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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湖往事》是吴尚真历经5年艰辛创作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康平卧龙湖为故事延展的中心，以极具地域特色的淳朴语言讲述了辽北蒙满汉三个民族团结一心，英勇抗击日寇的感人故事。小说在文本构思、人物形象和语言艺术等方面均体现出“陌生化”艺术创作的特点。

首先，《卧龙湖往事》呈现了一个陌生化的文本世界。我国的抗战文学始于日本侵华，从初始到现在，出现过许多表现抗战的文学艺术作品，虽然优秀之作不可枚举，但抗战文学仍需进一步发展和开拓。

《卧龙湖往事》按时间顺序，讲述了刘卓伦、龙格珞、高仁堂等主人公，团结各族人民，抗击日本敌寇入侵，浴血奋战，最后取得胜利的英雄故事。坦率地讲，这种类型的故事要创新，要给读者带来新奇感，很不容易。但《卧龙湖往事》却成功地以“陌生化”的文本世界谱写了一曲辽北人民英勇抗日的英雄赞歌。

文本世界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卧龙湖往事》虽然紧紧围绕抗战这一中心展开，但它涉及和包含的内容非常之广，一些情节如“铲了烟田”、“典妻”、“骑碾坨子冻宫刑”、“打仗用了妖法”、“蒙汉通婚”是以历史的、民俗的、风俗的、迷信的、宗教的形态，在“陌生化”的形式组合下与小说的文本世界共存。由于这些情节的推动，小说取得了“陌生化”的效果。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在《卧龙湖往事》中，作者让小说故事集中发生在辽宁北部康平这块残存着蒙、满、汉三种文化形态和民俗形态的土地上，其中杂糅的民俗文化足以让读者对辽北古朴彪悍的民风和生动有趣的习俗心生好奇感。小说以民国初年到伪满时期为时间跨度，呈现了一个又一个“陌生化”的情节，引领着读者进入《卧龙湖往事》的文本世界，去体验抗战英雄的悲欢和仇怨。

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反英雄”刘卓伦的人物形象。“反英雄”是与“英雄”相伴而生的。《卧龙湖往事》中的英雄形象是共产党人高仁堂。他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沈北纵队司令。“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团结组织蒙满汉人民武装反抗，转战于卧龙湖的冰天雪地，威震辽北。他带领抗日义勇军与日寇周旋，多次粉碎日满联军对康平卧龙湖的扫荡。面对日本敌寇的残暴，面对汉奸的投敌，他宁死不屈，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大部队的突围，牺牲在辽北大地，彰显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

“反英雄”是与传统的英雄品格和审美观相对抗的一种角色，反英雄的概念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就存在，《伊利亚特》中的阿克琉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都是反英雄。在《卧龙湖往事》里，“反英雄”的形象是刘卓伦。他年幼时成了孤儿，与猪同吃同睡，后来被土匪头子苏老狼收养，做了小匪。苏老狼死后，他接受官府招安当上了保安团长，成为“刘大匪”，伪满时期升任康平县临时执政。日本人的入侵和残暴唤醒了他的民族意识，他投身到抗日武装斗争中，成为康平县民众抗敌委员会的总指挥。刘卓伦从土匪、保安团长、伪满官员到抗日部队总指挥的一系列身份的转变，以及他的话语、行动、思想，体现出人物边缘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一方面造就了刘卓伦“反英雄”的形象，另一方面燃起了读者对其命运的思考。

作者没有将刘卓伦塑造为身份属性单一的人物，目的就是要“让作品和读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读者在感受作品的过程中受阻”，以提升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在阅读体验中，打破了对传统“英雄”形象的认识。可以说，刘卓伦这一“反英雄”形象的塑造是最成功、最饱满的。

小说使用大量辽北特色语言，给叙事带来了陌生化的效果。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认为文学语言的特殊规律在于它以各种方法使普通语言“变形”，在文学手段的压力下，普通语言“被强化”。《卧龙湖往事》的作者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基础之上，用具有浓郁的辽北特色的文学语言讲故事，获得了丰富和独特的表达。例如，作者描写卧龙湖的腊月时，“天嘎巴嘎巴的冷，哈气成霜，泚尿成柱”。这句话是对辽北冬天的生动表现，因天寒地冻所发出的一系列清脆的声音被夸张、被强化，表现出粗犷和野性之美。

当然，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是一个相对的命题，我们参照的是文学传统语言和普通语法规则。作者吴尚真在《沈阳日报》做记者，写过300多万字的新闻稿，他完全可以用标准的文学语言进行创作，但他选择使用辽北特色语言叙事，目的是在对普通语言风格的“变形”中，造成“陌生化”的效果。

另外，小说中的很多人物用方言交流和对话，这也是“陌生化”艺术的表现形态。方言的使用能够传递小说中人物的地域身份，更能表现作者的故土情怀。吴尚真是康平人，他在康平农村度过了童年，辽北方言是他最熟悉、最亲切的家乡话，用家乡方言创作是对拘谨和规范化的书面语的偏离，却是向“陌生化”艺术的靠近，更是大胆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