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沉疴，华夏道统精神主导的剥离 ——《白鹿原》之民族文化流变动影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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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鹿原》，自从这部大书面世，评论家们就述说了很多年，各种高论不下数百篇，专著亦不少，而今天依然有着开掘、阐述的无限空间，这就是真正意义的经典魅力所在。如今陈忠实先生走了，这部当代经典再次被世人所关注，甚至有了一些更有甚于以往的偏激论调。其实陈忠实先生早在《白鹿原》中对此凝练得明明白白，任何对这道原这部书的偏激、偏颇理解，都是背离这道原这部书所承载的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的。而这种偏激偏颇性，正是陈忠实先生在这道原这部书里隐埋的烈度批判所指，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批判不仅直面民族的历史，更是指向现实当下，更是引发民族未来的严肃思考。而种种偏激、偏颇论调，只能更加再次凸显这部大书的经典意义与恒性价值。因此面对这部大书，不免慨叹：如此经典不再有，远远流传到永久。
读了20多年终于明白，自从《白鹿原》横空出世，陈忠实先生便无须再说什么，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对于民族的精神世界，甚至对生命对文学的认知，要说的该说的都付诸于这部厚厚的大书《白鹿原》之中了，可以说这部大书对中国社会作了最完整的涵盖与精准解读。“一书一原一世界”，虚与实，阴与阳，正与邪，善与恶，天灾与人祸，具象与抽象等等古典、现代融合的艺术精髓神韵，在天道运行中不息互化中得以恰如其分的呈现，并由此而完成了文本内在的艺术平衡。一个历史激荡中国的全然、真切地复原、呈现，一道原吞纳大象之于无形，一部书穷尽华夏人文精神。读懂《白鹿原》，一定程度上便读懂了中国文化，便能进入对中国社会的纵深层面，便不会误读中国。问题是即便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依旧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百年来的偏激、偏颇，一如既往地误读着中国。更为遗憾的是，这道原这部书20多年来一直未走出国门，而走出国门的中国文学又未必能够代表我们真正的民族文化。这不仅是陕西文学的遗憾，更是全球化态势下中国文学长久的遗憾与悲哀。
《白鹿原》无疑是受之无愧的中国当代经典，这在于这道原这部书远远超越了陈忠实先生文学目标的预设，完成了民族诸多品性的凝练提炼，甚至完成了数千年民族文化的一线贯穿，完成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审视，给予百年激荡中迷失了的中国人一次重新面对祖先的精神遗存的机遇，对于百年来历遭劫难的民族文化完成了整体意义的扬弃，以空前独具的前瞻性，先行于社会演进而完成了民族文化根本性内质性重估，完全意义的华夏人文立场的重估，完成了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最高使命担当。
那么，这道原这部书究竟承载了一个怎样的中国？给予《白鹿原》一个准确的定性是困难的，而这也正是其经典意义所在，即这道原这部书有着明晰而精微的内在结构，是复杂与明确的有机统一，因此它的涵盖过于广博，广博之中又凸显着凝练。面对这道深沉的原，以文化的视野和视角去审视这道原，无疑是合适的，是更接近本质性的体察和考量。对于什么是文化，余秋雨有对于中国文化准性的释义：“是变成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他进一步指出，“如今的我们，是按照祖先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设计的基础上发展的 ”，“如果文化的精神失落了，人也就会失去精神价值，便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白鹿原》这部大书，从根本上就是对华夏传统文化本体——变成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在历史激荡洪流中流变动影的凝铸和解读、反思。在众多对这道原这部大书定性的宏论之外，这里姑且以“百年沉疴，华夏道统精神主导的剥离”作论，以无限的敬畏之心去触摸陈忠实先生超乎众多作家的使命承担。
