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秀英姨坐在耶稣圣象之下的火炕上幽深地望着我。她一动不动的样子让我时刻感到墙壁上那个十字架分明是钉在了她的身上，“孩子，感谢主，主什么都给了我们，可能你在寻找的是我们的‘主’。”

火炕正北连接的是一口通向后菜园的窗户，蓝窗框褪成吊白，整整一个上午，秀英叔就是从这口窗户之外的菜园摘了西红柿、黄瓜、姑娘儿、脱落盘（黑龙江一种红色似草莓的水果），我每一样都吃过了，吃的时候秀英姨重复地说我母亲原来就喜欢种这些蔬菜瓜果，很多种子和菜苗都是母亲给她的。我听了吃得更为细心入骨，我甚至把眼睛微微闭上，朝着天花板扬起下颚，将牙齿轻轻叩起，让脱落盘的血色汁液将嘴里的每一个细胞沁红，让姑娘儿的淡黄色汁液和细小的籽充满舌的任何一个部位，让西红柿和黄瓜的清爽滋味呛到鼻孔，让我的脑子塞满母亲在菜园里翻地、播种、施肥以及采摘的过去。

现在，那纱窗上趴着几只苍蝇或者野蜜蜂，随着细弱的风扇动几下翅膀，努力钻进屋里，曾经我母亲和秀英姨常从这扇窗口钻进钻出。夏日里那些瓜果蔬菜的香气从纱窗细密的孔洞里涌进来，顷刻间把那个巨大的十字架给托住了，“我想找找遗忘。”

秀英叔遇到我仰天闭目倒是迷糊起来，“都已经忘了，还能找到啥？”他吞了一下喉结，“再说，忘了就忘了，还找什么？”

这话让我想起我父亲，从小我想念母亲时就会对着照片和他大哭，他冷漠地盯着照片，眼神游离，告诉我，忘了吧，就忘了吧。

秀英姨不言语，只是重新注视着我，在注视中我看到的是我同事母亲灰色的脸，那是来红村之前，我同事和她的母亲又一次长谈有关要辞去报社记者工作的一个下午。银城灰多，铝业发展兴盛的一个极致结果便是把太阳、云朵、蓝天、水，土地，包括人，统统染成灰色，我听到同事低声说了第七遍，带着施虐和自虐的口气，“妈，你不明白，我真的干够了，一个文学编辑去街头拉广告，何况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大得很，难道非要等到我也从八楼上跳下去你才安心！”

那灰色就是在这个时候长到了她母亲的脸上，她母亲有着和我母亲一样极度平凡的相貌，平凡到无论在人群中还是擦肩而过都难以令人注目的样子，削短的头发，侧分，鸭蛋脸，现在腮边的肉有些垂，成了四方脸，也正如秀英姨这般持久地盯着自己的女儿。寂静中，我想象着如果我母亲还活着，我肯定不会这样去对待她，我们可以谈些有关曾经在红村的日子，我们可以谈谈我该留在银城这个工业城市中做一个小记者，还是像我同事那样勇敢地到大城市里闯一闯，可以谈谈我们到底懂得彼此多少，更可以谈谈我那个终日里都一言不发的父亲，一个张口闭口让我忘了自己母亲的父亲。

后来我看到那位母亲连汗毛都在发生细微的抖动，“你怎么可以这样想，无论有什么难的，和妈说说，解决掉，工作怎么随意就丢呢。”

我同事伶牙俐齿，“从小你就说，到现在还在说，你说说，你都帮我解决掉了什么？我的压力？我的婚姻？我的事业？我的前途？”

“何况，你哪里知道背后的，背后的呢？”

她的母亲被问住了，大片的灰尘缠满客厅，成为她们永远都无法渗透的壁垒，那灰尘又肆意爬到她母亲的眼睛里，大概停顿了几乎一位母亲一生的时间，“好吧，随你吧。你小的时候，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说话，说了你也不会懂，现在你长大了，你可以把些难处都跟我说说......”

