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八十年代登上文坛的先锋作家中，吕新是特别的一位。吕新富有诗意的语言、准确而细致的描写能力以及其结构故事情节的方式，都使得他的小说与众不同。吕新小说最令人深刻的就是他出色的语言能力。同为山西作家的李锐曾这样评价过吕新，他说：“吕新的小说读得多了,你会觉得他那样运用语言——他那种独特的和语言相处的方式,纯粹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淌。和许多‘先锋’小说不同,吕新的语言没有那种试验室操作般的机械和生硬,也没有那种被理论的鞭子驱赶如被动和怯懦,当然,更没有那种为了争当‘先锋’而‘先锋’的粗鄙的庸俗。吕新就是吕新。吕新静静地躺在自己不曾被污染的纯净当中,一任语言的溪流涂徐远去。” 吕新就是吕新，从未刻意为先锋而先锋、为艺术而艺术，而是让沉实深刻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在内心中一遍遍咀嚼，一次次过滤，一层层沉淀，继之酝酿出散发着时间味道、生命光泽、思想质地的文学精品。《白杨木的春天》如此，《下弦月》亦如此。

一

作为一名较早以“先锋姿态”进入文坛的作家，吕新早期作品中那种通过叙事策略来与读者刻意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不可避免。先锋文学的另一位参与者刘恪曾基于自己的创作经验，在一本介绍先锋文学理论的著作——《先锋小说技巧讲堂》中，对先锋文学所显示出的种种姿态做出了概括式的总结。他将先锋文学分为以下几个类型：意识流、荒诞、元叙述、碎片与拼贴、戏仿与反讽、变形与魔幻、迷宫与含混、互文与陌生化等。 按照这种划分，作为先锋作家的吕新走的应该是“迷宫与含混”这条路线，而事实上，吕新也正是以这种姿态出现在文坛上的。在他的第一部作品《那是个幽幽的湖》中，这种姿态就已经展露地很明显。在小说中，吕新将山西雁北地区置于一个充满悬念的叙事语境之中，使一种充满神秘感的虚幻与幽远成为其小说中的主色调，这种神秘感也成为了吕新前期小说的那种诗化语言的主要来源。长期以来，吕新一直在打造一座语言的迷宫。在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掩面》中，吕新驾轻就熟地构建出了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迷宫。他通过故事中的六个讲述者不同的叙述，建构出了一个曲折复杂而又立体的历史图景，使读者无法一眼看穿小说中女儿寻找父亲这一故事线条背后的始末。随后，他又在文中刻意设置了许多空白点，而填补这些空白的却只是一个个含混不清却又相互纠缠的符号，甚至连故事的主人公也不具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和形象。他更多地只是一个通过不同人的叙事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个个抽象的片段。这样一来，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和历史事件的严肃性就被这些符号所消解，进而失去了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力量。虽然《掩面》看上去像是一部故事情节相对完整的小说，但它本质上却是由叙事驱动的，吕新从1980年代以来的一而贯之的那种叙事要求仍然表现的十分明显。

但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吕新已经渐渐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弊端。这种距离的保持会使得自己的作品越来越远离正在发生着的现实，甚至远离小说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这样一来，小说文本本身就会成为蜕变为一个能指的集合，而失去了其所指，继而成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符号。它在阐释空间被无限展开的同时，也失却了其来自历史事实的撼动人心的力量。同时，这种完全符号化的运作也使得小说对现实的指涉性以及机能性在作者叙事的迷宫中被耗尽，从而无法与历史、与当下、甚至与未来形成有效的对话。而正如评论家对吕新的评价一样，他不但是一个“真正具有‘先锋’品格的作家”，还是一位“具有深厚本土体验和文化体验的作家”， 他无法对自己小说中所文学化了的现实世界采取一种完全漠视的态度，否则，他也不会成为那个“第一个让世界知道晋北山区的作家”。 吕新的这种对于现实的关照和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促使他毅然放弃了曾经驾轻就熟的叙事迷宫，转而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走去。《白杨木的春天》则成为了他向着现实和历史深处的第一次注目。

