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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灯的使者》(增订版)

来源:中国作家网 |   2017年03月09日15:44

书名:《持灯的使者》(增订版)

作者:刘禾 编

书号:ISBN 978-7-5495-8561-8

出版时间:2017年1月

定价:68元

作者简介

刘禾(Lydia H. Liu),学者、作家。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东亚系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并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双聘教授。主要英文著作有 The Freudian Robot(2010),The Clash of Empires(2004),Tokens of Exchange(1999),Translingual Practice(1995)等。中文著作包括《六个字母的解法》(2013),《语际书写》(1997),以及近期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2016)和《天义•衡报》校注版(与万仕国合编,2016)等。刘禾为美国古根海姆(Guggenheim)大奖得主,其英文著作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

内容简介

《持灯的使者》是一本散文集。书中,不仅有朦胧诗派诗人的事迹,如:食指、舒婷、多多、顾城等,他们穿梭于白洋淀、杏花村、北京胡同之中,创作了一首首经典的朦胧诗;还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诗歌记忆,通过不同作者的手笔,寻得共通的诗歌阅读体验。这些气氛和体验贯穿始终,使得我们返回并重新思考诗歌那古老而常新的源头。这本书是对“朦胧诗”在发生学或现象学意义上的一次探索,同是也是一种自觉的写作尝试,具有文献资料意义,而通常意义上的文献并不刻意经营写作。本书使得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史一贯的写作手法,因为它所代表的倾向是另一类的文学叙事,一种散漫的、重视细节的、质感较强的文学史写作。

简要目录

增订版序言

序 言

昨 天

齐简 诗的往事

田晓青 十三路沿线

阿城 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

郑先 未完成的篇章

徐晓 «今天» 与我

鄂复明 七十六号小屋的编辑部

万之 也忆老 «今天»

多多 1970—1978 北京的地下诗坛

北岛 彭刚

舒婷 生活、 书籍与诗

宋海泉 白洋淀琐忆

杨桦 青春白洋淀

何京颉 心中的郭路生

戈小丽 郭路生在杏花村

崔卫平 郭路生

徐晓 永远的五月

鄂复明 忆一凡

徐晓 无题往事

一平 为了告别的纪念: 献给赵一凡

今天说昨天

刘洪彬 (整理) 北岛访谈录

唐晓渡 芒克访谈录

亚缩、陈家坪 彭刚、 芒克访谈录

亚缩 等 鄂复明访谈录

亚缩、陈家坪 李南访谈录

亚缩、陈家坪 马佳访谈录

亚缩、陈家坪 林莽访谈录

亚缩、陈家坪 王捷访谈录

附 录

附录一 李建立 “星星美展” 与 «今天» 杂志

附录二 李建立 文学青年的崛起: 以 «今天» 读者之一蔡振华为例

附录三 «今天» 杂志大事记 (1978—2016)

☆ 编辑推荐-------------------------------------------------------------------------------------------------------------------------

一本书,

一代人的成长,

讲述80年代人共同拥有的诗歌故事,

食指、北岛、芒克、阿城、多多、舒婷等悉数登场。

★ 问世16余年,全新修订增补

【新增10余万文字】真实再现一代人的理想、追求和激情,重返诗歌的精神家园,让读者朝着朦胧派的诗人和艺术家走得更近,看得更清楚。

【3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大量一手文献和图片,悉心收藏多年,首度公开,具有丰富的历史现场感。这批珍贵原件现藏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

★一场横跨近40年的文学盛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运动的见证人自述。记录朦胧诗精英们的初面孔,讲述一代人共同拥有的诗歌故事,食指、北岛、芒克、阿城、多多、舒婷等悉数登场。

欧阳江河 汪辉 唐晓渡 舒婷 张新颖 洪子诚 陈思和 王家新 韩东 翟永明 联袂推荐

名人推荐

作为一个诗人,我非常庆幸能够在二十多岁时赶上《持灯的使者》一书所叙述的那个物质极度匮乏,但心灵如此高贵的诗歌时代。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外省诗人,狂热地献身诗歌。如今回头去看那段历史,真有恍若隔世之慨,仿佛逝去的岁月不是三十年,而是有一百年之久。每个与文学和诗歌有关联的人,都应该认真读读这本书,因为在这本书的叙述深处,有我们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之“起源”的东西:那些名字,那些地点,那些写作,游历,坚韧与见证,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种真实但又超越真实,深深楔入“词的奇景”的发生。