那位母亲起身离开客厅回到她的卧室去了，我在看到同事伸出胜利的两根手指和挑出嘴外的舌头时，立刻起身离开她的家，一路上我都在回忆，她向我伸出的两根手指并不是胜利，其中一根弯了下去，刚好扣动了握在她手里那只隐形的手枪，她一枪就把我给打碎了。

那一下午，我专找些银城弯弯曲曲的老胡同钻，我想到的大多是我父亲以及最后一次采访，此次完成之后，我也将和同事一样飞奔在银城大街小巷上拉广告，我将要重新估计自己的价值。而我父亲的一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沉默，一部分就是那张泛黄的我们一家三口的唯一合影，永远压在客厅一张破茶几的玻璃底下，举手投足都看得到。我从小就躲在门缝里细致观察过无数次，他看我母亲的眼睛并非用力，而是散漫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深渊里，父亲每看一眼照片，仿佛不是为了加深记忆，而是为了一寸一寸把我母亲遗忘。所以我彻底想通了，我再不顾及我父亲长年的沉默，我草草向报社申请了这个“遗忘之旅”为题的采访，来到红村。

院子里有叮叮当当的金属敲击声，秀英姨已经下了炕，去侍弄那辆机动三轮车，准备下午带我去转转红村。

“我走神儿了。”我对坐在炕沿儿的秀英叔说，他带着一副玻璃瓶底儿厚的高度近视镜，就要把镜片贴到我脸上，“没啥？你父亲可好？”

“挺好，已经在铝厂里退休了，每天也没什么事做，家里的杜鹃花都被他浇涝了。”

“你父亲还一个人？”

我点了点头，看到秀英叔愣怔地看着我，两只手臂紧紧贴在大腿上，他有着和我父亲一样认真到紧张的姿态。

“我父亲说我疯了，两三千公里去找已经忘掉的东西！他好几次都阻止我来红村，叔，你说我父亲是不是个怪人。”

“你父亲当年是红村种粮最好，缴粮最及时的人，虽然那根本挣不几个钱。”

“我父亲从来不提我的母亲，也不许我问，我只知道我母亲怕水，却掉在了河里。叔，你说我父亲是不是很自私。”

秀英叔没有回答，他苍老的喉结不断向下坠去。

2

通向老龙岗还是一条细长的沙子路，歪歪扭扭从村子中心向东蜿蜒，尽头与一座东山相连，那是离红村最近的山，被村里人叫做小东山。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所有的秘密都藏在那里。秀英叔的机动三轮车爬到老龙岗的半坡上就冒起了黑烟，我和秀英姨爬下车，在后面推起车来。

“你父亲原来在这里放过羊，原来那个羊主是姓刘的老头儿，羊多得跟羊毛似的，他知道你父亲能干，种那么多庄稼还有使不完的劲儿，就叫你父亲帮着他放羊，年终给你父亲一只大羊。”

我们气喘吁吁，“你母亲爱羊羔跟爱孩子是的，总得来看羊，有时候也跟你父亲一起去放。后来就再不放了，连你父亲也不放了。”

我鼻子发酸，“为什么？”

“你母亲死了。”

车子爬上了老龙岗，半坡处那个羊圈还在，那家养羊人已经变成了韩老头儿，他正蹲在木屋旁浆洗几对新下的羊噶啦哈，刚刚煮锅里的热水还在泛着热气，从噶啦哈上剃净的肉屑丢在地上，羊膻味儿铺满山坡。老头儿右手边有个装着大红色染料的玻璃瓶子和脱了毛的刷子，洗净之后，他要给白色的噶啦哈刷上大红色。

“又给孙女寻乐子？”秀英姨走过去，“新玩具多得很，老玩意儿还稀罕？”

韩老头儿眯着眼睛盯着我，“你家的姑娘？”

秀英叔蹲在地上帮着洗嘎拉哈，“仔细端详，看看是谁家的姑娘？”