在吕新2010年发表的《白杨木的春天》中，吕新放弃了对于叙事的执着，开始向一种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书写模式回归。叙事不再成为唯一能够决定小说及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因素，而且情节的设置、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在这篇小说中又重新找回了它们对于小说整体的决定性意义。有研究者甚至将这部小说看作是吕新文学创作“转型”的标志。 与稍后的《掩面》相比，在这部小说中，吕新没有将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单纯地看作是一个符号。《掩面》中那个看似真实存在却又面容模糊的“父亲”的形象在《白杨木的春天》中则是一个具象化的，在文革期间下放基层工宣队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也尽力使之有血有肉：他没有像《掩面》中的“父亲”一样，是任何他者口中的“孙渡”、“黄晟”、“白莽”、“刘高张”，而是有了一个能够统摄自己一切行动的名字——“曾怀林”。在“曾怀林”这个名字的统摄下，无论是在晚上偷偷地炼猪油还是从农场磅秤员手中购买低价青菜，小说主人公的任何行为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这部小说里，故事的主人公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符号，而是被还原成了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在灾难岁月里“真实”的知识分子。他卸下了以往伤痕、反思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光环，在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灾难中他的全部愿望就是悄无声息的活下去，一点猪油、一蓝青菜、一个焦黑的土豆就是他眼前生活中最迫切得到的东西。小说更多地谈及的是人在灾难岁月里切实的生存问题，曾怀林和普通民众一样，关心的是如何最低限度的养活自己的两个孩子，保障他们的安全，让他们、也让自己活下去。作者很少强调曾怀林“知识分子”分子的那一面。是啊，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忍受别人对自己毫无尊严的裸体检查？怎么会像个哑巴一样在林子的消极避事？恰恰是作者对曾怀林“知识分子”光环的卸除，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历史情境中的人和事，一切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他行动的神秘性就被消解了。同时，在这部小说中，曾怀林这个名字的能指和所指高度合一，并不断地在故事情节中与周遭环境发生着互动，这也成为了这部小说中那种深厚的现实感和浓重的诗意并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无论是早期热衷于营造叙事迷宫的吕新，还是转而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走去的吕新，其观看世界的方式都使他对历史的反思更加深沉。在吕新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下弦月》（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年10月）中，吕新延续了他在《白杨木的春天》中对文革的思考，并且将思索的触角伸向人性更加隐秘的角落，对文革中人物的心理及造成悲剧的各种非理性和偶然因素做出了解剖，让我们对这场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挟裹其中的历史灾难发生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这部小说中，吕新回到了他所熟悉的雁北小城，那个满目都是苍凉的景色、“不长水果的苦寒之地”。时间是寒冬，这就使得那些铅色的风景和黑黄的人显得更加萧瑟。小说题为《下弦月》，冬夜里有月光，但却只是月亮东边的半圆，月光也不是那么皎洁，而是像“淘米水一样的月光”，不经意间为本就不太鲜明的世界笼上一层朦胧的色彩。小说共有九章，分别为“冬日黄昏”、“两个女人”、“上深涧，胡汉营”、“在淡黄的街景里排队等候”、“去柳八湾，兼送老舅回家”、“亮在丘陵与山冈之间的煤油灯”、“童年的武器”、“除夕夜在医院遇到朱槿”、“仿佛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其中五章都涉及到“黄昏”或“黑夜”。在这忽明忽暗的晋北山区里，有多少人等候在他们各自悲喜交加的家庭里，思索着如何毫不起眼地卑微的活下去。在孤独和绝望中，他们那轮在冬夜里静静散发着并不温暖的光的下弦月也许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下弦月》的故事主线并不容易看清，因为其中混杂了老舅、石觉、小山、小玲、小石头等人的故事，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关系链、各种回忆穿插和人物心理的心理活动等的加入也让故事链不再完整。事件发生的背景环境也吕新独特的非逻辑性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中被虚化，读者必须经过一番推理才能发现故事的起因是林烈因为年轻时提了意见而埋下了日后运动中被整的祸根，此后的十几年里林烈再也没有过过安稳的日子，直到最近一次因威胁性命的危机而导致他踏上了逃往之旅。一次次的变故让林烈和他周围的人陷入灾难，他一次次地“被改造”，妻子怀玉和孩子小山、小玲等被监视。林烈不曾想到年轻时一次无心的龃龉会像霉菌一样在人性阴暗的角落里寄生、滋长，直到“铺天盖地的风暴来了，运动来了，机会也就来了”。小说中住在怀玉一家隔壁的石觉对这一点体会的更深，他在被整后的多少个日夜反复回想过自己究竟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错误，最终他锁定了那件再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他曾经当着一些女人的面指出了单位一把手在报告中的一些简单的错误，让一个体面的男人在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尤其是在很多女人面前，而他本人完全没意识到。直到多年后运动来了，那些怨恨的种子就会拱破地面，平时你再不以为意的人都能够成为拨动你命运琴弦的人。文革中的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什么线路问题，立场问题，完全是个人恩怨在作怪。你得罪了别人，别人就会借势整你，不是他本人划着一叶扁舟在和你单打独斗，在明显地报复你，在江心深处劫杀你，而是把你送到一艘时代的大船上去，让你误以为你和整个形势有关，和那个巨大的时代风暴有关。” 这实在是一种高明的办法，个人恩怨完全隐藏在时代的大麾之下，他们借助宏大的政治话语宣泄多年来隐藏在个人内心的愤怒。

