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完刘建东的大部分小说，觉得这个“河北四侠”中的“二哥”，果真有股子“侠气”。他在文学“江湖”上闯荡游走，二十年如一日，坚忍不拔，不懈勘探，如今已是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300余万字的作品斩获。特别是近年来，他发表于《人民文学》等杂志的《阅读与欣赏》等“工厂系列”小说和《丹麦奶糖》等“知识分子系列”小说，都反响热烈，频频露脸于各种奖项和排行榜。刘建东正以扎实的脚步，跋涉在文学的征途上。

一

1995年处女作《制造》发表于《上海文学》，标志着刘建东正式亮相文坛。这篇带有鲜明先锋文学流风遗韵的小说，使得刘建东在河北这块历来追求本土朴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土壤中显得“洋味儿”十足，卓尔不群。之后，他相继在《人民文学》等杂志发表了《情感的刀锋》《我的头发》《大于或小于快乐》等作品，很快引起了河北文学界的注意，刘建东也被调入河北省作协，从此他的文学创作进入快车道。先后创作了《心比蜜甜》《减速》《三次相遇与三次擦肩而过》《秘蜜》《午夜狂奔》《后商时期的爱情》《三十三朵牵牛花》等小说。

综观这一时期的小说，其题材基本是对现代都市青年情感生活的描述，而在小说文体形式上则追求一种纯粹的文学品质，迷恋于技巧的探索，反对“木头式”的写实，相信小说是“写”出来的。刘建东不断尝试着小说的多种写法，“灵性写实”的、荒诞的、寓言化的……

比如《情感的刀锋》，就是一篇“灵性写实”的作品。小说描写了都市青年的情感生活。主人公罗立与女青年任青青、严雨的恋爱婚姻纠葛，显得复杂而迷离。小说把着重点放在对他们情感心理的细腻刻画上，写出现代都市青年的喜怒哀乐，写出他们生活中的无奈和人性挣扎。

比如《我的头发》和《减速》，则属于荒诞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刘建东对人生，对社会，甚至是对存在的哲思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我的头发》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病人”，作品情节荒诞，人物行为夸张，有人在图书馆里抢劫，有人在动物园里杀虎食肉，都象征着我们这个时代人欲物欲高度膨胀，人与自然公然为敌的混乱处境。《减速》是一篇更加荒诞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刘建东对时代文化的思考进一步加深了。刘建东敏感到我们时代的高速发展的现实，“速度”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基本特征。减速实际上是刘建东面对时代所发出的一厢情愿的无奈的呻吟，刘建东无力改变，小说结尾那铺天盖地的红色——那是鲜血的颜色，也是欲望的色彩甚或说是生命的色彩——正强烈地压迫着我们，使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将永远生活在这种无尽的压力中不能自拔。

显然，这一时期的作品明显看出刘建东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的倾向：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罗伯·格里耶、福克纳、卡夫卡……刘建东追慕大师的足迹，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向大师们致敬。

二

从2002年到2012年，除了发表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外，刘建东共发表出版了四部长篇：《全家福》《十八拍》《女人嗅》《一座塔》。在这些长篇小说中，刘建东各有探索，绝不雷同。比如《十八拍》重点写人性的“痛和悔”，《女人嗅》重点写“气味”，而《一座塔》则重点写“声音”。

2002年发表于《收获》杂志的长篇小说《全家福》，是刘建东艺术探索日臻成熟的标志。小说在形式上把写实与写意、常态与荒诞、具象与抽象都有机地统一起来，达到了“状难写之物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效果。小说通过一个小女孩徐静的视角来进行叙述，把主要描写重心放在家庭琐事、人性质地以及生存状态等方面的刻画上。《全家福》不乏写实的功力，但《全家福》却不是一个纯粹写实的作品，象征、荒诞、反讽等等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提升了这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既是生活中的父亲，又是一个颇具象征的重要形象。他的存在使小说增添了神秘荒诞的氛围，也使作品由具象的写实上升到了抽象的形而上层面，从而使小说丰满了气韵，深厚了蕴涵。父亲的失语和瘫痪，是一个具有关键作用的意象，不过这一意象却具有相对性，在不同人物那里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对于母亲而言，父亲具有窥探、监视的意义；而相对于徐铁、徐琳而言，父亲则更多一些道德训诫意义；对于徐辉、徐静来说，父亲则又与秩序、权威、尊严和信仰有关。小说的结尾，徐静与自己的灵魂合二为一，她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向着某一个地方飞奔……”是作家精英立场的表白，是渴望飞升、渴望超越世俗和孤独的对灵魂救赎的呼唤。可见，刘建东在《全家福》中所要表达的不是生活现实的如实摹写，也不是单一价值的重构，而是对存在可能性的展示。

