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之一即是文学与历史的强烈关联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重大事件既是文学的对象、素材，也一再以其对于一代代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影响要求着人们的回应。在整个漫长的二十世纪，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回应和参与着中国大地上的风云变幻。这种二十世纪的传统到今天仍然被一些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笔者认为吕新的新作《下弦月》也正处在这一脉络当中，是二十一世纪开端上又一次对于文革经验的重新叙述。

我们知道对于一种讲述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而是这个讲述本身发生在什么年代。关于文革，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当时的样板戏中张扬革命乌托邦的讲述，可以看到伤痕文学、朦胧诗运动中的二元对立逻辑下的文革反思，可以看到后现代写作和先锋叙事以性、权力、金钱对于革命叙事的解构。而《下弦月》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如果说有什么眼光、立场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它以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的尺度重新打量了文革。这样一来，在吕新的叙事中，对文革的批判指向了其对于传统人情的扼杀，而历史受难者之间的互助互爱则有可能在文革伦理废墟上重建一个有情的共同体。

为了充分表现这种对历史的思考，小说由两个世界的对照叙述构成。一个世界是林烈、徐怀玉和他们的三个子女组成的家庭，以及旁及的亲人朋友们。小说主体部分细致地讲了一个家庭的故事，而这个家庭是一个成员被迫分离的家庭。林烈因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说错了话，在目睹政治斗争的残酷后恐惧出逃，妻子徐怀玉和好友萧桂英结伴出门寻找他，孩子们由小舅子和姥姥照顾。后来，怀玉没有找到林烈，无奈回家。林烈遇到了当年下放时的生产队队长黄奇月，善良仗义的黄奇月帮助他躲藏了起来。除夕之夜，怀玉和孩子们在家过年，林烈偷偷回家，隔窗远远地望了望家人，终于因为有人监视而家人之间不得团聚，最后林烈又独自回到了藏身之处。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被冠在《供销社岁月》名目下的小说世界。林烈一家人的故事，多数时候是被分为留守的孩子、寻夫的妻子、躲藏的丈夫三个部分来分头叙述、齐头并进的。三部分都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并不断插入闪回、补充的楷体字段落。整个叙述充满复调色彩，三方面互相对话、推进，共同呈现出文革中一个被运动打碎的家庭，以及家庭成员互相的亲情牵连。而供销社世界则完全不同，不仅篇幅上短得多，附在书中三章的后面仿佛附录，而且是主人公万年青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万年青的自述，摆弄着文革典型的政治话语，仿佛一份向党交心的政治自白书，这种叙述与前面林烈一家的故事叙述之间充满张力，或者也可看做小说中两个并置的大的复调声部。如果说林烈一家的故事叙述是抒情的、严肃的、悲剧的，则万年青的自述明显是反讽的、戏谑的、喜剧的。两个世界，前者是描写的文革受害者生活，后者是文革中如鱼得水的干部世界，一正一反，共同抵达了主题：文革对普通人情的破坏以及灾难中家庭、朋友之情义仍然顽强地存在着。

小说中花最大力气表现的，是文革中的人情。这是小说最主要的主题，也是写得最见精彩的地方。而这个人情的冷暖，在两个世界中的表现截然相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在革命干部自白的《供销社岁月》中，它是怎么样的。供销社的副主任万年青，小说着重写了他和三个下属的关系：售货员胡木刀、赶车的刘大、售货员陈美琳。胡木刀本是个好青年，被任命为供销社售货员。工作过程中这个年轻人经不住诱惑，偷吃了供销社的糖果，于是万年青狠狠地批评了他，结果是胡木刀承受不住压力上吊自杀了。万年青对此事的评论是：“他的这种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人民的行为让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赶车的刘大原本负责赶着马车去给供销社进货，可是后来供销社卖掉了马车，换了一台小马力的拖拉机。这样一来，赶车的刘大失业了，觉得非常委屈。他找供销社其他员工理论，这些人则要么否认刘大的功劳，要么揭伤疤地指责刘大曾经不小心翻过车，打碎了货物害得大家倒贴钱。刘大生气伤心地离开了，万年青对自己说：“刘大是被他自己的那笔旧账打败了，是被他本人酿造的那坛酒醉过去了。” 而陈美琳这个美女，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沦为了男人的玩物，名声搞臭后被发配来条件较差的尖蚂蚁供销社。万年青表面秉公领导，实际上对这个美女想入非非，在陈美琳向他告状说开拖拉机的陈铁牛骚扰她时，他听到内心的声音说：“要轮也不可能先轮到他，我还没有怎么样呢，他倒先提前动手了。” 万年青与三个下属的交往，在在体现出宏大革命话语之下人的冷酷、自私、虚伪。小说后来写到万年青卖糖时也禁不住诱惑吃了一颗，于是方体会到胡木刀的情有可原。体会到他人的不得已，宽容地对待人性的弱点，这些都属于中国传统表彰的“敦厚”美德。这种“敦厚”来源于有情地对待人事，是与政治的逻辑有所错位的传统人际伦理。革命干部万年青，被政治话语裹挟，完全以革命的是非为是非，失去了人际交往时的弹性。更何况，革命是非的表面之下还隐藏着不干不净的人欲。比如男干部对“荡妇”陈美琳的觊觎，比如故事高潮部分叶柏翠书记一边嘴里说着革命学习指示一边和万年青做爱。情节到了这里，革命追求完全成了人欲的虚伪面具，性替换了革命成了人真正的动机。