老头儿把洗净的黄白色噶啦哈捞出水，晾晒在羊圈边的一块儿大石头上，隔壁就是羊圈，空着，都到东山坡上吃草去了，“高鼻梁，鸭蛋脸，电线杆腿，拿不定了？”

“边大，边大还记得呗？”

老头儿又盯了盯我，“原来在这里放过羊？”

秀英姨找了个靠墙的马扎坐下，“嘎拉哈在红村是快乐和幸福的象征，原来你母亲欻噶啦哈可是高手！你父亲也为她做过噶啦哈。过去村子里没什么乐子，你母亲领着男女老少都玩这。”她又朝着韩老头儿喊：“孩子来采访，也给你上上镜，给孩子也做一副吧。”

他开始低下头继续洗他的噶啦哈，他粗硬的大手在水里揉搓着，发出骨与骨碰撞的声音，那声音令我寒颤。

没有停歇多久，我们从老龙岗继续向东山爬去，“你年轻，可不见得比我硬气。” 秀英叔回头等着我。

“我父亲也这样说过我，他还说软弱无力的身板，靠什么活好。”

我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打来了电话，他习惯性地默不作声一小会儿，然后低声跟我说，他声音总是很低，：“早些回来吧，还要上班。”之后便是把电话从我的手里传到秀英叔的手里，再传到秀英姨的手里，他们彼此只说了句你好就再没有下文。这让我常常感到沉默背后的巨大隐秘，就像一个黑洞，把太多的东西掩埋掉了。

“我们都从北大荒这片土地上摔打出来了，那时候要是软弱无力，就得挨饿，软弱无力，怎么有红村？”秀英叔再次把电话传回来。

但凡到了红村的人都要到小东山上走一走，但凡到了小东山的人，都要到东山北坡去，那里背阴，是死去的红村人组成的另一个国度，一片与青松连接的坟墓，又和红村连在一起，站在这座山巅之上的每一座坟墓都能清晰地望到红村的全貌，红村就是一个点。

“看见那片坟墓了吗？如果你父亲不坚持带走你母亲，她今天就在那里。”

我朝着那里望过去，“那我母亲该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

我们三人都没有再说话，远望的红村就是二十几户红瓦顶组合而成，大部分房子空着，听秀英说已经剩了不足十户了，都到共青城去了。秀英叔从近处一直指到远处和天相接的地方，“原来这里全都是大沼泽，荒草甸子，那草比人个头儿都高，没个人烟，”他吐了口气，“我和你父母是第一批到红村的。”

我们重新向着远处望去，那些痕迹已经被当下的景象遮盖，村子四面连着大片大片的水稻田和玉米地，以及成片的松林、杨树林和零星沼泽地，隐匿在其中有块儿银亮，我指向了那里。

“你母亲就死在那里。”

“那是个水库？我母亲怕水，我父亲说过很多次。”

“你想你母亲得多勇敢！”

秀英叔已经下山了，我搀着秀英姨碎着步子向山下挪动，她走着走着就抹起眼泪，“我和你母亲就这样来来回回上山下山，采蘑菇，有杨树蘑，还有松树蘑，采榛子和蕨菜，我胆子小，总也离不开她这只胳膊。”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安慰她，我父亲那种沉默带来的疏离感已经传染了我，我表面包裹着冰，冰层很厚，内心焦灼也无法冲破，“我最想知道我母亲究竟是怎么死的？”

“我就知道你这次回来找什么遗忘，那都是幌子。孩子，我们去水库。”

到水库的路途比目及要远得多，就像现实与遗忘之间的距离。水库被包围在庄稼和丛林里，围绕着水库有一条进入的环形水泥路，我半路就下了车，重新走在三十年前我母亲走向死亡的路上，我举步维艰，我听到秀英姨跟在身后费力的喘息冲破她的胸腔变成抽搐，我听到秀英叔已经到了水库边，把机动三轮车熄了火，我听到很多种鸟叫声，还有知了叫，我听到我同事和我母亲连续七次的对话，我听到我说，她临死前一定有些话想跟我说说，如果那时候我有能力和母亲说上几句话。我听到我胸腔里的哭声，我听到我冲着水库大喊：“我母亲为什么要投河？”