——欧阳江河

这是一部以各不相同的个人的经验连缀而成的关于诗歌、友谊、政治和时代的集体记忆,一泓从中国的六七十年代内部奔涌而出的清泉。从白洋淀到大西洋、太平洋,从北京到整个世界,伴随着“今天”群体的漫游,这个记忆的河流早已不在同一条河道上,却总能溯源至《今天》的前史:不仅是白洋淀、杏花村、北京东四胡同里的“七十六号”大杂院、十三路公共汽车沿线、前拐棒胡同十一号等等,而且更是那些为“八十年代”的光芒遮蔽了的名字和与诗联系在一起的日常故事和真挚情感。

这是散文的诗,诗的散文。

——汪辉

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然而,这从来就没有成为他放弃类似努力的理由。一个悖谬只能用另一个悖谬来平衡:逝者如斯的背后,是不可任其逝去者亦如斯。在这个意义上,《持灯的使者》与其说讲述了一群人,或一代人共同拥有的诗歌故事,不如说是一部打开的诗歌发生学或现象学。它迫使我们重返并重新思考诗歌那古老而常新的源头。

——唐晓渡

我本是鼓浪屿海滩一枚再平常不过的贝壳,经由《今天》,带上大海。是偶然的机缘,抑或历史的必然,让边沿与中心有了联接,我至今不清楚。只是在解冻与破冰时期,顺应人心,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微弱声音。

——舒婷

70年代末中国文学的另外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是“朦胧诗”的崛起。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文革”期间知青诗人食指和“白洋淀诗派”的创作,当北岛、芒克等自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7月共出九期)创刊以后,这一具有全新的审美精神的诗歌倾向在诗坛上开始发生重大影响。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精彩文摘

增订版序言

记不清这样的场景在过去十几年中重复过多少次:读者手捧一本《持灯的使者》,向我热情地诉说他们多么喜爱这本书。这总是让我感慨不已:今天竟然还有一本书,它能在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经历的读者那里产生这样的回响,激发他们心中对一个逝去的时代的追忆和想象,这是多么难得!

可惜这本书已售罄多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次决定再版,无疑给读者带来重温此书的机会,也给许多与之失之交臂的年轻读者带来了喜讯。在这之前,《持灯的使者》曾经出过两个不同的版本,最早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的 二○○一年的繁体字版;时隔八年之后(二○○九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第一个简体字版。时光荏苒,简体字版距今也有八年之久,也就是说,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已足足经历了十六个春秋。

《今天》的诗人和作家对当代文学所作的突出贡献,我已在《序言》中说了很多,这里无须赘言。或许唯一需要强调的是,《今天》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群体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发起的那次文艺理念上的大变革和文学形式上的大突破,虽然已成为昨天,成为历史,但我相信,其中的很多理想、追求和激情,将随着岁月的消逝变得越来越光彩夺目。何况,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在中国刚一落下帷幕,商业大潮和拜金主义就呼啸而来,堂而皇之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生存的理由。相比之下,三十多年以来,《今天》杂志的编辑方针始终不渝地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和思想的前卫性,这一努力在今日大势之下就更值得读者的关注。无论如何,本书所提供的内容在经历长时间的洗淘之后,似乎更加纯粹,更有助于读者的思考。

由于增加了近十万字的篇幅,这本书的再版与前次相比,因此有了不同的规模和面貌,成为一个十足的新版本: “增订版”。

多年前,我在阅读“今天旧话”的栏目时,就时常碰到鄂复明的名字,后来为了编辑《持灯的使者》一书,我对早期《今天》杂志的出版和发行情况做了一些考察,始而了解鄂复明在《今天》编辑部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无论是《今天》杂志的刻印发行,还是与读者和作者建立书信来往,鄂复明都是其中的关键人物。由此,这次“增订版”收入了鄂复明撰写的《七十六号小屋的编辑部》和《忆一凡》,他的这两篇长文让读者朝着早期《今天》编辑部以及它周围的诗人和艺术家走得更近一些,看得更清楚一些。在文章中,鄂复明使用了他自己和赵一凡保存下来的大量文献和图片,因而对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做了一次重要的补充。早期《今天》编辑部的这批珍贵的原件经鄂复明整理之后,已于二○一一年秋季由《今天》杂志主编北岛正式捐给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