一部经典的铸就，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和反复的揣摩，长久的思想沉淀，需要作家的精神充分地在场参与。“踏过泥泞五十秋”的陈忠实先生，从1986年开始沉潜于这道原，他的精神探究最终穿透了这道原，追溯了一种历史演进的精神真实存在，以超强的艺术通感完成了自我创作的伟大超越。
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相信，《白鹿原》的创作过程，是神灵附体式开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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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白鹿原》是民族文化流变动影的整体性凝铸，基于这道原这部书颠覆主流表达的叙事姿态及审视至高点。在这种颠覆传统主流表达的过程中，陈忠实先生最终完成了超越性的主流表达：一种于“破袭”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隐性的“确立”、“捍卫”民族文化根性及自信的凝铸。
这道原这部书所选择的叙事姿态是侧重于生命本体的生活化叙事，即历史演进在苍生心灵上影照性表述，甚至从表层理解，可谓是不关乎历史演进的。这既是陈忠实先生苍生情怀的集中倾注，也是华夏数千年社会政治根本性考量的标尺——社会演进对苍生的意义及影响程度。小说开篇第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便直接进入这种立足于生命原点的叙事层面，甚至作品在离开白鹿原中心气场的叙事，整体上的内在表达力度就会有所减弱。因此上，苍生的个体生命、精神承受或民生生态是这道原这部书的中心原点，所有的展开及扩展由此而生发。此为进入这道原这部书的一个基本切入口。
这道原这部书对民族乡土历史的审视角度，亦即《白鹿原》整部书的立场，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然华夏人文立场，即站在历史之外审视历史演进的立场，民族文化本体的立场，一种回归民族文化本源的立场。白嘉轩所有艰难的坚守，事实上就是乡土之上“学为好人”的精神堡垒——为人之本分的坚守，乡土良序人心基础的坚守。白鹿原的人心及精神的归结，是由末世族长白嘉轩完成的，是以其“气血蒙目”与生命的终悔而终结的。而朱先生的生与死，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最高人文理想性人格的坚守，虽生之而不得，亦死之而不弃。对于民族乡土社会演进历史及文化的归结，则是由人间圣人朱先生完成的，他如同孔子虽死犹生，孔子向后看了300年，他向后看了数十年甚至看到民族的今天、未来，“折腾到何时为止”，是他对历史、文化及社会演进响彻宇宙的天问，是对新文化所主导的历史性强势及在历史里反复出现的内耗性斗争偏颇性的厉声质问。从《白鹿原》“史诗”意义上来说，陈忠实先生通感于史圣司马迁，确立了超越意识形态导向的民间、民本意义的客观，可谓文学意义的“良史”。这也是历史、文化及社会演进的整体感（观）所在，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宏阔气度。
基于以上两点基本的认识，《白鹿原》的人物是绝然不能以具体的文化定性的，即便是鹿兆鹏和白灵也只能以新（革命）文化代表而认定。任何以具体一家之文化认定人物，是背离《白鹿原》之民族文化、历史及社会演进整体性审视初衷的，更何况对数千年的乡土中国而言，文化在民间从来就是多种文化衍生的结合体杂生体，只不过华夏民族核心的文化精神支撑了数千年乡土社会的内质结构。对此，陈忠实先生在其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之“从追寻到转折，再到删减”及“原的剥离”中多有说明。所以，白嘉轩和朱先生只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而不是儒家或道家、佛家文化的具象代表，任何对白嘉轩和朱先生的具体文化认定，是违背陈忠实先生这部巨著创作的大一统思维的，这道原这部书，所彰显的是民族文化与历史及社会演进的共通性。因此，任何要求白嘉轩或朱先生参与历史政治演进并有所作为的观点，都是偏颇的，依旧没有走出陈忠实先生在这道原这部书中所构建的对于新、旧文化偏激性的烈度批判之范畴。那么，作为这道原这部书中最具文化意义的白嘉轩和朱先生，究竟在这道原上承载的是华夏民族文化何种层次层面？