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正在进行《万年书——昭明太子大传》的三稿修订，这是我的“地域文化”长篇小说系列的第四部。自2000年开始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以来，即着力于每部作品必须首先找到“地域文化”的泥土，方才耕作。《父子连》讲述的是革命型、建设型和新生代三代军人与中华传统甲胄文化一脉相承下的尚武文化；《大富水》直面江汉平原膏盐“孪生矿体”的资本工业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道德等交融下产生的“膏盐文化”；《傩神》以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池州傩戏为叙事背景，企望揭示“人即神、神即人”的傩的人性之本和文化之源……即便如此，我依然对“文化”如何进入小说，有着诸多困惑和探索。

明代王骥德在《曲律》中总结戏曲创作之道：“俱博搜精采，蓄之胸中，于抽毫时掇取其神情标韵，写律吕，令声乐自肥肠满脑中流出，自然纵横该洽。” 长篇小说就是一部大戏，它要达到“纵横该洽”的高度和境界，“博搜精采”指的即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有意汲取和无意浸洇。我在长篇小说方面的创作，也是在竭力寻找如此的文化根基。

我在长篇小说的准备阶段，十分重视时代背景的选择，总觉得没有清晰的时代印痕，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都可能浮萍化。作家迟子建说：“在我眼中，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而历史是由无数的日常生活画面连缀而成的。” 于是，我在《大富水》创作中，选取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抗战胜利近50年江汉膏盐产销的特定时代，同时从政治角度主要塑造了与膏盐税利紧密联系的“父母官”人物“侯堃”，从经济角度主要选取了具有时代晴雨表意味的先进经济运营方式，从社会角度主要采写了膏盐产销独有的资本工业分工结构模式……试图在如此背景中，去拿捏极具时代特性的事象或人物，构建这方文化地域。

文化是个大观园，千姿万种。它们如何为长篇小说所用，我受过其利，也迷于其惑。其利是，一些艺术留存在人物和故事中得以选用后，增强了我的文体文化感、可读性和新奇味，比如我在《傩神》中大胆地进行“引用”，写到主人公参与傩舞《打赤鸟》时，全文引用三节“喊断”；写到“文革”后复傩时，直接将傩艺传人给我画的傩舞《舞回回》图案照搬到书中；在写到不同时代的各种傩戏表演时，我选取了池州几乎所有傩戏戏文……让读者对这一古老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当然，我也一直受制于部分文化载体的专业性、个体性强的制约，在开掘、改造和选用上不时出现硬伤。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秘鲁作家巴·略萨在谈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格时说：“他因为语言地道和纯正而属于古典血统，但是并不僵化，也不好用古语，而是更善于吸收民间成语、谚语和使用新词和外来词。”语言作为文化，我多次尝试着选择来自特定地域的方言和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独有的表达语汇来完善我的小说。如果我的几个长篇正如我所想要冠以“地域文化小说”之名的话，那么我是沾了它们的语言的光鲜。《大富水》是楚文化下的语言体系，我刻意选取了当地带有明显标志性反问句式“么子……噻”。至于人物独到的表达叙事，我略有得意的是《父子连》具有不同三代军人特色的“军语”、《大富水》中张口就是“有句老古话：……”的黄诚玖、《傩神》中见神说神话、遇人说人话的傩傩。与其说，他们是小说人物，不如说是地域文化的代言人。

民俗风情，是一个地域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也是长篇小说讲好中国故事的标志性要素之一。我努力地让婚丧嫁娶、节日礼拜、宗法信仰等地域文化元素参与我的人物塑造、故事建构，于是也得到了一些大家鼓励性的表扬：《父子连》是 “人物的性格史与时代风云、社会变迁、人间冷暖、世间百态有机地融为一体”（丁临一语）、《大富水》是“一部具有风俗诗、乡土魂的作品”（雷达语）、《傩神》 “采取了个性突出与地方彩色很浓的私人化叙事方式”（张志强语）。

作家吉狄马加曾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族群和社会里，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文化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文化基础，每一个民族的作家和诗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和纯洁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的文字。”文学透视的是人类心灵的世界、显现的是人类生命的意义、展示的是人类精神的力量，而这一切都蕴藏在民族语言、宗教、心理、民俗、建筑和工艺等六大文化之中。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因其阔大的架构和包容，更能在人的精神时空中完成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我如此认识，也在如此践行和努力，并且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