这次的“增订版” 还收入了杨桦撰写的《青春白洋淀》,此文见证了郭路生、芒克、根子(岳重)和多多等北京诗人的早期活动。继宋海泉的《白洋淀琐忆》之后,杨桦从个人的经历出发,为北京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图景增添了生动的一笔,文中对细节的描述尤为可贵。由于受到篇幅限制,“增订版” 的个别篇目不得不有所调整,例如在补进万之的文章《也忆老〈今天〉》的同时,省略了一平的 《国槐》等等。此外,我在通读 “增订版” 的全部稿件期间,还对原文中出现的个别错讹之处做了订正,这里就不逐一列举。

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二○○一年版本的《持灯的使者》曾经刊过一个“附录”,里面收入鄂复明提供的《〈今天〉编辑部活动大事记》,但这个“附录”在二○○九年的简体字版中被略去了。为了读者的方便,也为了学者今后研究的方便,我们这次在“增订版”中不仅恢复了“附录”,还将其扩充为三个部分。

附录一是学者李建立的一篇研究文章,题为《“星星美展”与〈今天〉杂志》,它对早期《今天》诗歌和美术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附录二收录了李建立的另一篇文章,叫作《文学青年的崛起:以〈今天〉读者之一蔡振华为例》,作者利用早期编辑部的档案文献,对《今天》杂志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作出了个案分析,让我们对当时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动力——广大的“文学青年”群体——获得一个初步的了解。附录三则收入鄂复明和学者陈昶为这次的“增订版” 整理出来的 《〈今天〉杂志大事记(1978—2016)》,并附上《〈今天〉出版的主要专辑目录》。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笔的是《〈今天〉杂志大事记(1978—2016)》的整理。这项工作很辛苦,不仅费时费力,还需要极大的细致和耐心。作为本书的编辑,我被鄂复明和陈昶的一丝不苟所感动。陈昶负责的后一部分,即海外复刊后的《今天》大事记和主要专辑的目录 ,包括杂志自一九九○年以来连续出版二十六年当中的主要活动和出版情况,其中工作量的繁重可想而知。陈昶与鄂复明密切配合,不仅及时完成,并在王思维(我的研究助理)的全力协助下,整理出了一份相对完整和可靠的“大事记”。

最后我要感谢北岛、李陀、肖海生以及《今天》编辑部的支持,感谢史保嘉、田晓青、杨桦、李建立以及书中的所有作者对当代中国文学和对《今天》杂志所作的贡献。王瑞、芒克、黄锐和鄂复明等人提供的历史照片,大大丰富了“增订版” 的历史现场感,对于他们的支持我无比感激。

刘禾写于纽约

二○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序 言

我喜欢读回忆性的文字。许多事一经当事人讲述,就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它总是能打动我。

我开始接触《今天》的诗人群体大约在一九九二年春,当时朦胧诗的英文译本Splintered Mirror刚刚出版,美国笔会出面邀请了北岛、多多、舒婷、顾城还有他们的翻译到美国各地巡回朗诵。诗人们抵达西海岸北加州的时候,是由我接待的,因我当时已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任教。记得那天活动安排在我们柏克莱城的一个叫作黑橡树的书店里,书店的地方不大,但来的人很多,有不少听众被挤在书架和书架之间站着,盛况空前。当天晚上,诗人们和一些朋友来到我家喝茶聊天,直到深夜。李陀也在其间,他那年春天碰巧在柏克莱加大做访问教授,讲授当代文学。我现在手头还保留了那天晚上大家的合影,其中一张照片里每人头上戴着一顶顺手抓来的帽子,洋溢着一片乐呵胡闹的气氛。这就是我和《今天》打交道的开始。