白嘉轩在白鹿原上，是数千年乡土中国社会“乡贤”的代表，是中国乡土社会长久“自治”生态的精神统驭者，是乡土中国社会自治“治统”的凝结，是中国数千年社会政治之“文治”的乡土凝结，是民族文化的乡土践行者、守魂者、守形者、守恒者，属于民族文化的“行”的层面的根本性代表；他身上集中了民族文化民间态的恒性价值与糟粕遗存的双重坚守；而朱先生，历经了从积极入世到出世的消极，是以儒释道为核心华夏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民族全然人文精神的承载者，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柱石，是中国乡土之文治社会的“道统”的化身，是民族文化的“知”的层面的核心代表，是华夏优秀文化的初心本性，是理想的华夏传统文化人格的载体。
白嘉轩种种作为，皆以传统精神遗存及朱先生处世原则为导向，文本因此完成了对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涵盖与表征，亦即这道原这部书完成了道统主导治统之下的一时一地之和谐社会良序的追溯，同时亦完成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中道统精神主导剥离动影的凝铸。
在这个意义上，陈忠实先生所创造的文学图景、文学境界之宏阔，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巅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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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的叙事时空主要着墨于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乡土社会，这一时期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烈度深化下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剧烈碰撞的核心历史时期，而白嘉轩与朱先生以大清末世之遗民走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交接点上。陈忠实先生所追溯、复原的这段历史，是古代、近代与现代的交接点，尤以民国这段历史最为凸显接续与最终剥离关系。这段历史既有着自先周周公至大清末代贯穿数千年而遗留的斑驳不变华夏人文温润的影子，又有改朝换代的狂飙突进的绝烈暴裂性，是宁静之中的破局，是破坏中的重建。
白嘉轩与朱先生两人之间不仅是亲戚关系的联结，亦是精神被导向和导向关系的联结，更是白鹿精灵的联结，中国乡土社会政治内在结构的联结。因着白鹿精灵这一人文意象的虚影魂动，《白鹿原》展开了穿透数千年中国历史文化的气度，即白鹿原上苍生的精神生态既以华夏精神文明本源为底蕴，同时又承受着现代文明的精神重击。在叙事策略上，这一内质性构建由总体倒叙中倒插叙事的弹性及面对民族历史向前向后无限延展的意蕴实现的，也就是说白鹿原上的生命、生活事件，既有着打通古今的文化意蕴，也有着被社会演进所剥离的现代酷烈感。不仅如此，白鹿精灵还在新（革命）文化的代表者鹿兆鹏与白灵的革命事业历程中曾有一刹那之闪现，这是古老人文精神于新旧文化交接点上的动态、断裂性的一种传承。因着白鹿精灵，《白鹿原》对历史、文化及社会演进的审视具有了整体感和完整性。那么白鹿精灵意象究竟寓意着什么？它既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既是一解亦是多解的。它寓意着遥远的历史、当今现实、民族未来的纯粹意义上的社会理想和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在历史里谓之王道乐土或大同社会，在今天等同“中国梦”，在未来则是“万世太平”或“世界大同”，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同时它在白鹿原的历史叙事中又是多解的，如对于白嘉轩而言，是天赋使命及冥冥之中神示吉象；如民族文化的精魂、品性等等。