2012年刘建东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一座塔》。这是一部很难解读、意蕴深广的小说。从表面上看，小说是关于抗日战争的，而实质上是在借战争反思传统文化。小说对大姥爷张洪庭和二姥爷张洪儒以及舅舅张武厉和张武备等形象的塑造，正是通过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方式，展示传统文化在非常态状态下的蜕变机制。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纠结在“义利”之间，儒家文化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天下有道则现，天下无道则隐”，而道家文化则讲“顺变之道”、“变通之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实用理性抑或就是由这种文化变来的。这样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之中便始终有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两极并存。张洪儒和张洪庭就分别代表了传统文化的两极。乡下的张洪儒曾经是东清湾的灵魂，在乡亲们的视野中是最伟岸的人。他恪守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古训，面对着日本侵略者，他曾天真地认为要回土地的谈判是一种对等的谈判，结果是自取其辱，他的失败是注定的，这是一种文明对野蛮的失败，在这种失败中他的自信和尊严都无可救药地轰然崩塌，他选择了逃避——把自己封闭在石屋中。从此，东清湾失去了权威，失去了引导，东清湾陷入集体失语之中。

与张洪儒一样，恪守着现实主义的大姥爷张洪庭，在巨大的事变面前，同样感到了恐惧和不安，于是，他要建塔，建一座全城最高的塔，一座希望之塔——安妥祖辈亡灵与今人灵魂之塔，也是欲望之塔——它更多的是血腥、伪善、耻辱、恐惧与毁灭。由此，塔在此获得了象征意义，它成为整部作品的关键词，它聚集了全部的宗教意义和世俗意义，甚至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蹂躏，在经典的儒家文化土崩瓦解之后，试图再造属于自己的新的传统文化的一种隐喻。

关于声音的哲思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声部。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说话，就是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由各种不同的声音复合而成的。当然，历史中的声音是驳杂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历史的叙述的声音其实也充满复杂性。谁来讲述，怎样讲述，这是能否展现历史真相的关键。小说采用美国记者碧昂斯与“我”—— 一个隔代人的双重视角，来叙述抗战年代的故事，为的就是拉开时间距离，客观地审视那段历史中的人和事。即便如此，历史的真相也是晦暗不明的，任何简单化的对历史的言说都是对历史的歪曲。于是，我们看到，刘建东在他的文本中，构筑了多重声音的牵连，小说把战争、革命、爱情、欲望、文化等等主题都纳入文本，就是试图还原多种声音交织的历史本相的一种努力。

三

2012年，刘建东发表中篇小说《羞耻之乡》，2015年又发表了他的“工厂系列”小说之一的《阅读与欣赏》，2016年发表了“知识分子系列”之一的《丹麦奶糖》，顿时反响热烈、评说各异。而在我看来，这些作品是刘建东对小说本质的一次新的发现，是其对小说多种可能性勘察实验的一次新的飞跃。

比如《阅读与欣赏》，没有孤立地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建基在一个巨大的“互文”场中来进行讲述。叙述人“我”与作者刘建东高度重合，作者抹去虚构的痕迹，仿佛就是刘建东生活中的一段“本事”。小说至少建立了两种“互文”关系：一是冯茎衣与各种文学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二是作者刘建东的写作生活与人物冯茎衣的关系。第一个“互文”关系，构成冯茎衣赖以存在的“文学互文场”。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诸如《牛虻》《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绿化树》等，这是刘建东与冯茎衣对话的基础，也是二人共同的阅读史。在这个“互文”场里，冯茎衣对《绿化树》女主人公马缨花的“不真实”的批评，以及她对“我”写女性“靠想象”的不屑，实际上建立了冯茎衣女性形象不同寻常的一个比对。冯茎衣的确不同于文学史上的其他女性形象，她的美丽、洒脱、放荡、率真的个性，不能用任何已有的女性形象来框范。