从那之后,北岛又让我加入了《今天》杂志的编辑工作,负责理论和评论那一块版面,从此,这本刊物便成了我案头的必备书。每收到新的一期,从中寻觅有意思的文字就成了我经常的功课。但是,多少年来,我最爱看的还是其中的散文和“今天旧话”这个专栏,因为它们是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和记录,里面有种种我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与事,他们都在这些文字里变得鲜活起来。久而久之,我成了“今天旧话”的忠实读者。

《今天》文学杂志复刊后,开始设立“今天旧话”的新栏目。多多的《1970—1978的北京地下诗坛》发表在一九九一年第一期上,算是开篇。同年第二期登出了阿城的《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接下来齐简(史保嘉)、郑先(赵振先)、徐晓、田晓青、崔卫平、一平(李建华)、彭刚等人都先后给“今天旧话”写了文章。到目前为止,由这个专栏陆续刊出的回忆文字加起来有十五六篇。这是地下刊物《今天》自七十年代问世以来,第一次有意识地将自己过去的历史作一次松散的、集体性的回顾。现在我把这些文字结集成《持灯的使者》一书,以飨读者。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亚缩和唐晓渡等,他们不但提供了宝贵的意见,而且还慷慨地同意我们在这里重印他们的几篇采访录,以及舒婷、宋海泉、何京颉和戈小丽等人的回忆文章。由于《今天》的历史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因此,我们在《持灯的使者》里读到的不仅仅是围绕《今天》的那批有理想、有才华的诗人作家的故事,还能通过不同作者的手笔感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气氛,六十年代的气氛、七十年代的气氛和八十年代的气氛,以及这三个十年之间的不同。

齐简在《诗的往事》一文里,提到她初次读到郭路生(食指)的诗歌时的情景,说那是一次深刻的震撼:“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读到这里,齐简的“满脸的油烟和泪痕”也叫我经受了一次小小的震撼,我想今天的很多读者大都会羡慕齐简,羡慕她有过那样的一次阅读经验。但我知道好多事情是很难重复的,不敢想象在如今这样一个听激光唱盘卡拉OK看好莱坞大片的时代,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还会有像当年齐简她们那样读诗的读者,或许还有?但愿还有。我们今天阅读《持灯的使者》仍被它所描述的世界如此吸引,恰恰是由于这里的文字能够让我们进入类似齐简所经验的那一切,那些油烟,那些泪痕,和一些实实在在的气氛。这些气氛贯穿始终,让你产生幻觉,让你经历一次奇特的时间错位,眼前的实实在在一下子变得有点不真实,好像走在路上一不小心踩了个空,你突然对眼前熟悉的事物产生怀疑,不由得问,比起诗人和他们的朋友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是否更真实?

谁是《持灯的使者》的主角?

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虽然《持灯》里每篇文章的立意是要谈诗人和他们的诗,但文中经常被凸显出来的,甚至有点喧宾夺主的是白洋淀、杏花村、北京东四胡同里的“七十六号”大杂院、十三路公共汽车沿线、前拐棒胡同十一号等等。这些地点是早期《今天》诗人和地下文学的志愿者们曾经出没或生活过的地方,它们往往在《持灯》的回忆文章中一跃而成为主角,白洋淀尤其如此。多多在回顾他与芒克和岳重的友情时,写道:“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前往那里游历。”多多用的“游历”这个词是很有分量的,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地下诗人的交往形式和地下诗歌的传播渠道,就连友谊的建立也通常依赖于这样一种交换方式,比如,多多告诉我们,他和芒克相约每年年底要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