文化是社会政治动力的终极源泉或原动力。钱穆先生著述有言，中国传统政治之特性是“道义的，非权力的”，“ 亦可谓：是文德的，非武功的。” 纵观中国历史，富于人文气质的王朝总是绵延长久，如先周统续800年之久；而以武功治世的王朝总是历史之一瞬，如蒙古铁蹄岁雄荡至欧洲，然而终不足百年。自周公以来的中国历史之治统，其实就是道统的传承，钱穆先生早有定论，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始终是道统之尊与治统的合一。在文化层面上，则体现为“知”与“行”的统领与互动。这种政治、文化特性映照在乡土社会，则是以大隐民间的高德厚望之人与乡贤为人文精神核心的乡土自治。在历史交接点上的白鹿原乡土社会，则是人间圣人朱先生与乡贤白嘉轩（族长）的相互映照统驭下的乡土自治。朱先生以民族文化集大成者的身份凝练了“知”的层面，白嘉轩以乡贤对白鹿原的精神性匡正、引领凝练了“行”的层面。而白嘉轩又时时处处以圣人朱先生为“精神思想领袖”，实际上真正引领、匡正白鹿原的是朱先生，亦即道统引领治统。乡贤白嘉轩与圣人朱先生的精神性互为依存的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内在文化结构的最后的影子。而朱先生的仙逝，一道原终归化作白嘉轩一个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历史背影，既是小说的完结，更是道统与治统分离，华夏道统精神主导剥离的一种准性隐喻。
白嘉轩作为族长“法定”（宗族之法）继承人，婚姻的多次波折、变故，其父暴亡，直至意外发现形似白鹿的“灵草”，经圣人朱先生点拨认定天赋使命，以不为人知的“换地”（如同周文王被囚羑里演周易扭转乾坤）而一改生命颓势，进而人畜两旺。白嘉轩因买地纠纷与鹿子霖撕破脸皮，冷先生处理了他们的外伤，朱先生则以两封同样的诗文短信“依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化用六尺“仁义巷”之“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升华他们的心灵之私为仁义白鹿村的广扬。白鹿原因逐利大烟种植面积激增，朱先生不顾斯文，亲自掌犁毁掉了妻弟白嘉轩“摇钱树”。圣人示范，白嘉轩积极响应，白鹿原一时大烟绝迹。达则兼济天下，白嘉轩发起并与鹿子霖主持重修祖祠，兴办学堂，深得民意及朱先生盛赞。这一桩桩，始终是道统对治统的影响和导引，是道统统驭治统净化人之私心为人文温润的伟力，是谓道统与治统的貌神相合的历史动影，亦是陈忠实先生苦苦追溯的一道原1949年以前的良性“秩序”所在。
然而在历史的交接点上，这种良性的秩序同时又处在“失序”的过程中。城里“反了正”（辛亥革命），引得白鹿原人心惶惶，连同族长白嘉轩都不知道没有皇帝的日子如何过。他去请教朱先生，朱先生给予他过日子的章法，治本之道之《乡约》（宋儒融佛家于儒家的关学之乡土版本）。白嘉轩严执《乡约》，引导白鹿原风气归于正道，渐建乱世之一时一方安宁良序，此为道统对乡土治统的正面导引。
新朝（民国）并未改善苍生生活，乡民重负更甚。族长白嘉轩为民立命，决意牵头起事“交农”。起事前询问学堂徐先生这样是否是犯上作乱不忠不孝，徐先生说昏君要反是大忠。这都是民族文化之本源性精神的意蕴所在，大义公义之承担所在。白嘉轩随之策动了声势浩大的“交农事件”，最终取得完胜。虽然此次重大事件圣人朱先生并未直接参与，但徐先生乃是朱先生推荐到白鹿村的，因此“交农事件”仍可视为道统对治统之间接引导与推动。白嘉轩虽未抛头露面的“交农事件”，亦传承着关学始祖大儒张载 “为生民立命” 之人文承担。
不仅如此，朱先生还曾以儒家积极入世精神、道家之世外高人的人文承担、苍生情怀，化解了前清20万遗余势力反扑之危局，避免了生灵涂炭；反动军阀祸害白鹿原，朱先生当面戏言镇嵩军刘军长无法破城，以豆腐熬肉寓意其必败之溃局。即便是国共两党之破裂往来争斗20余年，在白鹿原上只不过是朱先生之弟子白孝文与鹿兆鹏两人为代表的争斗、合作（无异于鬼谷子之学生苏秦、张仪二人二十余年掌中之天下），分分合合，而最终则是二人的合作取得白鹿原（滋水县）革命的根本胜利。所有的争斗及分分合合，最终都是华夏人文精神的贯穿，都是民族文化本体性演绎与归结。
朱先生在革命最终胜利前离世，与白鹿精灵合体消失在原上，白嘉轩失去精神思想领袖，意味着道统统领治统时代的彻底终结。白嘉轩一世的人世理想终究崩溃，目睹了道统剥离的社会激进酷烈（白鹿原的人心、人性的离散，学为好人的黑娃终被枪决等），终于“气血蒙目”，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失去文化精魂如同废墟的白鹿原。在白鹿原上，道统不仅引领着治统，亦涵盖了乡土社会的政治、民生及文化依存。
无论族长白嘉轩还是圣人朱先生，值此乱世之际，仍以贯穿数千年之人文承担：朱先生从民族文化“知”的层面为白鹿原（神州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白嘉轩从“行”的层面为白鹿原立序树范。在历史的交接点上，两人从不同层次层面上构筑了乡土社会政治的内质文化结构——道统治统合一的最后的挽歌式的影子。这种内质性文化结构，是乱世一方一时安宁有序的坚实的精神基础。
