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局外人
2015年12月7日，雾霾最严重的一天，北京有史以来首次发布红色预警。天色蒙昧时，许世佩已经给三轮车装上蓄电池，载着堆尖冒梢的黑色大塑料袋包着的货物，驶离东五环货运铁路附近的大杂院。他需要在浓厚又含有一丝凛冽的雾霾中骑行七公里，到达朝阳区姚家园附近的一个早市，在马路边出摊售卖服装。像往常一样，他没有戴口罩。
和他一起骑三轮车离开院子的，是分头前往各个早市和路边摊点的小生意部队，天南地北的口音掺和在辚辚轮毂和电流的嘶嘶声中。人流中有不小的一股是许世佩的“自家人”：骑三轮车载货的有二弟、大妹夫；和自己一起去姚家园的大妹，以及前往各个小区“打游击”的小妹，因为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被称为“大双”和“小双”；此外还有坐300路前往方庄市场的大姐和姐夫，以及带着两只大袋子、赶大巴前往三河展销会的三弟，昨天他恰巧回京补货。还有其余的远亲近戚。
当三轮车和脚步的杂沓声响消逝后，大杂院安静下来，青烟渐渐散去，回到雾霭笼罩的沉闷模样。
此时，许世佩和大妹已经骑至姚家园市场外的公路，这里的雾霾似乎比五环附近更浓重。支好摊子，摆开服装和小货，两兄妹裹得严实地站在路边招徕顾客，不时跺脚走动。“大双”比哥哥裹得更为严实，脸上多了一个口罩。
许世佩的心情像天气一样晦涩。近来城管对路边摊查抄更严，下午无处出摊，有限的几个马路早市也面临关闭。尤其是大红门批发市场疏解外迁的消息，让他对自己的来年前景失去了信心，“回家”的念头不时涌上心头。这是到北京二十余年以来少见的。
1993年，许世佩追随姐夫离开安徽老家来京，开始摆摊谋生。五位亲兄妹陆续循踪而至，勾连起远亲近戚。随着大北京的拆迁改造和人口疏解，他们被动地由中心迁往外围，从初到北京的前门，一路撤退到眼下的五环，落脚在这处大杂院。其间备尝辛苦，也曾有过“升级做大”的梦想，却从未能就地扎根，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边缘，似局外人那样生存。
如今，他们更可能彻底出局。
大杂院总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比北京多数小区的作息早得多。
凌晨三点多，最先一拨人起身活动，他们是卖菜和水果的小贩，需要开车赶到新发地市场去批货，然后拉到农贸市场出卖。一时间到处是面包车和小货车发动的呼呼声，院子东西头的两个大厕所也热闹了起来。小便池前，男人们列队射出的尿液热气和后半夜的严寒相激，凝成一种新鲜、温暖又凛冽的气息，刺激鼻孔。
紧跟着他们起身的是做早点的摊贩，他们拉亮大瓦数的电灯，在院子里炸油条、磨豆浆。各家捅开的煤炉子飘散的青烟，在纵横几幢平房屋顶结成一层薄雾，看不见却闻得到呛人气息。院子当中的公用水龙头哗哗作响，和豆浆机转动的呼呼声掺和在一起。水龙头需要整夜开着，不然会被严寒冻住。完事之后，他们骑着经过改装的电动三轮餐车，或是开着面包车离开大院，前往各个临近市场的路口。
赶路边早市卖服装和小货的许世佩和弟妹们，是第三拨。他们杂沓的轮毂和电流声消逝之后，天色才真正亮起来，最后一拨前往固定市场的商户吃完早饭，分头赶公交，其中有许世佩的大姐和大姐夫。第四拨人离开之后，大杂院变得空旷，只有近来无早市可赶的许世佩妻子陈根娣和前两天被雾霾呛坏了嗓子的二弟媳等人留守。