关于“游历”,宋海泉、戈小丽等人的回忆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佐证。食指从北京到山西汾阳县杏花村插队期间,他的诗歌很快传遍全国,不但在陕西、内蒙古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和云南兵团(独立于大众传媒的如此广泛迅速的长途传播现象,值得认真对待)。戈小丽说杏花村一时成了诗圣朝拜地。知青们逢到下雨天歇工日,就纷纷来到杏花村拜见食指,跟他谈诗。“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身穿破袄、腰间系草绳(当年知青的典型装束)的男青年,迎着细雨,踏着泥泞,走上通向我们住处的小山坡,破得开了花的棉袄遮不住他们洋溢的青春及脸上透出的知识气息,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风度翩翩。”北岛、芒克和黄锐他们创办《今天》文学杂志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这个圈子很快又有徐晓、万之、周郿英等人加入),但在这之前的十几年中,手抄本诗歌的游历、诗人们的游历,还有读诗人(经常也是写诗人)的游历,是中国地下文学得以创造、生存和传播的唯一空间,那里面孕育了一代先锋诗人和他们的读者。北京以外诗人的社交方式以及诗歌的游历渠道与“今天”诗派也大体相同,诗人们好像总是坐着火车跑来跑去,这使我想到柏桦的一篇文章,他描述诗人张枣如何连夜乘车从成都跑到重庆会朋友,只因他那天刚完成一首新作。九十年代以来,北岛、多多、杨炼、万之,还有已故的顾城等人在国外迁徙和奔波的命运,好像也是延续了多年前诗人们在北京和白洋淀之间,以及其他地方所开始的迁徙,这些诗人和作家的迁徙肯定不是到了西方以后才开始的,反过来,也不能说留在国内的诗人就没有开始他们的迁徙征途。北岛在一首《无题》诗里写过,词的流亡开始了,是不是就包含了我说的意思?

我很重视这一类“游历”的经验对于文学史写作的特殊意义。一般来说,研究文学史的人比较看重作家、作品和文学潮流,偶尔也触及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交往活动,但这些活动往往是被放在形形色色的作家论的框架底下讨论的,因此只是把它限于个别作家的个人经验。这种文学史写作暴露出很大的盲点,即不重视“游历”这一因素,不能把它作为文学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来看待,更不能把它上升到普遍的理论层面进行讨论。“今天”诗派以及其他诗歌潮流的经验证明,诗人或诗歌在“游历”的形式下交往及流通,不但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而且是理解中国七十年代前后“地下文学”的关键环节。这种“游历”不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构成必不可少的传播手段,它根本上是创作的源泉、出发点。“游历”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发现一些通常被正统文学史的框架所遮蔽的现象,比如个人、社会和作品之间究竟是怎样互动的。地下文学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地面文学未必不是这样,只是“游历”的形式要细加分辨,另当别论。

强调细节和资料性是《持灯的使者》一书的另一特点。

熟悉北岛早期诗歌的读者,印象较深的恐怕就是那首脍炙人口的《回答》。北岛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完成这首诗的初稿时,给它起了一个标题叫“告诉你吧,世界”,诗的开头一段最早是这样写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护心镜,

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铭。

在这疯狂疯狂的世界里,

——这就是圣经。

此诗几经易稿才变成后来的《回答》,发表在《今天》杂志第一期,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侧影。

齐简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一九七三年的手稿,使我们有机会窥见诗人成长的某个侧面;郑先(北岛的弟弟)则在《未完成的篇章》一文中,替我们笔录了《回答》几年后发表时的气氛: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年底,老百姓正在准备过新年,社会上吵吵闹闹,在离我家不很远的西单那边,人们在街头申诉着、争论着。我下班回家免不了要绕弯上那儿看一眼。那天我从西单回到家里,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家里床上桌上,到处是一叠一叠的纸,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我哥哥正和几个人忙着装订成册,他见我疑虑重重,就告诉我,他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办起了一份文学刊物,起名《今天》。我一下子明白了,那些潜藏在地下多年的诗和小说就要出世了。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天当我再次经过西单的时候,我见到了第一期《今天》……上边就有北岛那首宣言一般的《回答》。

这一类的细节对于我们了解《今天》,了解地下文学的发生和传播至关重要,但它们几乎一直被八十年代出现的一场关于“朦胧诗”的辩论所淹没。何谓“朦胧诗”?它是八十年代某些批评家对《今天》诗风的命名,意在贬斥《今天》诗人所代表的那种离经叛道的写作。不过,“朦胧诗”的说法也无意中点明了“今天”诗派和小说家的重要贡献,按照李陀的说法,就是他们在“伤痕文学”之外独辟蹊径,为汉语写作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引导。《今天》诗风拒绝所谓的透明度,就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或主导意识形态合作,拒绝被征用和被操纵,它的符号作用其实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反叛。在我看来,言语的反叛大于狭义的政治反叛,因为这类反叛的另一面,即它的乌托邦,直接针对着人们的言说行为和日常生活,而不满足于对某个抽象的社会理念的诉求。因此,我认为《今天》在当年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紧张,根本在于它语言上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成全了《今天》群体的冲击力。事隔多年,早期《今天》的“异质性”业已演化成一个更为普遍、更为长久的现象,这是《今天》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相比之下,《今天》当年的民主理论和政治主张,较少有独创之处。

