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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非虚构,目击与实录

来源:文艺报 | 方格子  2017年03月10日07:05

大约10年前,去贵州参加一个笔会。我们赴乡间采风,一次偶然的交谈,结识了她——那是我认识的真正意义上的留守女人。新造的屋子宽阔荒芜,清冷的水泥四壁,与满屋子的时间一起,淹没了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时值春天,世界翠绿,所有一切正往暖里走,这母子俩却依然穿着冬天厚重的棉服。递水杯时偶尔碰到她的手,冰彻,寒至心底。

那些年,我一直在写小说,与各种虚构的人物打交道,邀请他们出入我的文字。在生活之外建立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所谓文学的真实。

短篇小说《小艾今年十三岁》,女孩小艾13岁,与祖父留守在家。父母离家多年,每次寄回来的鞋子都不合脚,他们忘记孩子成长的速度,衣服不是太长,就是太小。

做电影的何先生,通过朋友联系上我,打算做关于留守孩子的电影,读了我的几个关于留守家庭的中短篇小说,欲沟通合作意向。正逢798独立电影展,我们约在一个播映处见面。天寒地冻,暖气很充足。我们从独立电影题材,聊到外面呼啸的寒风,就聊到了小艾。

相谈甚宜。直到谈到是否真实展现小艾怀孕,我们之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歧。

真实是底线,我无法对世事视而不见。13岁的小艾在一个春天的夜晚,与跟着戏班子外出寻找父母的17岁男孩,相拥于荒凉的戏台,取暖,安慰。

然后,问题来了,我看到的真实,是否是客观意义上的真实?目击者描摹现场时是否直抵他者内心?

何先生说,让13岁的女孩怀孕,过于残忍。作为父亲,他不忍。

我也不忍。对小艾的怜惜,我更甚。

当然,电影没有做成。有关生活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我们无法达成共识。事实上,我们都不忍直面。

2012年,我开始在中国大地行走。绿皮火车,刚从井底回到地面的煤矿工人,每年去新疆奎屯摘棉花只为了去巴扎赶集的女子,在山村吃素念佛不杀生的壮年男子。作为目击者,讲述一个个陌生群体的故事,给另一拨陌生的人听。尖锐的家庭关系,危及生存尊严的某些力量,一路延伸向远处的写在大地上的红十字架。记录,非虚构,强大的现实面前,我常恐笔力不逮。

回到书房,整理照片,听录音,翻看笔记,世界再次重新打开。写小说10多年,着迷于虚构带来的无限魅力。此刻,现实热气腾腾,作为目击者的我却束手无策,我不知如何把“实录”转化为最为贴切的文字呈现。以往的写作经验迅速隐退,取而代之的是触手可及的真切的人和事。置身生活现场,介入现实内部,带给我庞杂的生活枝蔓,取舍,用细节来连接文字与“地气”,从而打通脉络,找到现实真实与文学真实的路径——非虚构写作给予我极大的挑战。

非虚构不是实录,我们关心关注的是“实录”之外的理性思索和独特感受。即:实录初衷,实录立场,实录之后的哲学思考与现实意义的把握——以及“实录”的文学性。

《留守女人》的写作,某种意义上说,是虚构创作与非虚构文学间的落寞转身。不消说,很长一段时间,与我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人和事,自觉不自觉地代入其中。如果说,曾经感同身受于某个小说人物的悲欢离合,那么,非虚构写作带给我的,却已如根系,植入在心里。时时反省,非虚构,是否只是目击与实录?那远远不够,得有提炼,关于用心记录的一个群体,一种现象,期许有高于实录本身的见地。

而我能做的常常只是记录,无法还原遇见他们时的气候和温度,但我能看到他们的眼睛。我们总是长久地对视。从第一部非虚构《留守女人》开始,到记录迁徙10年离乡背井的移民群体的《他乡是故乡》,再到新出版的以中国麻风病防治60年为背景的《一百年的暗与光》。我不再钟情于虚构一份情感虚拟一份情绪,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忍再回头重读虚构出来的故事。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虚构的力量如此单薄、弱小。那种之前追求的轻盈气息,在一节节火车硬座车厢混杂的汗味中,在那些长年见不到父母的留守儿童面前,显得遥远而羞愧。非虚构写作和小说创作,并非厚此薄彼,只是,生活这把匕首太过锋利,太过刻薄,高远辽阔。容不得我轻慢。

事实上,从小说转向非虚构,是我遭遇的一个创作困境。历年走访、记录、积累,从生活的层面来看,的确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我一度放弃小说,却又心心念念,饱受相思之苦。不可否认,我已走出之前絮絮叨叨式的写作,向往广度深度的叙述,然而,那些看似丰富的经历,当我试图把它们用小说的方式呈现时,气息、内容,甚至情绪的掌控,依然是纪实的痕迹。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纪实式的小说是否能成为我一段时间的小说训练。摘下一个苹果,是把苹果做成樱桃,还是吃了苹果,融入血液后,重新栽种出一棵樱桃树来。这是我近些年需要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非虚构写作几年,于我,像是重生,饱经沧桑之感。坦言生活没有亏待自己,是不容易的,即便从生活获取很多。归结到创作,似乎更为挑剔,甚至语言上有轻度的洁癖,不忍看某些过于残忍的场景,一如我们不忍13岁的小艾有了身孕一样。

坦白说,当初决定从小说创作转向非虚构写作时,是抱着私心的。小说之泉已然枯竭,我想探求另一种生活真相,到远方到陌生的领地获取不为人知的秘密,来充实小说创作。一头扎进现实之中,在乡村教会,在一所全是留守儿童的学校,在一个哭泣的年长的村支书面前,我的笔除了客观的记录之外,不能再有多余的讲述。

但,即便如此,我深知,这也并非是生活的全部。

在不断质疑中修整,完善。但内心依然凄惶,不知如何以最熨帖的方式叙述蓬勃的时代,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他们未竟的梦想——爱与被爱,坚守与疏离。从不放弃追求,却也从未获得。这大约便是现世记录带给我的虚妄感。

近些年,对于非虚构的畏惧,欲罢不能又芒刺在背。我想说的是,越来越觉得非虚构的圣洁,令我敬畏。生活的长河奔涌向前,日出苍茫,日落苍凉,都是生活的原味,不敢轻易下笔。强烈的对于非虚构这种文体的挚爱与重度洁癖,让我心生怯意。

向他们致敬,生活在中国大地的人们。他们的希望与荣耀、挣扎、卑微,他们那彻头彻尾的痛,像一件千疮百孔的衣服,穿在我的身上;像千万根细密的针,扎进一个非虚构写作者的内心;他们款待生活的点滴之暖,是新摘的棉花。

有气息、灵魂、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