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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夫图申科:我不善于道别

来源:文艺报 | 刘文飞  2017年04月10日06:50

莫斯科时间4月1日傍晚,20世纪最杰出的俄语诗人之一叶夫图申科去世。

叶夫图申科于3月31日被送进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城的一家医院,次日便因心力衰竭离世。大约一月前,叶夫图申科被确诊癌症复发,他患癌已6年,做了肾摘除手术后病情一直很稳定,没想到此番病情突然恶化。他的遗孀玛丽娅·诺维科娃告诉记者,丈夫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亲人好友随侍在侧。

2013年,莫斯科埃克斯莫出版社出版了叶夫图申科自选诗集,这部厚达768页的诗集是叶夫图申科最后的著作之一,书名《我不善于道别》取自诗人的同名诗作,写于2013年6月25日:“我不善于道别。/对于我爱过的人,/我虽然有过粗暴,/却总是避免无情。//对于突然变坏的人,/只为自己活着的人,/我学会了谅解,/尽管不再喜欢他们。//我谅解无心的迷途人,/他们的过失很莽撞,/可他们的内心/毕竟闪着悔罪的光芒。//我却不能谅解自己/那些圆滑的诗句。/我不祈求宽恕,/我不是个叫花子。//我谅解一切弱者,/小酒鬼,邋遢鬼,/可总是有人喜欢/别人的厄运或恐惧。//心与心的贴近,/自然远胜于无情。/我不善于道别。/我已学会了谅解。”

“不善于道别”的叶夫图申科最终还是与我们道别了。太多的关注似乎表明,叶夫图申科在道别的同时也在凸显他的在场。他的“道别”也成为一个世界性事件,全球各大主流媒体迅速发布消息。俄总统普京向叶夫图申科的遗孀和亲人表示哀悼,并称后者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创作遗产已成为俄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在社交网站上写道:“每一位俄国人都有其钟爱的叶夫图申科诗句。他是一位十分独特的人,他能够天才地、深刻地、富有激情地、警句格言式地呼应整整一个时代,他善于发现能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善于发现能引起许多人共鸣的精准词汇。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位伟人,铭记他明媚而又静谧的爱的力量。”为悼念叶夫图申科,俄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临时更改节目,于4月2日晚连续播放三集电视片《沃尔科夫对话叶夫图申科》。在美国举行完小型告别仪式后,叶夫图申科的遗体将被运回莫斯科,接受人们凭吊。

我第一次见叶夫图申科是在30余年前。1985年10月,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来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当时正跟踪研究苏联当代诗歌的我,自然更关注代表团中的大诗人叶夫图申科,记得我拿着乌兰汗(高莽)主编的《当代苏联诗选》,怯怯地请他在有他诗作译文的篇页上签名,他大笔一挥,写下两个大大的字母E——他名字和姓氏的起始字母。两天后在叶夫图申科诗歌朗诵会的提问环节,一位中国诗人大段背诵了叶夫图申科的诗,担任翻译的南正云老师无法将汉译再译回俄语。叶夫图申科安慰说,只要译出其中几个关键词,他就能“复原”原作。有人问他是否能背诵自己的所有诗作,他谦虚地回答,大约只能背诵其中的三分之一——他总共写了十几万行诗!

叶夫图申科在京期间,我曾与他谈起俄苏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他听了很感动,说要为中国翻译家写一首诗。他回国后不久,俄国汉学家李福清来访,带来了叶夫图申科题为《中国翻译家》的诗作,并指名由我翻译。此诗译出后刊于《世界文学》1986年第1期,也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译作。之后,苏杭为漓江出版社编选《叶夫图申科诗选》时,又邀我翻译了诗人的长诗《远亲》。

