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北京有一家文学杂志叫《十月》，莫斯科也有一家同样名为《十月》的大型文学期刊，最近几年，这两家同名杂志携手，先后在北京和莫斯科举办了“中俄十月文学论坛”。今年10月，这对文学同貌人将再度握手，并相互交换各自的文学收获。

莫斯科的《十月》杂志创办于1925年，其名称自然与1917年俄国爆发的那场影响深远的革命不无关联，创办不久，它便刊发了一批彪炳苏联文学史的名作，如马雅可夫斯基的《放声歌唱》、法捷耶夫的《毁灭》、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等。在20世纪50年代的“解冻时期”，由柯切托夫任主编的《十月》与特瓦尔多夫斯基主持的另一份杂志《新世界》形成对峙，分别被视为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思想大本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莫斯科《十月》杂志却风格突变，成为“新思维”运动的舆论先锋之一，相继发表了阿斯塔菲耶夫的《忧伤的侦探故事》、雷巴科夫的《沉重的黄沙》、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西尼亚夫斯基的《与普希金散步》、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和《一切都在流动》等重要作品。苏联解体后不久，莫斯科《十月》成为俄罗斯第一家独立杂志，其主编伊琳娜·巴尔梅托娃也成为俄国期刊史上继主编《万象》的叶卡捷琳娜女皇之后的第二位大型杂志的女性主编。目前，莫斯科的《十月》杂志尽管处境困难，订数由数十万下降至数千份，却依然是俄罗斯当代文学生活的核心平台之一。

北京的《十月》杂志创办于1978年，其刊名意指粉碎“四人帮”后人们迎来的金秋十月，同时也寓意文学和文化的收获。近40年来，北京《十月》刊发了大量中国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铁凝、莫言等中国当下最有影响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均在《十月》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该刊在近两任主编曲仲和陈东捷的主持下影响越来越大，并开始了她走向世界的征程。

去年年底，中俄两份《十月》的主编在北京见面，共同商定一项合作项目，即在各自的刊物上同时刊发对方作者的作品，并将作品的主题明确为两个都城的故事，即“北京故事”和“莫斯科故事”。北京《十月》推荐给俄方的作品是：叶广芩的《豆汁记》、邱华栋的《蒸锅和古琴》、荆永鸣的《出京记》、晓航的《霾永远在我们心中》。这些作品中既有“京味小说”名作，也有北京《十月》为此次活动专门约请北京作家新近创作的中短篇；既有关于北京这座都市的历史叙事，也有对于“北漂族”和都市年轻人当下生活的文学描写。

为了北京和莫斯科两家《十月》杂志此番的文学握手，莫斯科《十月》主编巴尔梅托娃女士专门向俄罗斯当下最活跃的30位作家布置了“命题作文”，要他们以“莫斯科故事”为题新写一组小说。她约请的作者既有当下俄罗斯最著名的作家，如瓦尔拉莫夫、叶夫盖尼·波波夫、瓦列里·波波夫、谢钦等，也有一些新近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甚至还有网络作家，如德拉贡斯基夫妇等，以及一些批评家出身的小说家，如阿尔汉格尔斯基、叶尔莫林等。与北京作家的“长篇大作”不同，莫斯科作家的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字数多在万字左右，但与北京作家一样，莫斯科作家们也聚焦于他们生活其间的都市里的人与事，在他们的小说里，读者既能读到莫斯科的历史和当下，也能一睹莫斯科男女老幼的容貌和身影。

笔者有幸参与了北京和莫斯科两家《十月》杂志间的文学交流活动，目前正组织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的师生翻译由两家杂志编辑部提供的作品，将俄文作品译成汉语，将汉语作品译成俄文。随手翻阅北京、莫斯科两地作家的作品，可不时发现一些不约而同的呼应。俄国作家德拉贡斯卡娅在《当地时间》中这样描写莫斯科的春天：“莫斯科明媚的傍晚，空气中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花园路上人来人往，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莫斯科傍晚的天空。莫斯科，这是地球上惟一还记得我们童年模样的人，我们穿过一个个院落，清早便赶去为国际友谊做贡献，用响亮的嗓门朗诵诗歌，声援遭到凶恶种族主义分子压迫的非洲人……”莫斯科的春天是与这位俄罗斯女作家的童年记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作家荆永鸣的《出京记》里也写到了北京的春天：“时间一晃过去了一年。又是春天。北京吹来和煦的风。树绿了，花开了，就在这时候，武月月恋爱了。特别突然。”北京的春天是与小说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同时开始的。我们相信，待北京、莫斯科两地作家的作品在两家《十月》杂志上刊出之后，读者或许能够找到更多偶然或必然的对应。

这些作品在杂志上发表之后，中、俄两家《十月》杂志还计划分别出版以《北京故事》和《莫斯科故事》为题的作品单行本。通过这次握手，北京和莫斯科的《十月》这两家性质、地位甚至风格均十分相近的大型文学杂志，必将建立起更加紧密的文学关系，并为强化中俄两国的文学外交、进而为扩大两国文学的世界影响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