直到中午，卖小吃的和一部分下午不出摊的摊贩归来，院子里才恢复了一些人气，一直到傍晚会达到峰值，各家窗户陆续亮起灯光，封了一天的煤炉子再次捅开，飘散炒菜的气味和纷杂声响，还有翻倒煤气罐出气的响动，结冰的屋顶冒出水汽。
到了九点多钟，大多数人已经入睡，大院再次沉寂下来，比这个城市的核心部分提早进入黑暗。它不是老北京胡同里热闹的四合院，倒近于传说中远在燕郊和三河的“睡城”，只是还够不上单元房的层次。
在这处大杂院里，许世佩已经和五个亲姊妹们一同居住了整十年，从开始时的一间房两百块房租，涨到现在的每间四百块左右。其间弟妹们结婚、生子，繁衍了两代人口。他们从没喜欢过这里，却也想不到离开。
十年前，许世佩的长子许晓川放暑假和弟弟一起来探亲时，脑子里对首都的想象被大杂院彻底击碎了。
“很偏，很脏，很挤。”许晓川回忆。从西客站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到大杂院，迎面是随处可见的垃圾、大便。父母租住的一间小屋碎砖铺地，要摆货还要生炉子做饭，晚上睡觉，十多个平方米要容纳五个人：爸爸和许晓川睡一头，妈妈和弟弟一头，屋里临时支起的一副木板床，睡着爸妈雇的一个帮忙看摊的亲戚。只有一台吊扇驱走人体和气温混合的闷热，爸爸的鼾声更让睡眠本来不好的许晓川难以片刻入寐，只能侧耳听着院子里的动静。从午夜开始喧闹，自家屋里的大人也早早起身，一直到清晨父母亲出车后，他才得到了片刻休憩。
眼下许世佩夫妻的居住环境有所改善，在众多亲戚中算是最好的：增加了一间小屋供鼾声太猛的许世佩单独住，以及两个儿子偶尔来探望过夜；床是买的，不像几个弟妹家用砖头垫一块床板；安了空调，添置了冰箱；最重要的则是，花一千多元自己安装了简易暖气，给门外的煤球炉子加装一个管道装置，通到两间屋内的暖气片，生火做饭烧水时，屋里连带暖和起来。这是几家弟妹都没有的，许世佩说是自己“会享受”。
……
2016年初的“世纪寒潮”里，院子里的水龙头周围堆结了半人高的冰柱，积雪压满了屋顶，化雪时家家漏水，在砖墙形成雨迹，只好在屋顶下加一层塑料布。但露水仍旧渗入，在塑料布缝隙处结成冰凌，早晚一条条地垂挂。家里不能剩水，不管是在洗脸盆还是手巾的纤维里，水分都会结成冰块，手巾像折叠的石板无法打开。罐子里的煤气也会冻住，需要在地上滚动敲打才能流到二手气灶里。入户排查煤炉的派出所警察感到吃惊，问大姐夫，你们不冷吗？
傍晚独自“打游击”的小妹回到家里，早上煮稀饭溢出的米汤已经结成薄冰，从桌子上揭下来，残留水分的毛巾也变硬了。她没有打开电暖器。这里的电线是老板私人牵的，收费比居民电高得多，一度电达到一元五角，仅仅充电瓶，每月就需要支出一百七八十元。给东家收电费的“小四川”是个抠门鬼，一有赊欠就断电。
单身的她没有像哥哥那样自装暖气的原因，一方面是家里人少，另外则是不知道能住多久，明年大杂院是否还存在。
大杂院像一个外来户一样身世不清白。它的地皮从前属于北京市电机厂，起初的房东是河北人，拿钱买下了倒闭的电机厂地皮三十年产权，打了一口机井，建起了几排平房和一幢三层简易楼房对外出租，容纳了二百多租户。近年电机厂又把所有地皮卖给了798艺术区，这块地皮的身份因此悬而未决。
建造大杂院的房东已于十余年前过世，继承产业的儿子委托岳父“小四川”打理日常，自己则忙于应付和各个部门的关系，在首都维稳和拆违的夹缝中寻求大杂院的生机。大杂院遭遇过封闭出路、断水断电，平房砖墙上刷上过醒目的“拆”字，但都一次次奇怪地存活了下来。