1989年我第一次去苏联访学,其间与叶夫图申科有过两次会面。一次是在帕斯捷尔纳克国际研讨会上。叶夫图申科正是发起人之一,他在研讨会上发言,在纪念晚会上朗诵,在帕斯捷尔纳克故居博物馆的揭幕仪式上讲话,俨然是苏联境内此次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正名的活动的主持人。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叶夫盖尼对我说,故居博物馆得以建立,叶夫图申科及其多方斡旋功不可没。叶夫图申科自视为马雅可夫斯基传人,却对截然不同诗风之代表帕斯捷尔纳克表现出如此高的热情,令我肃然起敬。后来,叶夫图申科也落户帕斯捷尔纳克故居所在的佩列捷尔金诺村,后又将其居所打造成一家诗歌和美术博物馆,藏有毕加索、夏加尔等人的画作以及自己的手稿和各种版本著作。据报道,叶夫图申科去世前留下遗愿,要求将他葬于佩列捷尔金诺墓地,帕斯捷尔纳克的墓旁。

另一次是应邀参加他的生日宴会。宴会在莫斯科著名的文学家之家橡木大厅举行,当时正值前苏联社会最艰难的时期,莫斯科的商店空空如也,买任何东西都要排长队,可叶夫图申科的生日宴会却十分奢华,当时颇有朱门酒肉之感的我对他并无好感,觉得他的举止和做派与我心目中大诗人的形象不太吻合。

1991年,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文坛和政坛均十分活跃的叶夫图申科,突然举家迁往美国,他与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大学签下合同,在该校教授俄罗斯文学和诗歌课程。他与苏联一同消失,我们也从此再无联系,直到2015年,他被评为中坤国际诗歌奖获奖者,我才受托“寻找”他,通过熟人获得他的电子信箱。2015年9月20日,我收到他的回复邮件,对获奖表示高兴和感谢,欣然同意来京受奖。11月13日,他与妻子一同来到北京。时隔25年后,在接风晚宴上看到面容消瘦的他坐着轮椅被夫人推进餐厅,我不免有些吃惊,但交谈中却发现他神采依旧,谈锋甚健。谢冕“为今天干杯”的祝酒词触发了叶夫图申科的灵感,他连夜写出《昨天、明天和今天》一诗:“生锈的念头又在脑中哐当,/称一称吧,实在太沉。/昨天已不属于我,/它不道别即已转身。//刹车声在街上尖叫,/有人卸下它的翅膀。/明天已不属于我,/它尚未来到我身旁。//迟到的报复对过去没有意义。/无人能把自己的死亡猜对。/就像面对惟一的存在,/我只为今天干杯!”

叶夫图申科在接受中坤诗歌奖的致词中说:“我在白居易的祖国幸运地获得了这份我依然不配获得的奖励,但是我还相当年轻,今年才82岁,我将继续竭尽全力,以便最终能配得上这一奖励。”他在接受俄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奖对于我来说像是天上掉馅饼。我能与我的中国诗人弟兄们一同获得这个奖项,觉得十分荣幸。我感到幸福的是,我觉得自己今天是一位怀有俄国灵魂的中国诗人。”

11月16日,在为叶夫图申科举办的诗歌电影晚会上,我这样介绍叶夫图申科:“他或许是所有健在的俄语诗人中最具世界性影响的人,作为‘高声派’诗歌最突出的代表,他和他的诗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全苏联……他到过世界上91个国家,他的诗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他在俄罗斯被视为‘活着的经典’,‘俄语诗歌的大使’;其次,他或许是当代俄语诗人中与中国渊源最深的人,早在1985年他就访问了中国,是在改革开放后最早访问中国的苏联作家之一……在当时的中国诗歌界、乃至文学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掀起了一场‘叶夫图申科热’。”“叶夫图申科先生有一句名言:‘诗人在俄罗斯大于诗人。’他自己就是这句话的范例,从广义上说,他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文化活动家、社会活动家,是20世纪下半期俄苏政治文化史中的一个历史人物;从狭义上说,他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电影导演、演员、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摄影家等等。”晚会上,叶夫图申科还讲解了他执导的影片《幼儿园》。