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看,了解郭路生、多多、北岛、芒克、舒婷等诗人的成长过程固然重要,而且《持灯的使者》在这些方面也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供有兴趣的研究者参考使用。但我总觉得,把《持灯》的价值仅仅定位在文献资料上,未免有点可惜,因为总体来看,这本集子其实像是一种自觉的写作尝试。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并不刻意经营写作,也不耐读,而《持灯》里的有些篇章则须屡经推敲,才能让人体会其中之深意。因此,我觉得《持灯》和正统文学史写作的关系应该倒过来看,不是《持灯》为文学史提供原始文献,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文学史的内容,而是恰好相反,《持灯》的写作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史一贯的前提和假设,因为它所代表的倾向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一种边缘化的文学史写作。

我这里说的边缘化不仅包括目前已被确认了的《今天》群体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地位,或是七八十年代以“朦胧诗”为代表的先锋写作,此话题早已被人重复多次,毋庸赘述。我指的是一种散漫的、重视细节的、质感较强的文学史写作,也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类文章。这类写作与正统文学史不同,它不以歌功颂德为己任,不以树立经典为目标,而是抱着诚实的、怀疑的态度去审视过去,因此它的叙事是轻松自然的(尽管所涉及的话题并不那么轻松)、开放的,而不急于下什么结论。在这里,著名诗人和普通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们之间的交往是纯粹的,没有掺入文学之外的功利因素。比如徐晓、周郿英、鄂复明、王捷、李南、桂桂、小英(崔德英),这些迄今尚未被“朦胧诗”研究者提起过的名字,一半以上是女性,她们曾经是北京地下文学的志愿者,更重要的是,她们还是支撑《今天》杂志的中坚人物。徐晓提到的小英正是这样,但小英的命运尤其不幸。徐晓在《〈今天〉与我》一文中写了如下的话:

《今天》创刊时,崔德英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过别人介绍,还是自己找上门来而走进这个圈子的。小英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齐的字为杂志刻写蜡版,后来她也开始写诗,但作品没能引起大的反响。那时她是北京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想必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请假甚至旷工。……如果她从此脱离这个圈子,成为一个普通人,一定早已是妻子,是母亲,是一个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然而她没有。或许是因为富有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有一段时间她在(赵)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前不久,我从北岛那里得到一本早期《今天》杂志的合订本,随手翻开几页,看到一行行娟秀工整的油印字体,显然出自不同(女性?)的手笔。北岛在一旁说,陈凯燕当时也志愿参加过刻蜡版的工作,我当时就升起一个迫切的愿望,想知道这里有哪些字迹是小英的,哪些是徐晓的,哪些是陈凯燕的,还有哪些是……

