超的心灵之召唤,在他的笔下成长而美丽,在他的心里蓬勃而摇曳。不过,从写作方式上来说,《苍耳:消失或重现》这本书也有它的值得商榷之处,那就是内部篇章之间的同质化倾向。书中的每一篇从语言到情感经验到思想立场都是相似的,在不同的篇章中读到的有些句子和段落有似曾相识之感,这提示了这种写作的一个隐忧,它在保证了整体风格的整一性的同时,也会有自我复制、自我重复的风险。

从《一个人的农具》到《苍耳:消失或重现》,杜怀超带着一颗草木之心不断走向大地和乡村的血脉深处。在这个喧嚣和遗忘的时代,他的写作无疑是勇敢的,有点孤军深入的味道。当他将这些野草的身影一个个在时代的瞳孔上放大,安放在乡村地坛之上,那仿佛是一排排巨石阵,接引天光和地气,这低处的风景,却让我们久久仰望。

(作者系国内知名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