同时面对历史交接点的洪流激荡，白嘉轩的对所谓乡土良序的坚守中亦强力展现出糟粕性遗存“吃人”酷烈。作为白鹿原的精神统驭者，他对此至死不悔，为此他也是封建礼教的捍卫者，他不可抛弃他所遵从的文化遗存，无论是恒性价值的和糟粕性。这是也是其人生的悲剧种因，同时也是华夏传统文化在“五四”时代遭受摧毁性冲击的根源。这是新文化对传统文化偏颇性的偏颇、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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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末世族长的白嘉轩，首先是天下苍生的精神代表，其次才是民族文化乡土践行层面的凝结与代表。新旧文化的猛烈碰撞伴随着社会演进的剧烈阵痛，在白鹿原上是以白嘉轩外在的精神承受与剥离承担的，而朱先生的精神剥离是不为人知的隐痛深痛。
白嘉轩承受了白鹿原道统主导精神剥离过程中的种种惶恐、肉体及精神打击：“反正”后没有皇帝的日子惶恐；承担着生民立命（策动“交农事件”）及乱世白鹿原人心的收拾、导引、导向；承受着族人对正统伦理体系的决然背叛：从小惧于白嘉轩威严的黑娃率先背叛了这位白鹿原灵魂式的人物，引着偷来的媳妇田小娥堂而皇之地回到原上，而他的父亲鹿三的人生总是以白嘉轩为做人楷模；鹿兆鹏背叛了族长白嘉轩牵线、他的父亲鹿子霖所认准的门当户对的联姻，其背叛、遗弃得是如此绝情决然——任由一个青春的女子在遥遥无期的期盼中精神崩溃，最终自虐惨死；白嘉轩所溺爱宠惯的宝贝女儿白灵背叛了白鹿原所标榜的“理想家庭”，背叛得至死不归，不仅如此，她后来还背叛了初恋，背叛了最初的“信仰”；白嘉轩不得不与家人一起承受因白灵而来的夜半惊魂的袭扰；白嘉轩悉心培养的理想族长接班人白孝文也背叛了他；他不得不直面本分实在的鹿三杀媳的“愚忠”式实质性的背叛……
白嘉轩面对的不仅仅是原上的内乱内患，还有镇嵩军对这道原肆无忌惮的蹂躏与盘剥等不能回避的人祸；他承受着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中所刮起的种种狂潮对祖祠、乡约碑的冲击打砸，承受着白鹿原变成带着血色“鏊子”，承受着白鹿原人心无法收拾的离散；承受着从小受他恩惠的土匪黑娃砸他腰杆的痛苦；承受着自己的颜面一次次在白鹿原上被众多背叛者生生摔碎，无情践踏；他不得不承受天灾的施虐：饥馑中儿媳的饿毙，白鹿原饿殍遍野；他不得不承受着瘟疫的横行，不得不面对与之相濡以沫的妻子仙草及更多的生命眼睁睁地被上苍生生夺走……
朱先生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化精魂，对于社会历史、文化及社会演进所携裹的爆裂性的冲击，始终如一的置身世外，保持着民族文化处世不惊的中和品性，这只是文化的品性，难道他的内心真的就没有痛苦吗？！显然不是，只不过是众人所不察罢了。他与白嘉轩两人代表天下苍生承受了种种精神剥离，白嘉轩是阳刚的外在直面，朱先生则是阴柔的内在黯然伤魂。陈忠实先生在朱先生弃世之际，使得这种隐得不为人知的伤魂伤感以冰山之一角得以展现——内心孤清的他仙逝前，只是在老妻朱白氏及家人面前略露承担之重，伤魂之深：竟喊了老妻一声“妈——”以寻求心灵孤寂的庇护。朱先生的黯然伤魂的无奈动影，凝铸了民族根性文化在历史洪流中的悲壮式微。
朱先生的逝去，白鹿书院前院里腾起白鹿掠过房檐屋脊消失在白鹿原上，这是文化意蕴的艺术创造和凝结。洞明世事的朱先生，生逢乱世，空怀横渠先生之宏图伟志，然而做到独善其身亦是很艰难。在一次次积极入世处处碰壁后，最终能做的事仅仅是编撰县志，为后世留下一点点关于世风的遗存而已。县志在万般艰难中编撰完工，他也该走了。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历史演进巨大阵痛的见证者承受者的话，朱先生则承载了整个民族的历史演进的文化伤根性之痛。朱先生逝去白鹿现身，实际上是朱先生作为民族文化精魂与华夏数千年人文理想的合体。白鹿的缘起和消失，关于祥瑞的种种传说，从来都是民族意识里的一种信念的存在。朱先生与白鹿精灵合体、逝去，表征着中国道统精神主导在历史演进中的剥离及从社会政治中的退场。