秀英叔和秀英姨在自己的胸前抖动着划了个十字，他们把我引到水库的大坝上，“这里，你母亲就在这里，她就快爬到岸边了。”

水面之下是我们的倒影，偶有鱼儿游过，周遭的杨树和庄稼，天空，松脂香、花草香，都落在水里，我母亲就死在这个美丽的水库里。

“那是刚开春，冰面刚缓冻，你母亲半趴在冰面上，她的样子是向着河岸爬过来，我和你叔都觉得，她肯定是想起了什么，肯定是后悔了。”

“可当时我父亲在哪？！”

秀英叔把脑袋低到水库里去，“你父亲那天替我去场院里值班，她和你母亲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我立在水库边一直到太阳落山，夕阳把水都染红了，把一切都染红了，把一切都上了暖色，我看到我母亲推开家门，孤身一人从村口疾奔而来，又在刹那间坠入水里，可我仍不明白，“把死说出来就这么难吗？”

3

没想到我的家就在秀英姨的隔壁，我在次日上午进了这个荒废的院子，一把锈迹横生的锁锁住了它。我就出生在这间已经半塌的土坯房里，火炕倒是完好，席子破了，刚好正对着那扇土灰色破木门。我坐在土炕上向敞开的破木门外张望，除了望到院落的空荡，便是所有的空荡。如今我只能靠猜测，当年我母亲推开家门奔向死亡之前，一定也是坐在土炕上望向门外，她也许望到的刚好相反，密咂的人群将脚掌踏遍门槛，层层叠叠，永无休止地踏下去。

我被隐形的东西从土炕上弹跳起来，躲开这扇扩张的木门。秀英姨说她就是在这铺炕上给我母亲穿的衣服，她如今还现出一种艰难，她说死去的人很难脱掉衣服，又很不容易穿上寿衣，尤其是我母亲，她的身体并非笔直，而是成一个棱角锐利的直角。

我坐到这铺炕上，这铺同时发生着我的出生与母亲死去的土炕上，我突然被深陷其中。屋子北墙上贴着一张洇满水渍的梅花图，光线昏暗到令人憋闷。窗户紧闭，蜘蛛网把它封上了，隔着它们无法看清后窗的菜园，大概是一片荒芜。院子里有四只鸡靠着墙根儿晒太阳，“你母亲勤快，鸡鸭都喂养，给这个续鸡仔，给那个育树苗。”那是秀英叔家的鸡，与之相隔的木栅栏底部钻出了一个洞，想是被长久钻来钻去，隔阂便畅通了。院东墙有一棵梨树，已经萎蔫。

秀英姨问我：“你母亲栽的，我有时过来收拾收拾，总是不结果，你还是喜欢吃梨？”

“冻梨，不过在山东没有冻梨，我自己用冰箱冻，有时候我父亲给我冻。”

秀英姨把眼睛耷下去，秀英叔去开院门，院门一开，大路上立着三个老太太正朝着院子里望，蹊跷这锁了三十年的门怎么突然就开了。

她们应该和我母亲同龄，已经衰老，一个拄着一根铁锨，刚刚从小河里往自家的后园子引水，她们退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杨树底下乘凉。其中一个高个子问：“是边大家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她们看着我，也许想到自己不可挽回的衰老都流了眼泪，也许她们重新看到了我的母亲。

“这些都是当年和你母亲一起干过活的。”秀英叔回家了。

秀英姨和她们寒暄几句，“是啊，孩子都大了，都过去了。” 那个拄铁锨的人把铁锨抵在胸口，“活脱脱她妈的鸭蛋脸儿。”

另一个不停摇晃着脑袋。那一刻，我感到投来的目光像石头，对于熟悉我母亲的过去却不启齿的人，我一句话都不想说。直到午觉后起来喝茶，我才重新问起有关我母亲的事。我父亲那时又来了电话，拨通之后依然是一小段的沉默，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我母亲究竟怎么死的？”