我读《持灯》的意外收获就是结识了像徐晓、崔德英、周郿英、鄂复明,还有赵一凡这一批曾经为《今天》冒险工作,但几乎被文学史研究遗忘了的人。她(他)们迫使我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史、什么是历史之类的问题。《持灯》中有几篇文字是悼念传奇人物赵一凡的。假如此人还活着,我想他可能最有资格讲述《今天》和地下文学的故事,因为这位令人尊敬的民间文学史家,多年来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也为《今天》杂志做了很多的具体工作。《持灯》的作者们反复提起地下书籍的传阅情况,较早的像《麦田里的守望者》、尤涅斯库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一平和徐晓同时印证,许多这一类书籍是从赵一凡那里流传开的,有的地下文学作品也在他的帮助下油印装订而得以传播。赵一凡坐过牢,据一平说曾经见到一份公安局查抄的清单,其中有北岛的《陌生的海滩》,还有郭路生和芒克的作品。赵一凡的宝贵藏书和“文革”档案,在他病逝以后,竟被人草率处理,当垃圾废物卖掉了,真是可惜。他生前曾经许愿,假如将来有人研究“文革”,那么他愿意把花了这么多年心血积攒起来的所有文献都拿出来,拱手送给人家。呜呼,历史留给我们的空白,竟是那么实实在在。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当年在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策划他那十卷本的宏大工程时,曾找过阿英和施蛰存共同商议,还有多次跑到内山书店去寻求鲁迅的帮助,因为做这部书在当时困难重重,十位主编起码有一半以上被列入政府的黑名单,包括鲁迅。如果通不过审查,《大系》随时就有可能半路夭折;更不利的是,当时“五四”文学已日过中天,大多数都市读者的兴趣早已倒向好莱坞电影、畅销书和流行乐市场。阿英感慨地说,短短十几年,“五四”时期的作品就在街面上看不见了,只能上旧书摊去找,正是这个缘故,阿英才全力支持赵家璧的计划,并慷慨地让赵家璧使用他家中的任何藏书资料。《中国新文学大系》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拯救了“五四”文学,迄今为止,正统的现代文学史依旧离不开《大系》最初设立的规则和选目,以及它讲述的关于现代文学的故事。要说《大系》能够在三十年代的高压政治和消费文化的夹缝中出版印行,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我想“五四”文学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正统也是一个奇迹。今日先锋文学的命运在某些方面很像三十年代时期的“五四”文学,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后来的先锋文学在夹缝中存活,而且过早地失去了自己的阿英(赵一凡),留给我们的只是像《今天》这样发行有限的刊物,还有一些回忆性的文字。不过,既然先锋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它和正统的对立,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复“五四”的奇迹,继而成为新的正统。我想,先锋文学存在的本身已经是现代汉语文学生命力的强大证明,这一点在《持灯的使者》的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然而,《持灯》里所描述的世界毕竟正在一步一步地离我们远去。在它行将消逝之际,有关这个世界的故事和传说如同回光返照,忽然变得清晰起来,故事里的人物也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白洋淀、黄皮书、星星画展、手抄本文学、十三路公共汽车沿线以及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都是这个渐渐远去的世界的时空坐标,坐标上面镌刻着早期《今天》当事人的故事。令人感慨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不在世,而《持灯》里那些最动人的文字,往往是为了悼念逝去的亡灵所作,徐晓纪念周郿英的《永远的五月》即是这样一篇力作。逝去的亡灵还有另一层含义,它与写作本身有些关联,如田晓青在《十三路沿线》中所说:“当我拿起笔,才发现试图重现往事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当普鲁斯特试图穿过某一细节重返故地时,他重返的可能是另一个地方。同往事会面,如同与死者会面。”这些文字、这些思考都多少反映了《持灯》作者们共同面临的写作困境。文中提到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擅长写细节这一点,是人人熟知的。但“普鲁斯特细节”究竟是什么呢?玛德蓝小点心?玛丹威尔教堂顶上的尖塔?银勺轻碰瓷盘的叮叮声?还是花园门口那两块硌脚的硬石子?这些意象据说都是作者对“非意愿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的忠实描写。假如我们对“非意愿记忆”的说法略加修正,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普鲁斯特笔下的细节看作是作者对时间作出的图解,那么玛德蓝小点心和“非意愿记忆”就是他发明的有关时间的个人化的意象。无论是普鲁斯特还是《持灯的使者》,但凡此类写作都跟时间和它的废墟有关,敏感的作家总是对逝去的光阴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焦虑。田晓青有感于时间的错位,说普鲁斯特试图穿过某一细节重返故地时,重返的可能是另一个地方,他很有洞见。穿过某一细节不能重返故地,却意外地抵达了另一彼岸,这个过程也许就暗示了某种意义。

所以我想,记忆的困难正是写作的机遇。由于废墟(死亡)的意象永远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所以才不断地向人们呼唤叙事、呼唤意义的完整,于是就有了故事,有了普鲁斯特,也有了读者现在手中的这本书。

刘禾

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繁体字版《序言》

写于二○○一年夏美国柏克莱市

再版《序言》修订于二○○九年春纽约曼哈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