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之碰撞始于鸦片战争，尤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革命风暴为碰撞之最高潮。20世纪初期尤其是“五四”运动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有相当积极的启蒙意义；然而以道家“执大象”之气魄、视域与站位考量，对民族传统文化而言，几乎有着伤其根性的破坏。《白鹿原》中历朝历代对滋水县乡民一贯的评价“水深土厚 民风淳朴”这八个字，竟然让处于历史飘摇中的朱先生一筹莫展，心生质疑。朱先生作为华夏民族文化精魂的化身，其身上有着众多文化人物的影照。漫漫历史长河中自不必说，就中外文化碰撞最为剧烈的民国而言，朱先生在民族文化流离失所的激流中，集中映照了一种根性坚守的文化群体的精神气质。1918年11月10日，前清官员梁济自杀弃世；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如果说梁济之死还没有引起重大反响的话，王国维弃世就更加明确了：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之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这是与朱先生同一种的黯然伤逝，这也是朱先生不为人知的深痛隐痛。在历史的洪流中，一方面是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下胸怀民族救亡图存的理想新文化精英们的对民族文化的决然自毁，另一方面亦有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新儒学三圣”等学术界柱石群体逆势而动的传统文化坚守，尽管这种坚守微乎其微。在此意义上，朱先生就是民国文化大家群体性人格的凝结，白嘉轩、朱先生乡土民间的坚守，为断裂的民族文化保留了一息尚存的命脉。选择死亡，或许是简捷的，一了百了，却是文化意义承担的放弃。但是活着的人，尤其是作为末世乡间乡贤的白嘉轩们，民族文化精魂、末世文化大家的朱先生们所承载的心灵冲撞和痛苦，则是不言而喻的。
白嘉轩以人间圣人为“精神领袖”的坚守，对白鹿原苍生而言，是有益而短暂的。白家人畜两旺后，作为乡土贤人的“达者”，白嘉轩开始移心于尊崇祖训，严执《乡约》，构建了短暂一原乡土自治的相对良序，仁义白鹿原村一时成为世德的典范。这种短暂良序只是白鹿原与外界空间距离上的一时封闭性区隔的促成。这道原道原绝不是“世外桃源”，强势反叛时代犀利的触角终归伸向了这道原。当民族传统精神还未完成对外来强势文化侵袭的消化与调整，进而完成本土根性进入现代社会开新的“和合”时，虽然维持维系是一种选择，却未必是最合宜时势的选择。在新一代知识精英及革命激进狂飙、横扫一切所谓“封建遗存”的强大时潮中，白鹿原一隅之社会良序，必然是终将难以维系的。当新文化及革命风暴波及白鹿原时，由朱先生和白嘉轩构建的白鹿原精神体系便处在阴风山雨之中。白嘉轩在这股洪流侵袭中，最终落得众叛亲离，历经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精神剥离，由他本人所构铸的精神堡垒最终成为自己人生永远无法逾越的困境。白嘉轩在艰难的孤守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最终凝固为一道原和一个人的孤寥背影。而作为华夏文化精魂的朱先生，在近代与现代历史的交接点上，亦无功于当世。孔夫子无法介入当世社会政治，尚可教授后学，积功于文化思想传播传承，而朱先生虽居守书院，新式学堂渐成气候，生员流失严重最终无奈关闭书院，即便他洞明世事，仍以无可奈何无补于世。
他对前来求教的黑娃说已经不读书写字了，也劝黑娃不要再念书了并言读了无用，读多了受累。总是向人劝学的朱先生竟然劝人罢读，可见以新文化为主体意识的世道对传承久远的人文精神的颠覆程度之烈。颠覆时代的新文化强势，亦颠覆了白嘉轩所艰难持守的人文观念。白嘉轩一世坚守的人生信念，终成时代狂飙激进的笑话，终究被黑娃的惨死和主导其惨死的白孝文所全然颠覆，当然颠覆他的远不止这两个人。于是老去的白嘉轩在面对疯掉的鹿子霖时，开始了人世的终极忏悔。白嘉轩作为乡土践行者没落的身影，朱先生的黯然伤魂的无奈动影，最终凝结了民族根性文化在历史交接点上的没落、式微。
文本中对民族文化的式微的整体表达是隐含在民国社会终结性表述之中的：“荒芜的田畴、凋敝的村舍、死灰的脸色，鲜明地预示着：如果不是白鹿原走到了毁灭的尽头，那就是主宰原上生灵的王朝将陷入死辙末路。”在文本表层，这是民国社会政治完结寓意，在社会政治的内质层面，却正是民族文化在道统精神主导地位的剥离与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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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不仅凝铸了中国社会在新旧交接点上道统精神主导剥离的动影，同时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追溯中，亦在这一历史性“破袭”过程中隐埋了完成了实质性的民族文化价值的“确立”，将文学的表达艺术推至极致境地。