几天后,我邀请叶夫图申科夫妇和诗人吉狄马加在家中聚会。两位诗人谈起诗歌,谈起俄罗斯和世界各地的诗人,相见恨晚。他们的交谈内容以《吉狄马加与叶夫图申科访谈录》为题,刊于《作家》杂志2016年第6期。交谈中,叶夫图申科给我留下这样几个印象:首先是他与20世纪的世界文化界有广泛而又深刻的交往,比如他与意大利电影导演帕索里尼、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等人的合作,他称聂鲁达、阿多尼斯、希克梅特等为他的朋友,他说起夏加尔、毕加索等人曾赠画于他,他说肖斯塔科维奇根据他的《娘子谷》谱写了《第13交响曲》……其次是他的真诚,他谈到在意大利托斯卡纳获诗歌奖时写了两句诗:从沃罗涅日的山丘到全世界,曼德施塔姆的诗四处传播。他说:“当时我感觉很不安,因为站在那个位置上的应该是曼德施塔姆,而不是我。”谈到马雅可夫斯基时他说:“马雅可夫斯基影响到了所有诗人,他实际上改造了俄语作诗法。但马雅可夫斯基也写过一些不好的诗,不过只有一位诗人,他的不好的诗写得比马雅可夫斯基还要多,这个诗人就是我。”曾听很多人说叶夫图申科多变,不够诚实,但听到这些表白,我意识到,他的多变有可能正源自他的真诚,因为他像个孩子似的没心没肺。当我问起他与布罗茨基的关系时他欲言又止,说夫人玛莎禁止他谈论布罗茨基。待玛莎离席,他才主动说:“对作为诗人的他,我没什么好说的,可对他这个人我却有些看法。是我设法让布罗茨基获释,帮他出国,还给密歇根大学写信推荐他,但他后来在美国四处无端指责我,写信阻止美国的大学雇佣我,阻止美国艺术科学院推举我担任院士。布罗茨基有一次曾当着一位美国出版社社长的面向我道歉,但之后还是继续说我的坏话,我真的不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是我心中最大的创伤之一。”关于叶夫图申科和布罗茨基的恩怨众说纷纭,叶夫图申科当时的声调和表情令我心头一颤。

去年暑期,我在彼得堡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看到报纸上一张照片,叶夫图申科拄着拐杖、倾斜着身体站在作家伊斯坎德尔的灵柩旁。眼见苏联时期的大作家一位接一位离去,我触景生情,便在给叶夫图申科的邮件中写道:“如今您已成为苏联时期俄语文学的最后一根拐杖。”他回复道:“你称我为文学的拐杖,这个形象很出色,尽管也很悲哀。”

吉狄马加的俄文版诗集《不朽者》将在俄出版,请叶夫图申科作序,我去信转达作者的请求,叶夫图申科在今年2月7日回信:“我身体不适。再宽限我一周。抱歉。”可2月10日,他就发来序言,以《拥抱一切的诗歌》为题,评价了吉狄马加诗歌创作所蕴含的世界性和亲和性。这可能是叶夫图申科最后的文字之一。

我计划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一套俄语诗人丛书,拟编入一本《叶夫图申科的诗》。我就此事与他联系,并请他自己选定篇目,他在今年2月20日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文飞,我已经为那本规模为50首的诗集选好了诗。我多选了10首,以防有些诗很难译,或不可译,或为你提供选择的余地……”两天后,我又接到他一封没头没尾、没有标点的信:“这是新添诗作今日寄书给您所有诗作均以十字符号标明我的建议叶夫图申科收到后请确认”。此信显然是在匆忙甚至痛苦时写就的,应是他被确诊癌症复发之时。十多天后,我收到从美国寄来的2007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的叶夫图申科诗集,书名是《窗户敞向白色的树林》,扉页上有叶夫图申科的题字:“以我和本书编者玛莎的名义赠给兄弟般亲爱的文飞。”目录和正文里布满诗人用蓝笔标注的十字符号。我去信表示感谢,却再未收到回信。

