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章写出来要给人看，写短文，可以节约读者的时间，是值得提倡的文风。意思表达清楚了，就不要啰里啰嗦、没完没了。当然，文章并不能笼统地以短长论优劣，譬如说文章精短好，但政府工作报告规划一个时期千头万绪的工作，只准备1000来字的讲稿，这就成了削足适履。提倡写短文，实质是要长话短说，“文约而事丰”，“辞达而已”，用最俭省的文字尽可能生动地表达丰富的思想。这里有两个要件：表达目的的精确定位与尽可能用俭省的文字达成表达的目的。

文章中心点的确立与思想的提纯很重要，一篇文章头绪纷繁，篇幅冗长，读者跟着作者绕来绕去，最后仍然一头雾水，岂不是大大的失败？内容一芜杂、枝蔓一多，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文章也必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写文章想要解决许多问题的愿望虽好，实行起来效率往往不佳，这就成了吃力不讨好。要选择最具表现力的文字，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不要拉长成两句、三句。鲁迅说他写文章“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还说：“可省的地方，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鲁迅集中，大多是短文，一事一议，观点摆明了，事情说清了，立刻打住，决不拖拖拉拉。看来他也是“极简主义者”，很懂得读者的心思。姚鼐是清代的文章大家，他说：“言义理过之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姚鼐分析了其中原因，说是“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看来去芜存菁，关键在于选择，要知道“割爱”，不能“自喜太过”而喋喋不休，想到了什么便要一次说尽；而他推崇的文章应是“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述庵文钞序》）这样的文章能让人增长知识，学到方法，读过之后可以回味。

文字俭省、写精短文章也是古人较有共识的方面。汉人班超与傅毅是兰台的同事，后者颇以文章自负，班超却笑他写文章拖拖拉拉：“下笔不能自休”。兰台承担修史的职责，撰写史书，下笔不能自休，这就不是轻易能够谅宥的毛病了。史料浩繁，即使是实录，也必须有所取舍，删繁就简。年代久远，流水账如何写得完？写成流水账，谁看？唐人刘知己的《史通》有专门的讨论，说：“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又说：“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繁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繁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这样铺张的文风，虽能满足“自喜者”的心理需要，但很难让读者买账。韩愈的文章受先秦诸子的影响，回环往复，感觉有些铺张，但他懂得自律，不敢太过放纵，落入“贪多毋得，细大不捐”的陷阱。欧阳修参与《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编撰，这方面有不少经验，在与同事论及行文如何俭省时举了一个“逸马杀犬于道”的例子，让认同这一原则的后人津津乐道。下笔不能自休，一细分，毛病出在两个方面：论题不集中，未能聚焦于文章亟需解决的问题上；不善于用俭省的文字表达文思，因而行文拖沓，不善于收束。

文字俭省不能损害思想的表达，这就要求提高文字表达的效率，让俭省的文字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事半功倍。主张俭省的鲁迅认同古人画眼睛的方法，说：“要极俭省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据《鲁迅全集》编辑者的考证，认定这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观点。归有光的文章简洁、传神，推想他也是一位深通画法的作家。名篇《寒花葬志》《女二二圹志》都是极短的短文，写寒花冉冉而动的眼睛，写未及周岁的女儿见到父亲时跃入其怀的欢腾，刻画人物，出神入化，将文字表情达意的张力运用到了极致。可见精短的文字并不妨碍作者有高妙的表达，并不影响它与大部头著作并肩，一道接受人们的敬意。刘禹锡不足百字的《陋室铭》之成千古名篇极能说明问题。五四以后语文结合，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主流文体，但写精短文章的原则并没有过时。文言以俭省称著，但白话也绝非冗繁的文字。胡适曾以电报稿：“做不了，谢谢”为例，替白话文的表达效率作过有力的辩护。周作人、丰子恺都是能写好看短文的现代作家，他们笔下的文章简洁、流畅，寓意隽永，绝不会让人有意尽而词费的感觉。另一位现代散文大家梁实秋回忆“清华八年”国文老师为他改文章的事，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篇洋洋千余字的习作，被梁的老师删削得只剩下二三百字，让梁实秋颇觉不舍。后来一揣摩，发现被老师删去的全是“虚泡囊肿”，剩下的则是与血肉相连的“筋骨”，枝蔓一去，文章立时显出“硬朗挺拔之气”。老师还教他起笔不用套语，突兀矫健，开门见山；文章连接处要尽量省略，因此、所以、虽然、但是之类虚文虚字，实现所谓的“硬转”，硬转之后，更能显露文章的锋芒，论事说理“朴拙有力”，简明、清爽了许多。

写精短文章本身需要作者长期的训练。唐人刘知己强调“古文之义，务却浮词”，并向读者介绍了他写作时“省句”、“省字”的经验，即所谓叙事中的晦显之道。他说：“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写文章详略得当的把握确实大有学问。姚鼐《登泰山记》登山、观景，头绪颇多，而作者以山顶日出的描写统领全文，给人留下文意繁富但脉络清晰的感觉。方苞也有多篇文章说到文字的俭省，提醒人们：“事愈详而义愈狭”（《与孙以宁书》），意思是叙事要留有余地，认为“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他特别注意选字，说选字如同炼矿，文字经过精心选择，始能“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与程若韩书》）东拉西扯、唠唠叨叨，只会令人生厌。

在提倡文字简约的大人物中，毛泽东是特别值得提及的一位。毛泽东文章写得好，为世人所公认。五四时期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就曾受到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的关注。毛泽东很注意文风，对文字简约一直葆有高度的自觉。延安整风意义重大、任务繁重，在毛泽东为整风确定的三大任务中，整顿文风赫然在列。《反对党八股》罗列了党八股的种种弊端，内容空洞、文字拖沓、语言无味，装腔作势等，都与他改善表达方法、写精短文章的主张相联系，留给我们很多启示。

写文章说长道短，境界似在苏东坡所说的“行云流水”之中：辞达而已，叙事、说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最后，我想引用金圣叹《小题才子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短文的结语，金圣叹说：“吾意亦欲人能缩万丈于数寸，而后伸数寸为万丈，则淋漓跳脱，极有英武。不尔，而但为盈幅曼衍之言，自称大文，此谓坟前对立翁仲，非不垂绅正芴，吾殊苦其连头带颈，直胸平背也。”翁仲躯体虽然庞大，不过是一尊没有灵魂的石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