陈忠实先生所追溯回来的民族文化本真品性，如白鹿精灵般温润、绵长、灵动，有着阴柔美好的凝结，联结着民族遥远至今的理想境界；如白嘉轩艰难中永不熄灭的和谐良序、人文热望；如朱先生天人合一的超世智慧，坦荡洒脱，处世不惊；如朱先生、白嘉轩的生命承担轨迹的始终如一，知行合一，文化、民生合一，道政合一，道统治统合一。更如白鹿原之山水合抱的天然真性：“滋水县境的秦岭是真正的山，挺拔陡峭巍然耸立，是山中的伟丈夫；滋水县辖的白鹿原是典型的原，平实敦厚，坦荡如砥，是大丈夫的胸襟；滋水县的滋水川道刚柔并济，是自信自尊的女子。”
一道原风云激荡的历史，以激烈斗争、对抗掩盖了原下深深埋藏的家和政通、天人合一的古老期盼，而这正是华夏民族文化在数千年历史里活跃的和通性。这部大书，在一道原历史落幕中隐藏了华夏全然人文主义强烈、无声的民族文化复兴之深切呼唤：朱先生仙逝前一家团聚，他接过孙子举到脸前鉴赏性地凝视，对着哇哇哭叫的孙子朗声说，“爷爷重见天日就靠你罗！” 这绝不是与孙子的诀别，而是对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期盼和凝重寄托，寄望于未来，是对五千绵绵不绝的民族文化的自信。
圣人不践迹，连同被扒开的墓室亦是空空如也，只有墓砖中嵌刻着的厉声质问：折腾到何日为止！正如孔夫子认定，一个社会没有完成民族根性文化体系的构建，一切都是浮云。同样以舶来之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其整体性偏颇所导致的种种乱象，无异于历史意义的反复或重演。
尽管微弱的民族文化遭受着历史演进强势的种种盘剥，陈忠实先生依旧在式微中倾注了民族文化的种种价值影子，这就是“破袭”中的“确立”。如白嘉轩身上种种民族文化的人类恒性价值：他依旧从内心宽恕了背叛者，他接受了孝文的“荣归”，尽管此次荣归只是其永久性的告别与再一次决然叛离；尽管黑娃为匪打家劫舍多年，他亦宽恕了黑娃，迎接他进入祖祠悔罪，并对陷入牢狱的黑娃做过多次营救的努力；他认定鹿三是原上“最好的长工”……年老的白嘉轩开始了人生的终极心灵忏悔：当民政工作人员告知白灵牺牲的噩耗时他耿耿于怀，认定是自己“咒”死了白灵；面对疯掉的多年对手鹿子霖，他更是耿耿于怀并追悔当年不可告人的换地之举……如此种种，不仅是白嘉轩对于自己强硬人性的终极救赎，亦是民族文化博大胸怀的集中彰显。
天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道原上，激荡着白、鹿两大家族长久的明争暗斗，激荡着前清遗余势力与新党的争夺，激荡着国共两党的惨烈斗争与合作，激荡着外族的入侵与民族的抵御，激荡着新旧文化的长久的对抗对峙，然而这一切仅仅只是这道原的表象存在。在这道原的深层，在这道原下，隐埋着白鹿两大家族的和解——冷先生对白、鹿两家关系的修复，尽管并未彻底完成，但最终由白嘉轩的人生终悔及心灵的终极自我救赎完成；白孝文与鹿兆鹏最终合作，完成了滋水县的解放，亦即文本完成了国共两党的和解；鹿兆鹏及白灵革命生涯中白鹿精灵的一念闪现，完成了文本新旧文化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合参；朱先生遗世的那句“天问”，不就是放下争斗的终极“和合”么……从家族，到政党，到国家民族，到社会乃至人类的未来走向，这道原这部书整体上完成了对立、对撞的“破袭”中的民族文化“和合”价值的彰显。这道原这部书中，在弥漫着新（革命）文化的强势震荡下，亦深隐着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呼唤。
尽管白鹿原上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文化，是中国社会道统主导精神剥离的动影凝铸，但是从社会政治舞台上退场的民族文化走向了民间，其“和合”精神，依然持续到了当代社会，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我们民族在空前绝后地迈向现代社会的征途中得以平稳过渡，而没有象东欧巨变中很多国家完全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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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史诗性大书，对中国近代社会演进有着巨大的承载和体量，几乎涵盖了从辛亥革命前夕到建国后文革的全部近代革命史、精神史，这其中又以新（革命）文化的激进涤荡了社会政治中的旧文化遗存，以倾注于天下苍生的浓烈情感串结、贯通起数千年的华夏人文精神，最终凝练了整个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代性的剧烈碰撞、融合及汇通，全然集中在载负着华夏文明的白鹿原上。