前一段，大杂院遭遇了最近一次严重危机，断电一周。原因是一些卖小吃地摊户在院中做点心，街道办认为有火灾隐患。一旦断电，靠电机从深井中抽取的自来水也停了。徐国能只能开着三轮车从农贸市场拉水回来，或者向大杂院外边的街坊邻居借水，洗脸的次数减到一道，喝水都省着买。家里点上了蜡烛，三轮车的蓄电池也到亲戚熟人家交钱去充电，或者去街上的充电站。都以为这次住不成了，不料房东到底打通了关节，恢复了水电，代价则是十几家做早点的摊贩都被赶走，其余的人又有了“住一天算一天”的机会。
即使是不遭遇取缔，一旦无生意可做的商户离开，大杂院也将失去生机。和许多北京五环与六环之间的“外来村”一样，它也像是一副随地铺开的摊子，依附在北京的边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查抄收走。
二十三年前，许世佩第一次到北京投奔姐夫时，姐夫的摊点挂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大栅栏路口，正对着天安门。
……
许世佩的起步看起来更高端，在雅宝路做服装批发生意。他在市场里的摊位挂着服装样品，有人卖货时就让小妹妹看摊，自己到天坛东门的红桥市场去赊购，批发给顾客后再还款。顾客大多是俄罗斯人，“我还学了几句俄语”。这种生意的利润比较高，但不稳定，可能很久不开张，需要本钱厚实。唯恐坐吃山空的许世佩只干了半年，以后却觉得自己错过了唯一一次“做上去”的机会，“要有本钱，从浙江服装厂家直接搞货来卖，能发大财”。
从雅宝路离开后，许世佩转入“地下”，在地铁军博站站台上摆摊卖百货。这也是重复大姐夫以前在西单和前门地铁的路数。来北京过暑假的许晓川常跟着父母在地铁站台上玩，“在摊点中间串，看地铁跑过去，一阵凉风刮过来，觉得很有意思”。大妹结婚之后返京，也追随许世佩辗转各地铁站台，此外还有经营失败回乡后再次来京，在五棵松地铁卖货的二弟和弟媳，以及晚了四五年最迟出来的三弟和弟媳，直到2004年6月，地铁站台摊点被市政府禁止。
离开地铁的许世佩，正赶上北京大面积拆迁路旁违章建筑，索性带着大妹和妹夫卖起了“拆迁货”，打听到哪里要拆迁，就去租一个门面，卖上十天半月，打着“拆迁甩货”的名义，销量比平时能翻倍，“这是心理作用，实际价格和平时差不多”。到卖不动的时候，房子也到了拆迁期限，于是换下一个地点继续“甩货”，“实际是假甩”。这几年是许世佩生意的黄金时期，每年能存下三四万元，供养了两个孩子上大学。二弟和弟媳则辗转北京站和西直门公交站台，直到这两处也被拆迁，也干脆卖开了拆迁货。
随着北京沿街的违章建筑基本上被拆光，拆迁货无处可甩，许世佩又和弟妹们分头跑开了展销会，一干三四年。起初展销会可以在前门、地坛这样的核心城区开办，后来整顿市容渐渐被禁止，撤离到沙河、大山子、顺义等远郊。许世佩去得最远的一次是到河北涿州和三河，夏天和妻子一起摊张席子睡在展销大棚下，省了旅馆费。
2008年奥运会之后的几年里，展销会逐渐外迁，早市却多了起来，一般是和农贸市场搭配经营，许世佩从2008年开始在芍药居赶早市，一直到2015年，市场被拆迁，换到了五环附近的姚家园早市。妻子则从2010年开始在大山子早市摆摊，直到2015年9月市场关闭，一时无处可去。几个弟妹也大体经历着类似许世佩的外迁经历，离开天安门越来越远。
（《青苔不会消失》袁凌/著，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大方2017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