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阿来

去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相继发布了小说《三只虫草》《蘑菇圈》和《河上柏影》，被称为“自然三部曲”或“山珍三部”，写的是虫草、松茸和岷江柏，都是生长在青藏高原、又被当今的消费社会过度消费的植物。阿来的议案也和环保有关，2013年呼吁维护生态安全“底线”，2014年为推进自然保护区立法支招，去年的议案则涉及野生动物、珍稀植物的保护。2017年两会，阿来的焦点放在了哪里？

最重要的公平是教育公平

“今年我的关注点换了。”阿来告诉记者，今年两会他关注的是边远地区教育问题。

无论是关注环保还是教育，当然都和他的写作有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阿来的写作方式，做大量的案头工作，然后到生活现场去切身感受。比如写《格萨尔王》，他断断续续用两年多时间，跑了三十多个县，几十万平方公里；写《尘埃落定》，他阅读史料并实地考察三年多，每一个细节做到有史可依，还原到当时的场景中去。作家并不只是坐在书斋之中凭空想象，他为作家这个词做了重新注释。在行万里路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了很多不被大多数人看到的东西。“多数人大代表的工作可能在一个行业、一个单位，关注自己行业多一点，而作家经常深入生活，到处看，看到的也多一些。”阿来说，作家算是代表中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可能会超越个人，更关注公共话题。

一个边远地区的县城里，有一所中学，上千号学生，高考没有一个上线的，或者上线也是零零星星，不超过两位数。在阿来的走访中，这样的学校大量存在。他发现，国家对边远地区教育大量投入，但投入都集中在了硬件上，把过去比较偏僻、条件不好的小学归并起来，建立一些比较大的学校，房子盖好，孩子都寄宿，伙食费也都由国家出，但这还是没有解决教育的根本问题。“住好房子当然可以，但谁有听说过，住好房子出来的人就聪明呢？吃饱吃好当然好，但谁又听说过，吃得好的人学问就多呢？”

同时还存在一种没有得到适当管制的“竞争”现象，条件好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集中了好的教育资源，大家都愿意去，而边远地区稍微有一点名气的教师，迅速就会被挖走。不仅挖好的老师，好的学校还去边远地区挖好的学生、尖子生。这样产生叠加效应，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并不是说偏远地区学校教育认真不认真，而是教育水准问题。“你想，剩下的这个学校的教学楼再漂亮、修得再好，没有好老师，好学生，教学质量怎么会好呢？”阿来指出，这也造成了学风的涣散，剩下的老师和学生难免就会觉得“我是被这个社会抛弃的人”。家庭条件好的、有点经济收入的，会把孩子送到城里好的学校，一般收入的家庭也不想亏待孩子，一年花几万把孩子送出去，这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孩子十来岁就不和家庭生活在一起，亲情淡漠。

“今天的我们讲社会公平，我觉得真正关乎私人公平的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公平。”阿来反思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好的老师走了，好的学生走了，然后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也走了，真正留下来的，是那些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的人，那些出身贫寒的农民子弟、普通工人子弟，甚至那些普通小公务员的子弟。教育抓住的是少数人，却放弃了大多数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阿来看到有些人靠个人力量去支教，这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变成一种国家行动。他认为，发达地区不应该去贫困地区抢夺资源，而是应该反过来去支援，这才正常，全世界都是这样，中国人也应该有这种意识，而且国家要有适当的政策来保护、扶助边远地区。

文化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往前走的

关注环保，关注教育，阿来也关注着藏区的文化。在阿来看来，文化是一个进程，是往前走的。今天的藏族文化特色鲜明，“我们很多人认为它自古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的。”两千年前佛教还没有从印度传入，西藏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阿来说，这说明文化是发展的，随着社会进步，有些东西一定会消失，新的观念、新的生存技术也在产生。比如过去用牛耕地，农民都知道很麻烦，用它几天，一年四季都要照顾它，要喂它吃东西，要放牧在山上，还要管它别被狼和豹子吃掉，它还可能生病，后来拖拉机一出来，农民觉得拖拉机多好啊，加点油就干活，不用时扔在一边，工作效率也高多了。这样一来，过去围绕牛产生的那一堆文化就渐渐消失了。“如果我们说为了保护这种文化，你们不要用拖拉机还用牛，这是不行的。”

古老文化中也有很多糟粕，是一体两面的。比如说佛教信仰，都说有信仰好，但很多人去拜佛只是希望孩子高考考高分，希望有所获，这不是真正的信仰。比如有人说保卫四合院，实际上四合院地方窄窗子小，生活各种不便，那些人是自己住在楼房里说空话。阿来说，“我们不能为了文化而文化”，有些风俗习惯是和生产生活连在一起的，如果说保存传统文化，我们要保存的是哪一段呢？保持夏朝的还是商朝周朝的，或者汉朝唐朝的？“文化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不断进步的，我觉得人不应该过多去干预这个过程。”

时代在进步，也随之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阿来小说中映照出的消费社会的贪婪。阿来认为，我们现在精神和物质不够平衡，变成了一个过于物质主义的社会，今天的新文化被消费主义笼罩，并不那么健康，也造成对环境、对一些该尊重的东西不够尊重。精神文化是从过去延续到当下的，与其说是保存古老文化，不如说让我们的电影电视不要那么娱乐化，多传递一点正能量的、高雅的、精神性的东西，“不在于有没有旧文化，而在于我们创造的新文化健康不健康，这才是真正有生长性的”。

我们写人性的恶特别大胆，有时候太多了一点

一切都和阿来的文学观有关。阿来的文学是厚重的，明亮的，泛着青铜的光泽。在阿来看来，如果只把文学看作是特别纯粹的、跟社会生活没有关系的，那是一种比较狭窄的艺术观念。作家不可能跟社会没有任何关联，而作家要真正写出好的文学作品，跟作家对社会的认知有很深的关系。文学可以写阴暗，但并非单单是要去写阴暗，“我们写人性的恶特别大胆，互相揣摩，有时候太多了一点”，阿来不欣赏这类小说。他认为，文学要把社会更宽广的东西写出来，即便往往持有一种批判的质疑的态度，也要有一个更高的视野，而不是个人的感受和情绪的发泄。像《三只虫草》，现实是残酷的，温暖却是其底色。“现在文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我们把情节处理得稍微温暖一点，好像就是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了，但我觉得文学不是这样的，文学还是要鼓励人，要给人以温暖和希望，让人发现美好。”

另一方面，好的文学不是站在作家个人的角度，而是尽量站在书写对象的角度来思考。阿来说，现在很多作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总是俯视别人，自认为是精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里面不好的部分。文学创作应该将心比心，想一想你是他的话，你又该怎么办？阿来深入生活，并不只是去找老百姓，而是去了解小说涉及的种种人物，包括官员、商人等，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仔细揣摩。他指出，社会构成是复杂的丰富的，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构成了立体的社会，仅仅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会对世界产生不太全面的看法。

走到社会深处去，阿来还在继续。在他驻地宾馆的桌子上，还摊开着一摞书，和一台随时准备工作的电脑。他正在写一部或一篇新的小说，“我写这个东西，要考察的地方很偏远，离成都要两天车程，我已经去了五次了，资料我也都带着随时看”。阿来的文学作品，和他的知识分子情怀，都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