在21世纪道别叶夫图申科,我们能更强烈地意识到诗人的时代意义。作为20世纪下半期俄语诗歌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创作持续近70年。他16岁加入苏联作协,是最年轻的会员;早在1963年,《纽约时报》曾称赞鲍勃·迪伦为“美国的叶夫图申科”;叶夫图申科先后出版了150余部诗集、小说、文集和译作,其作品被译成70多种语言;他在苏联时期被视为“诗歌大使”;20世纪中期以来的俄苏历史,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排犹历史,从“解冻时期”到“停滞时期”,从阿富汗战争到车臣战争,从苏联解体到乌克兰事件,在他的诗歌中全都得到及时而广阔的再现;他以一己之力对有史以来的俄语诗歌进行系统梳理,历时45年,编成5大卷《俄语诗选》;2009年起,他每年返回俄罗斯,都在上世纪60年代他和“高声派”诗友们朗诵诗歌的老地方——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举行诗歌晚会,重温往日的诗歌辉煌;2013年因关节炎截去右腿后,他仍拖着一条钛合金假肢在世界各地游走,堂吉诃德式地布道诗歌,仅在2015年俄罗斯文学年期间,他就在俄行走40天,作了28场诗歌朗诵,每场晚会有数千人参加,持续数小时;他还计划于今年六七月份再回莫斯科举办多场朗诵会,还要去全俄各地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巡演。叶夫图申科在早年的长诗《布拉茨克水电站》(1963)中写出名句:“诗人在俄罗斯大于诗人。/只有心怀高傲的公民激情,/不知舒适和宁静的人,/才能在俄罗斯成为诗人。”叶夫图申科以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活动,诠释了什么才是“大于诗人的”诗人。与叶夫图申科同时代的诗人奥库扎瓦说:“叶夫图申科就是整整一个时代。”俄国当代诗人维什涅夫斯基说:“即便那些对他态度不那么友善的人,也情愿随时随地捍卫他。他们无法忽视他的意义和他的天赋。他就这样留在俄国的诗歌中,构成一个绝对鲜活的现象。”莫斯科现任市长索比亚宁也说:“诗人叶夫图申科的去世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离去。”

在清明节道别叶夫图申科,我们惋惜失去了一位对中国充满感情的俄语诗人。叶夫图申科登上诗坛后不久,中苏关系即已恶化,他错失了及时进入汉语阅读圈的机会,当他在苏联、东欧乃至欧美大红大紫时,国人却对他知之甚少。但“文革”后期,一本“内部发行”、“供批评用”的“黄皮书”《〈娘子谷〉及其他》却让他的名字不胫而走,后来,叶夫图申科及其诗作成为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时期诗歌的思想和艺术资源之一。叶夫图申科曾写出反华诗作,但访华后,他对中国的态度却发生根本转变,在为吉狄马加诗集所写序言中,他再次对当年的诗作表示歉意:“当时我写过一首关于珍宝岛冲突的诗,‘文革’结束后不久我访问了中国,我很快意识到我那首诗是错误的。”《中国翻译家》一诗,似乎就是他的“诗歌修正”,他在上述序言的最后写道:“我一直存有一个希望,希望我的预见能够实现,即在北京将建起一座中国无名翻译家纪念碑,它的基座上或可刻上我诗句的译文:‘伟大的译文就像是预言。/被翻译的细语也会成为喊声。/要为中国无名翻译家立一座纪念碑,/可敬的基座就用译著垒成!’这些勇敢的人们在最为艰难的流放中翻译我的诗句,我也成了第一个获得中国文学奖的俄国人,我因此而充满感激,我希望我能完成在全中国的诗歌朗诵之旅。”

维基百科上的“叶夫图申科”词条被迅速加上了他的死亡日期和地点:“2017年4月1日,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叶夫图申科其人其诗就这样成为了历史,但是,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让诗歌如此深地介入时代和社会,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为俄语诗歌赢得如此之广的世界影响。“不善于道别”的他,必将长久地存在于诗歌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