第二个“互文”关系，是刘建东的写作生活与冯茎衣的关系。刘建东以第一人称“我”的限知视角，观察、品读冯茎衣，冯茎衣成为“我”的写作道路上需要认真阅读和欣赏的一本大书。冯茎衣的生活故事成为“我”构思小说《全家福》的生活“原型”。因此，冯茎衣的故事可以和《全家福》参照阅读。《全家福》的写作过程，也正是“我”对冯茎衣的品读过程，冯茎衣与《全家福》中的徐琳，冯茎衣的母亲、父亲的故事与《全家福》中徐琳母亲、父亲的故事多么相似。冯茎衣对徐琳的欣赏，冯茎衣对母亲的一言难尽，冯茎衣为“我”誊写小说，冯茎衣为了父母和好而拉着全家去照“全家福”的细节，都成为“我”的小说的重要素材。

由此可见，“互文”是刘建东结构这篇小说必不可少的技术方式，这种方式使得刘建东那种貌似回归到平实的传统的小说叙事仍然颇具先锋精神，可以说，刘建东超越了狭隘的先锋叙事和现实主义叙事，而朝向了一种更加阔大的叙事境界，刘建东对小说的本质有了新的“发现”。从这一意义上说，刘建东小说的“互文”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技术，而是“世界”本身。

2016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以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刘建东的“知识分子系列”小说的第一篇《丹麦奶糖》。刘建东在一次访谈里说，他写《丹麦奶糖》是“想要给一代人，一个群体画像”，而这个群体就是“60年代”一代知识分子。我想，刘建东瞄准的这一群体，就生活在你我他的身边，保不齐就是你我他。刘建东以犀利的刀锋直指“我们”，仿佛把一面高清晰度的大镜子拉到“我们”面前，大喝：“照照吧，我们！”

于是，我们看到了镜子里的董仙生：1989年毕业的他，来到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20年的打拼可谓是功成名就，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所长、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还是社科院副院长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整天被学术的鲜亮外衣包裹着，天南海北飞来飞去，做讲座，参加学术会议，留恋自己的成绩，沾沾自喜，喜欢被别人捧上天，有天生的优越感。正像董仙生的妻子肖燕所说的，你们“觉得这个时代就是你们的。你们变得自私、高傲，你们更像是守财奴，固守着自己的那份累积起来的财富，守着自己已经获取的地盘，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它，容不得别人觊觎，容不得别人批评，容不得被超越，容不得被遗忘。”瞧瞧，说得多准确，多犀利！看看镜子里的董仙生，再看看我们身边的你我他，董仙生不就是“我们”的代表吗？是的，刘建东就是要写“我们”，但他不是把自己择出来，以一个有着强烈道德优越感的视角从外部来观照董仙生，而是把自己也拉了进去，董仙生也是“我”。这个“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步入90年代。90年代是一个全面入俗的年代，董仙生与时俱进，入乡随俗，老于世故，他早已忘记了“远方”，为了“升官”，他不惜让曲辰去偷“政敌”的笔记本，然而最终，还是败于“政客”出身的对手……一方面，董仙生沉浸在自己的成功者的光环里，另一方面他也在厌恶怀疑甚至鄙视着那个成功的自己。正像重新入狱的曲辰所言“你们……在另一种牢狱之中”。我觉得，董仙生是刘建东贡献给目下文坛的不多见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小说基本写实，信息量超大。“丹麦奶糖”这一意象贯穿始终，成为多极意指的象征符号。

这篇小说进一步体现了刘建东对待小说本质的洞悟：好的小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一种发现和去蔽。它是一束“深埋在土壤里的光”，它是生命本身，它一旦获得去蔽和发现，必将破土而出，长势喜人。

总而言之，刘建东的小说是纯粹的，富有魅力的。它以奇诡的想象力和出人意表的情节设计，演绎着小说自身的逻辑。它以舒缓的节奏、细密的叙述和淡蓝色的忧伤，营造着小说的诗意氛围。刘建东的小说往往在不可能中言说着可能，在极端与偏执中讲述着生活永恒的常态。在娱乐化、欲望化的今天，刘建东一直默默地坚守着纯文学的阵地，坚定不移地把持着文学的品质，并且对小说多种可能性进行着不懈的勘探，实在难能可贵。当然，刘建东的创作还在路上，他的探索不会停止，在充满荆棘的注定孤寂的文学旅途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执著和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