我们三个围坐在火炕上，长方形炕桌摆着一个老式圆茶盘，黄白色镶梅花茶壶，高挑老旧的样子在八十年代的记忆中就存在过，我父亲一直留着一套，还学着我母亲喂养我的样子教给我如何喝茶。那时我刚刚三岁，我根本不记得我父亲和我母亲用这样的大茶壶沏一壶茉莉花茶的碎沫，装进水桶般的大玻璃杯子里，带到地里干农活，足够喝上一个下午，这些都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父亲一不留神对我说起的，他说临下农田前，我母亲总要用一个小铝勺喂我一勺茉莉花茶才放心离开，所以，我还留下了一个嗜好，独自一人的时候最喜好泡一壶茉莉花，不怕你们笑话，我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婴儿勺，用一柄婴儿勺我喝完过整整一壶茉莉花茶。

“那阵子红村丢东西丢的厉害！不是这家丢只羊，那家丢头牛，这家丢辆三轮车，那家丢化肥，后来，连村里的场院里都丢了几千斤的黄豆和玉米，那些是公粮。”秀英姨给我倒了茶，把坐在炕沿的摆头电扇搬了搬，风就呼呼吹过来了。

在风声中，秀英叔说：“村里人都离你母亲远远的，没人再和她说上一句话，人们背后那口水呀，能流成一条河。”

“他们诬赖我母亲！她被你们批斗了？”

“那时候都改革开放了，哪有什么批斗。”秀英叔把厚厚的眼镜片递过来，“不过，那对外开放的大门一开，什么样的人都能出得去，什么样的人都能进得来，什么样的事都会有，什么样的事都会瞬间就没了。”

“其实现在也这样，人都太爱忘事了，又都爱制造些事情。”我重申了我对遗忘的关注。

“村里人都说偷了一个冻梨和偷根针线的人是一样的，将来还可能......”秀英姨又道，“大冬天，你母亲有一次在大街上偷了一个冻梨，你不知道你当时看到小贩子车上那筐冻梨哭的有多凶，你三岁那年，你肯定不会记得。”

“一个冻梨？！”我整个人突然轻飘起来，又迅速跌进冰冻的窟窿里，我嗤笑了一声，“你们都觉得是真的？”

“你父亲从来都没跟你提起过？”

“没有！”

“他可能，要么觉得死在一个冻梨上让人耻笑，要么是觉得你母亲死得金贵，要么恨，要么是想不透，要么是真的忘了......”我面对这么多的“要么”，看到我父亲和我母亲孤独地陷在里面，就像陷在北大荒大片的沼泽地里。

秀英姨也困惑地舒张开紧锁的眉头补充道：“不过我倒觉得人就是古怪，忘一次，又记一次，忘一次，又记一次......”

秀英姨的背后又背起了那个十字架，“后来，村里人又说你母亲死得跟针尖似的。我觉得是那时候耶稣还没有到红村。”

这时候家里来了人，那三个老太太给我送来了一堆西红柿和姑娘儿、脱落盘。韩老头儿为我送来了一副崭新的大红色嘎拉哈，据说是不足三岁的羊羔的膝盖骨，有关羊羔的死因被韩老头儿以及我们所有人忽略掉了，他只跟我说了嘎拉哈辟邪，寓意勇敢、战无不胜的由来和歘法。我们面对着嘎拉哈围坐在一起，像一群背地里杀害羔羊或者我母亲的屠夫与帮凶，在嘎拉哈面前却都变成了天真无邪的孩子，秀英姨还找来了布沙包，嘎拉哈四个一组，沙包忽而飞上半空，忽而坠下来，噶啦哈一个个从坑儿变成珍儿，再变成轮儿或者背儿，四个面翻一个遍绝不掉沙包，才真正完成一轮美丽的翻转。

（2017.4.1鲁迅文学院 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