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金明，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第二十八届作家高研班（深造班）学员。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兼擅小说、散文和诗歌，出版长篇小说《拯救河流》，诗集《时间与河流》，散文集《少年史》《田野的黄昏》《与父亲的战争》等多种，逾250万字。作品入选《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等200多种选本。获得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首届广东省小说奖、首届广东省诗歌奖、第二届广东省散文奖、第三届《文学港》“储吉旺”文学奖、第三届《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

我羞于谈论我的小说（写创作谈的乐趣相对较少；谈创作让我胆怯、厌倦乃至恐惧；我不在我喜欢的小说家之列，也不是谈论的合适人选；我热衷于文本实验，但万变不离其宗，没有朝三暮四的理论或观念；我的小说难以谈论）。我不自信。但没有谁比卡夫卡更不自信。这就可能不是问题。我为提及卡夫卡脸红，不是要高攀，我为对不自信偶感怀疑而羞愧。博尔赫斯在《另一个我》中讲述，他在剑桥遇到了一个年轻得多的“我”。现在，我遇到了作为作者或叙述者的我，还将遇到作为读者和评论者的我。这些“我”的聒噪让我不安。

《花城》（2006年第1期）“花城出发”栏目做我专辑，我撰文说：“我要的是另一种小说。我要的小说很难完成，我准备好了失败与耻辱。”11年过去了，这印证了我的“失败与耻辱”，也看清了成功学的虚妄。这些年来，我究竟写了什么？我将这些小说的作者视作他人，才能大言不惭地对其品头论足：《我们的弱点》讲在实行爱情配给制的荒诞社会，恋人必须戴着镣铐相爱，叛逆者为了自由而自囚于树洞。《挖洞记》中有人穷极一生在挖掘一个庞大的洞，仿佛在创造一个伟大的零。在“地下人”系列小说中，这个洞被扩大成了地下天空。“地下人”系列虚构了未来世界的地下城。地上城和地下卫星城犹如树冠和树根，互为倒影。由于生态恶化，灰霾肆虐，城市的天空、泥土和植物都消失了，人类不见天日，而古老的奴役与反抗仍然存在，并花样翻新。该系列杂糅了科幻、侦探、悬疑、言情、革命等元素，也融入了生态主义的探讨及对科技主义的反思，对人类未来生活进行了反讽性书写。这是一些充满狂想而不可理喻的人。我在创造的人物身上看到了可能的、潜在的、想象的、对立的、分裂的、反面的、异端的、还未成形的或不存在的自己。我在创造另一个我吗？犹如雕刻家通过石头中剥离的雕像而完成自己。

我希望每篇小说都有其面目乃至有文本上的多重属性，这些孩子不像兄弟也不像父亲。我对写下它们及当时书写的自己略感惊异，就像父母面对难以理解的孩子（对一字不识的母亲来说，我的小说是她无法进入的世界）。我对这种谈论感到困难。我作为小说家略感尴尬。这是自找的，也就没有挫败感。正如弗罗斯特《未走之路》一诗云：“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我看重现实感。现实瞬息万变，难以捉摸，呈现出钻石或棱镜的立体感及复杂性。小说不是镜子，不能满足于反映；也不是奴仆，不能被现实呼来喝去。当下，各种事件及信息铺天盖地，小说家必须有所发现并挖掘其精神性。我对影像记录般的小说敬而远之，也不信任一竿子捅到底的线性叙事。好的小说反映现实，更好的小说揭示现实乃至创造新世界。也许，现实主义是“无边”的。谁能否认卡夫卡的现实性？他的写作跟他生活的世界及他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巴尔扎克也是，但他的时代远去了，卡夫卡式的世界仍在持续。

相对于写尘埃落定的现实（只有僵化的文学，哪有定型的现实），我更愿去写流动的、潜在的、可能的、想象的现实。现成的道路有千万条，但不是我的。形式是小说的外套、面具乃至面孔，你借用了别人的形式，跟借用衣物没有两样。那没劲。你得为自己发明一种写法。我重视形式创新。创造另一个现实，是我的意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