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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各样对“世界文学”的生成方式与发育机制的理论思考中，法国当代批评家巴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Casanova）可谓独辟蹊径。在《文学世界共和国》（LaRépubliquemondialedeslettres,Paris:EditionduSeuil,1999）一书中，卡萨诺瓦将其对“世界文学”的考量转换成对“文学世界”的勘察，将“世界文学”看成是一个整一的、在时间中流变发展的文学空间，该空间拥有自己的“中心”与“边缘”，而这些“中心”与“边缘”并不总是与现实相吻合。

基于以上这样一种“世界文学”观，卡萨诺瓦沉潜于充满竞争、博弈的“文学共和国”，细致考察一些作家与流派进入“世界文学”的路径与模式，分析“文学资本”的积累过程与方式。这位法国学者以全新的方式来解读20世纪一些颇具争议的作家，如乔伊斯、贝克特、卡夫卡等，探讨民族文学在“文学共和国”里的身份认同、世界文学语境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等问题，建构其“民族文学的文化空间”理论——一种旨在探索“世界文学空间生成机制与运作机理”的“文学地理学”。

相对于经济空间、政治空间而言，文学世界具备相对的独立性，有着自己的现实运行机制。例如，在18世纪，伦敦成为世界的中心，但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却是巴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在欧洲经济中排名靠后，但依旧是西方文学中心。卡萨诺瓦认为，应将文学空间作为一个总体现实来理解。“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已经出现了一个跨民族的空间，文学在这个空间中具有“跨文化性”，也正是文学的“跨文化性”建构了“文学世界共和国”。

文学世界的特殊逻辑，忽略了普通的地理因素，建立了与政治标记完全不同的“领土”和“边界”。将文学定义为统一的世界领域（或者正在走向统一的世界领域），人们就再也不能用“影响”或“接受”这样的语言来简单描述重要文学思潮（比如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在世界上的流通和输出。所有“远离中心”的作家并不是“注定”一定会落后，所有“中心”地区的作家也不一定必然是“现代的”。卡萨诺瓦对文学世界之特殊逻辑的这种清理，对那些执着于梳理某些大国文学对小国文学、某些大作家对小作家之创作的“影响轨迹”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思维定势，也成为一种挑战。

不同民族的文学由“边缘”走向“中心”是要讲究策略的。卡萨诺瓦认为，各民族文学中所有冲突的根基都源于以下两种策略：一种是同化，也就是通过一切原初差异的淡化或抹煞达至融合；另一种是分化或差异化，是根据民族性的要求肯定各自的差异。

身处“边缘”的“民族文学”要走向“中心”，自然要借助于翻译。然而，翻译并不是简单的中性的语言转换。在卡萨诺瓦看来，翻译不是简单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过渡，而是更加专业的一种“文学化”。作者强调，翻译在民族文学的跨文化运作中具有“工程师”地位。例如，博尔赫斯曾坦言他自己是一个“法国制造”，代表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的作家，正是通过作品的翻译和法语书写的正面评论，他们才逐渐在世界文学中获得存在空间。

《文学世界共和国》在其“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中，将“世界文学”的探讨转换成“文学世界”的勘察，力图“解决内批评——只在文本内部寻找意义要素——和外批评——只描述文本生产的历史条件——之间被认为是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尝试在文学的跨文化空间中来定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

卡萨诺瓦看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试图证明文学“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历史现象的直接联系，赛义德坚信“帝国主义政治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惊人地直接”，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推进文学批评实践。例如，詹姆逊对乔伊斯小说的“民族式”阅读，将它作为“后殖民小说”来介绍，认为它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民族讽喻”，并为20世纪初爱尔兰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一种叙述形式。这些解读在卡萨诺瓦这里受到了挑战。她认为，按照这种评论的观点，文学将会成为为殖民主义和文化统治辩护的主要工具之一。只有将这些特殊的解决办法还原至某个文学界的特有历史中，且将该文学界本身包含在几乎世界性的文学年表里，才有其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