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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的《下弦月》中，一个人在巨大的冬夜奔走。他奔走于匍匐的小城、陡峭的深涧和辽阔的原野，奔走于异常崎岖的路上。这个人的奔走是亡命天涯式的，他只为求得最基本的生存，却一次次遭遇到致命的危险。他找不到归途，只见塞外无际，来日漫漫，奔走似乎成为他今生的宿命。在严酷与阴冷中，一轮下弦月出现，它淘米水一样的月光可否暂时安顿那颗奔走的心？

这是吕新式的寓言。吕新是中国当代重要的先锋小说家之一，1986年，20余岁的他带着《那是个幽幽的湖》走上文坛，引来一片惊叹。从此吕新创作不绝，30年来，他以自己的创作建构起一个庞大的“文革”博物馆，那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岁月与此间人的身心裂变尽在其中。庞大本身不能构成其与众不同之处，吕新的小说显现出关于这段历史的洞见，他在探查一个深藏不露的神秘节点，并发现其中隐含的各种意义。按照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的观点，这是小说家对于小说的中心的寻找，小说的主题和中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吕新的小说主题似乎是“文革”，而其中心却是探寻历史与时间的真谛，裸呈人的心灵荒原。吕新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及其中心之间的距离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精彩之处与深度。在这个意义上，吕新的许多小说都是探寻小说中心的杰作，《下弦月》也不例外。

吕新似乎要逼近人性中最难言说的部分，存在变得疼痛难当。读《下弦月》，你仿佛置身一个巨大的冬夜，严寒难耐，大风肆虐，食不果腹，随时可能面对不可预知的暴虐。小说一开始就对大风进行了书写：风很大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风里的土竖起来，变成一块又一块的黄布，风刮到哪里，那些层叠错乱的黄布就在哪里就地展开，尽管每一幅都不厚，却也足以把好多东西都遮挡在布的那一面。“冈上的风整齐地合唱着，像是一架巨大的无边无际的风琴在黑暗中演奏。”这是一场自然的大风，也是一场政治的大风，它将许多人莫名地裹挟，并把那些美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这场大风里的人的脸都扭曲得可怕。林烈是这场大风中被扭曲的人之一，他选择了奔走。他在奔走的时候不忘对这场风暴进行深刻而理性的深思。他认为事情的顺序应该是自上而下地开始的，就像一座塔，先是在最高处的塔尖上有了一些细小的动静，这一回，它直接从塔尖直达塔底，底下烧着了，火热和浓烟一层一层地往上走。他也对历史中洪流与个人的命运关联、大的历史风暴与小人物的关系进行深思，这是一个清醒的奔走者和思考者。

林烈以及吕新笔下的诸多知识分子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政治风暴中受挫的知识分子，把这些知识分子放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中考量，其价值与特殊性才会凸显出来。他们是一群未完成改造的知识分子，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苦难中改造、反思，坚韧地活着。他们往往是哲学专业出身，甚至还有留学经历，比如《下弦月》中萧桂英的丈夫胡少海、《掩面》中的父亲，他们的个性化思想总使他们带着怀疑的思考的眼光看待理解包括革命在内的一切，然而，席卷一切的政治风暴却只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驯顺于组织。他们和张贤亮《绿化树》中的章永璘有相似，又有不同。章永璘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完成了改造。而吕新笔下的知识分子则未完成改造，他们与那个特殊年代的矛盾激烈。正是因为他们的改造是未完成的，所以他们是一群掩面者，一群追寻者。《掩面》这个小说题目也可以看作是吕新笔下知识分子的形象概括，而寻找则是他们共同的命运，《掩面》中的少女在寻父，《下弦月》中的妻子在寻夫，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所有的追寻都是徒劳的。与此同时，吕新笔下的知识分子更具自我约束和冷静反思的特点。较之章永璘三斤土豆换老乡五斤黄萝卜，占老乡两块钱便宜的行为，曾怀林去农场买菜但未动小聪明则显得更为理性。徐怀玉在刮猪皮时认为自己和胡少海在仓库里偷刮羊皮的行为一模一样，她的反省带有精神性忏悔的特征。

张贤亮和吕新笔下的知识分子都得到来自民间的力量，不同处在于，章永璘并未从精神层面上真正得到马缨花的照耀，而林烈却从黄奇月那里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救赎。在林烈走投无路时，在读者也感觉到一种窒息般的压迫时，黄奇月出现了。在读《下弦月》时，你一直期待着一轮下弦月的出现，但是它一直没有真正出现，只是阴沉的天、黑暗的夜。吕新以月为这个人物命名，自然暗含着某种隐喻。他在小说《后记》中说：“写到第四章的时候，多出了一种期待，因为黄奇月很快要上场了，而他一出来，那一带的山区就会敞开，哪怕只是微微地敞开，哪怕只能容纳一个人，原先的秘密也就不再是秘密，会被更多的人看见。”黄奇月是林烈在深涧下放时一个生产队的队长，林烈在逃亡中被熟人认出感到喜忧参半，黄奇月却很尊重地叫了他一声林老师。显然，黄奇月是让林烈活下去的最重要的因素，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一出现，就出现了月亮，尽管这月亮只是下弦月。“他们走着，在淘米水一样的月色里悄悄走着。”黄奇月救了林烈，给林烈找住处，送来粮食，把全家人舍不得吃的饺子拿给林烈吃。小说中最重要也最具隐喻性的一个细节是，黄奇月想给林烈找一盏灯，但是林烈坚决不要，他说：“我其实早已经适应了黑暗，你忽然给我拿来一盏雪亮的灯，我还不习惯呢，我会害怕、惊心、不踏实，会觉得有无数双眼睛都在看着我，我会连觉都睡不成。”“我这样的人，还要什么亮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是黄奇月格外珍重的人，因为他曾经给自己所在的生产队的孩子们当过老师。林烈与黄奇月的关系就是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黄奇月与月亮的关联性就在于民间的精神力量。因此，在小说结尾处，吕新这样写道：“月亮出来了，又一个下弦月，又是那种淘米水一样的月光。”“世界，你这个苦难的人间啊！”

吕新的小说向来以隐喻见长，大风、炊烟、阴沉的天空、冬夜、月亮和糖等意象既充满隐喻，又具有结构功能。《下弦月》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20余万字仅写1970年冬天的人事，这是“文革”的午夜，而来自民间的那轮下弦月则是暗夜惟一的光。这部小说的结构独特，由第三人称叙述的主线、回忆性的文字和第三、六、九章中供销社岁月的副线构成三个重叙事，又由下弦月的意象将它们统摄起来。事实上，回望吕新的创作，每一部作品的结构都很独特。正是因为变幻的结构和独特的语言，吕新一直被看作标准的先锋，然而，在我看来，吕新的先锋是天然的，他的小说就是天然而成，从一开始就出其不意，但是在吕新，你又觉得这就是他，小说在这里不得不如此。恰如尤奈斯库所说：“所谓先锋，就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