如果说在革命得势者这里，人情的“敦厚”被遗弃了，那么小说作者吕新本人的叙述态度，其实可以当得起“敦厚”二字。吕新在访谈中曾批评道：“今天的人们，喜欢不负责任地夸张，喜欢把一切都妖魔化，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一概都要推向极致，喜欢把一个人或一件事情说得一惊一乍，鲜血淋漓，似乎只有那样说了，写了，才是所谓的真实。我真的觉得很轻薄也很浅薄。” 于是吕新的写作，也不把任何善恶极端化。一次又一次，万年青在不合理的人事中会苦闷和反省，包括他后来同情过胡木刀，也觉得对于赶车的刘大内心有愧，也为了陈美琳最终再次被发配而悲伤。万年青这样的革命干部并非恶人，他们只是被文革逻辑主宰的凡人。然而革命并不能全方位地指明生活的是非，丰富的生活体验还是会让他们在某些时刻看到这种主流世界观的裂隙，于是传统的人情渗透过来，带来更为复杂的伦理困惑。

更体现出作者“敦厚”之笔的，是对于林烈家庭的讲述。林烈在外逃亡，遇到过在革命等级中苦苦求生而道德沦丧的人试图把他交给公社而邀功，这是人情失落的极端表征。但是，他也遇到了黄奇月这样的仗义之人，冒着风险来帮助他，说明人情在民间远未失落。值得注意的是，黄奇月有一次告诉了林烈他和自己的二小舅子反目的事。两人原本关系亲密，后来运动来了，两人不在一个队伍里，于是二小舅子开始猜忌黄奇月，关系就坏了。黄奇月说起某些干部的作风道：“当然，也有那种一惊一乍的，一来了就要斗争，就要深挖狠抓，每天背着手，看谁都像坏人，把人分成左中右，分成三堆堆。这么一引导，人们就会转向，原来关系好的也会互相猜疑，甚至兄弟之间，姐夫小舅子也会变成仇人。” 这个观察生动说明了革命运动是怎样改造乡土社会的，被改造的除了人与人的等级关系，还有传统人情。革命逻辑至上以后，人情变成了不合法的，但是不合法的人情却从来没有消失。怀玉寻夫，讲的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喜欢讲的家庭追求团圆的故事。故事终止在除夕到正月初一这段时间，可谓别有象征含义。除夕团聚包含着亲情、邻里之情、朋友之情，这些小说都写到了。比如怀玉和邻居石觉一家的交往。石觉出狱后找了一个刻蜡版的工作，后来发现抢了邻居怀玉的饭碗，便主动放弃这个生计，去煤矿做工了。怀玉为了表达愧疚和感激，慷慨请石觉小石头父子吃饭。这两个家庭都是破碎的、遭难的家庭，是文革中的贱民家庭。他们之间能如此互相体谅、帮助，体现的是文革中人情的顽强存在。透过《下弦月》的视角，我们看到文革带来的破坏很大程度上包括了中国基层社会的伦理感的混乱和沦丧。当家人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间按照阶级成分站队，分裂成矛盾不可调和几堆，那种凝聚乡村共同体，让人们在人际圈子中和睦地生产生活的人情就被放逐了。这个世界就成了干燥和硬化的世界，人伦的有机性不复存在。而能够解救这种甚至影响至今的文革破坏的，就是恢复、张扬日常人情，用丰富的人伦圈子及其情感关联修复破碎扭曲的共同体意识。《下弦月》展示给我们的，正是这种人情的力量，它受到摧折，却又顽强生长。在后文革时代，在今天仍延续着文革影响却也发生了更多变化的中国社会，当人的原子化被消费时代乡村解体等因素加强，如何建立一个有情的共同体，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吕新这本小说书名叫“下弦月”，这是只能在每个下半月的下半夜看到的弯钩形月亮。看到下弦月的人，大约都是长夜难眠的怀忧者吧，所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望月而想起故园亲旧，这是中国传统“月”意象的题中之意。这本小说中的很多场景，也笼罩在淘米水一般的月光之下。月光的稀微，仿佛暗示着那个过去了的特殊时代里人们的渺茫希望、微弱温情，这一切面对时代风暴是脆弱的，但它们千百年绵绵不绝于中国大地，也可说是柔弱中自有其顽强吧。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