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上所追溯的这段历史，是民族的苦难史及乡土民生生态史，是社会政治内质的裂变史演进史，更是民族文化根性式微动影的一种凝固与定格。与其说他在追溯远去的历史，毋宁说在追溯、在反思民族的文化；与其说他在追溯、在反思民族的文化，毋宁说他在探索民族的文化心理遗存，毋宁说他在探析中国社会良序的精神支撑。在白鹿原宏阔壮美的民族历史文化动影里，陈忠实先生隐埋了深深的文化忧虑，对道统主导精神剥离后的社会激进偏颇的深深忧虑。这种忧虑，很大程度上，亦隐喻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状，因此，《白鹿原》这部大书隐含着明确而强烈的文学前瞻性及史鉴意义。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原本是平和、中道的，是中庸的天道合宜，而处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流变，却是从大一统到分支分流的各自发展，其中不乏特定阶段的偏颇偏之一极。这种文化的偏颇性决定着一度时期甚至较长时间内的社会走向及气质——从辛亥革命100年来的中国社会，就是这种偏颇整体性的呈现，尽管期间尤其近30年取得了物质建设的巨大成功，亦不能无视了偏颇所主导的愈演愈烈的社会乱象，此为中国文化的百年沉疴。
而在这道原上，文化的大承担者白嘉轩及朱先生，无疑亦是历史洪流中的大受罪者，即便是鹿兆鹏，白灵，亦是如此。事实上华夏数千年的历史历来如此，无论这大承担者是一介布衣，还是为将为相，或是一方诸侯，千古一帝，乃至政党之首脑，都是最高的精神受难者。而作为华夏历史文化的承担者，白嘉轩和朱先生更是如此。陈忠实现实以强大的民族根性一以贯之，完成了对人性、历史、文化复杂关系纠葛的贯通。
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末之90年代初，陈忠实先生立足自我创作超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沉反思。对外开放及市场经济确立以来，外来文化思潮的迅猛涌入，中外文化开始了自鸦片战争、“五四”以来的第三次重大激荡，功利实用主义正导引着社会奔向新的极端之极端。如果说上一次是是文化意识上的伤根性激荡的话，这一次则是社会价值系统层面的掘根性意义的涤荡。陈忠实先生于民族革命演进历程中以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眼光，向后看了20多年，此一看，凝结在《白鹿原》中，就是朱先生对文革前瞻性及未来的一看，彼此同理。
站在朱先生整体性审视社会演进的全然人文立场上，回顾百年中国历史，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走了一条去民族文化根性的道路，亦即道统主导精神剥离的道路。当下之社会乱象，源于百年前的历史性文化流变之偏颇性的长久积聚。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取得了物质建设巨大成就之下的清醒的理性认识，一定程度上民族的精神家园依旧处在丧失中，所幸民族文化的生命之强大，虽历遭浩劫，依旧在民间有完整的保留。从另一方面来说，华夏民族能够在动荡的全球政治态势下，在社会演进的种种激变中完成平稳过渡，亦得益于民族文化“和合”精神及气度的伟力。
民族文化复兴，朱先生这一长久的期盼，在流离失所的百年后，终于有了一丝希望的重燃。这是我们民族尊重历史，崇敬祖先，科学客观的选择，走了一百年弯道后的必然选择，更是回归正道遵从天道调和的选择。今天，陈忠实先生的文化忧虑依旧有着警示意义，西方文化实用功利思潮依旧在空前绝后地涤洗着中国年轻一代的大脑，民族文化根性的重建，依然还在路上。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历史发展之内在规律早有考察，他认为文化历史不能割断，必须对已形成的传统有继承，有沿袭，有损益。而日本明治维新就是走了一条这样的路，保持并弘扬了大和民族的传统同时吸收了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
而百年以来长久的文化断裂之后，今天我们对于民族文化进路的选择，则是陈忠实先生20多年前的前瞻性反思的一个完美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