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剧本《蛙地》：蛙声之中听人欲 蛙形之下见世情
剧本《蛙地》由鲁迅文学院的王彬教授创作，发表于《中国作家》2016年第11期。根据文末所附时注，4万余字的本子，从完稿、搁置再到最终付梓，整个过程足有18年之久。有意味的是，《蛙地》中的文字，即便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延迟，今日读来却仍是“不隔”的；剧作中，无论是社会风气的混沌，还是人际伦常的缠绕，细品之下都让人不免慨叹：当下种种“奇形异状”，不过仍是处在“中国历史”的延长线上而已。而种种所谓的“进化”与“发展”，很多时候恐怕是过于乐观的臆想。
表面来看，《蛙地》讲述的是一个以家庭伦理纠葛为主脉的故事：华北某市江天化工集团的总经理孙玉尊，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立下遗嘱，欲将财产分给妻子与三个儿子。但是，分配遵循的并非平均原则。大儿子早年工伤致残，惟一的孩子又患先天重疾而发育不全，由是，孙玉尊以此为因，在财产分配上对大儿子做出了明显的倾斜。不料，遗嘱提前泄露，旋即引发全家不满：妻子声讨斥责，次子三子挑拨搬弄，就连保姆张妈都挺身而出，找孙玉尊翻算旧账。许多陈年往事被一一牵扯出来：大儿媳的旧日恋情，妻子的精神外遇，张妈与三子之间的血缘关系，甚至孙玉尊与大儿媳之间不可告人的瓜葛，等等，都在半天之内浮上水面。由此，在这蛙声密布，蛙影憧憧的京畿海边的小城里，每个人最隐秘的欲望与心思，创痛与不堪，都因为一份遗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无法收场。
显然，上述情节作为故事底本而言是充满戏剧性的，但是，如果《蛙地》最终只停留在家庭伦理纠葛的层面，却又很容易流于营造一种“平庸的张力”，即一种类似于“琼瑶剧”式的揭秘与撕扯。然而，《蛙地》并不如此，其触及的问题超过了家族爱恨的范畴，所展现出的，是“以一管窥全豹”的创作视野。换言之，《蛙地》作为一出悲剧，由孙玉尊、肖萌、李丽华、宜国、宜京、宜城和张妈等主要人物所呈现出的，个体地看是性格悲剧；连缀地看更是社会悲剧，而抽象地看则还可以称作是命运悲剧。而这一点，确实是与《雷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在曹禺的《雷雨》之前，当然还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的《李尔王》 ，在这两部剧作中，惊天动地的“雷雨”其实是作为一个核心意象的存在：它不仅是环境氛围的烘托，还是社会情境的映照，更是命运力量的塑形。这种核心意象的多元性与复调性才是历久弥新、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的深层原因。而在《蛙地》中，我们看到，作者对于“青蛙”这一意象的设置也体现出了同样的用心，而且多了一重先锋戏剧的 “壳”——若干只可由演员扮演的青蛙形象，有台词，有动作、甚至参与到与主要人物的互动之中。具体看，在《蛙地》中 ，“青蛙”的叙事功能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隐喻、反讽、渲染与象征。
首先，青蛙们所承担的是社会隐喻功能。不难看出，《蛙地》这个题目就是有明显隐喻意味的——“蛙地”者，“洼地”也。一方面，剧中所写及的华北小城，地势低洼，湖泊众多，青蛙也多，由此被谑称为“蛙地”；而另一方面，该地环境污染，道德幻灭，欲望蒸腾，早已成为一片人心的低洼地带。而且，《蛙地》在开篇即已点出，青蛙们是从建设化工厂开始发生变异的。这里，表面似乎是指化学药剂导致了青蛙的畸变；而更深的隐喻意味却应该在于：有了化工厂，也就有了更多的经济利益，人欲膨胀，人心异化也就成为必然。换言之，表面上变异的是青蛙，实际上扭曲的是人性。所以，我们读到，在作为剧情主要发生空间的海边小楼里，青蛙们不仅肆无忌惮地出现在客厅里和厨房里，甚至扑进了主人公的卧室，跳到了主人公的床上。而剧作中的主人公们，早已被自己和他人的欲望所裹挟，为了金钱，为了情欲，为了虚荣，为了权位，一步步地陷入更加不堪的境地之中。
其次，青蛙们所承担的是人间反讽功能。在《蛙地》中，青蛙们直接登场10次，如同一群被赋予了间离特权的“说书人”，对于剧中所发生事件以及人物行为直接进行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在作为剧作主体的戏剧性时空之外，支撑起又一重言说性时空。例如，众蛙中最有代表性的“瘸蛙”，在论及环境污染问题时，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不治理道德，怎么治理环境？（模拟做哲人状）什么原因造成道德污染，你们懂吗？！这是伦理问题，社会问题，GDP问题，基尼系数问题，房子问题，性欲问题，扒灰问题。你们什么时候解决了这些问题，什么时候就干净啦，进步啦，不长疙瘩啦，不是癞蛤蟆啦，没人说你们污染啦，傻帽儿！（摇头，故做无奈状）”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瘸蛙”的这段台词既是旁白，也是独白，充满了轻佻的戏谑，却又饱含着沉重的批判。正是这种复杂的美学性，使得《蛙地》带上了一层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再次，青蛙们所承担的是对情节气氛和人物心理的渲染功能。如前所述，《蛙地》的主要情节都发生在一天下午到夜间的10个小时之内，但人物之间的恩怨却伏脉深远，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这其间，埋藏着太多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的创伤性的心结。显然，要将这样一种隐含的、富于历史性的戏剧张力呈现于舞台之上，对于剧作者而言是很大的挑战。而正是在这方面，青蛙形象的设置起了有价值的辅助作用。我们看到，在《蛙地》中，青蛙的叫声是对情节气氛的烘托，众蛙的对话是对人物心理的外化，而蛙与人之间的互动则更是“天道”对人物灵魂的拷问。例如作为关键人物的肖萌，善良却懦弱，是悲剧的主要承担者，在剧作中，她哀怜自己孩子的时刻，青蛙们躲在黑影里窃窃私语，外化她内心的恐惧；再如作为最核心人物的孙玉尊，集善恶于一身，是整场风暴的“风眼”，在临近剧作的结尾处，他必须一步步直面自己罪孽的时刻，青蛙们直接登场抢夺他的幼子，外化他内心的挣扎。
最后，青蛙们承担的是对命运荒诞性的象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蛙们本身就是荒诞性的化身。一方面，在《蛙地》中，我们看到，人是可以“退化”成“蛙”的。如前面提到的“瘸蛙”，由一位无辜出了车祸的摩的司机投胎变成，其变化逻辑莫名其妙，缺乏清晰的喻体和稳定的可阐释性，恰似卡夫卡笔下一觉醒来就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隐含着对社会与人生命运的双重嘲弄；而孙玉尊与肖萌的孩子，一个长不大的低智畸形儿，却被蛙类奉为关系自身生死存亡的秘钥，则更类似于一个来自命运的黑暗惩罚与恶毒诅咒。另一方面，在《蛙地》中，我们也看到，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每个人物又都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牵引着，走向最终的悲剧结局。青蛙们的癫狂，如同《麦克白》开场的三个女巫，宣告着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荒诞。蛙声之中听人欲，蛙形之下见世情。在命运与历史的缝隙中，人类社会又该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