吕新在对日常实的叙述中发现了历史中的偶然因素，个人的恩怨和人性中的往往会借机发酵，这是在以往反思文革的作品中所没有表现的。吕新所看到的历史与很多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有很多人都描述过他们各自眼里或者观念中的历史。但是，我眼里或者记忆中的历史却并不像很多人观念中所以为的，或者他们在别的书里所看到的那样，我只是想尽可能地叙述一段相对真实的岁月。今天的人们，喜欢不负责任地夸张，喜欢把一切都妖魔化，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一概都要推向极致，喜欢把一个人或一件事情说得一惊一乍，鲜血淋漓，似乎只有那样说了，写了，才是所谓的真实。我真的觉得很轻薄也很浅薄。” 吕新眼中的历史更多的是由那些“用手捂着脸，坐在黑暗中”平静却又绝望的人们组成的。那些残酷的历史和悲剧的命运不过是“太阳下的风景”，是灾难岁月里人类生存的“常态”。人是最坚韧的存在，在历史齿轮的碾压和磨合中，只要还有一点月光证明他尚在人间，他就能够在这齿轮的缝隙中继续存在着自己，这就是吕新小说中“平静的绝望”和“绝望中的希望”。吕新说，“将近十年前，也可能早一些，或者稍晚一些，一种堪称巨大的东西来到我的心里，那是一种无比沉重的东西”，“我也看到了我想要表现和书写的东西，很多年它们汹涌澎湃，却又暗无天日，凄苦而又不无激情地奔流在各种东西和各种人事的上面。而现在，原本黑黢黢的原野和山川一瞬间被照亮，绝大部分的东西都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寂静的时刻，人声鼎沸的时刻，漫长的黑夜，晴朗的艳阳天，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发出昭示。” 我想这就是吕新对文革中普通人（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在残酷的风暴和现实的生活中，在文革的窒息和压迫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根本就无从谈起。曾怀林们和怀玉们可以不为自己活着，但他们还有别的牵挂，如何供得起孩子们的衣食温饱，如何从油脂被刮的干干净净的猪皮上炼出一点猪油来，如何从边缘溃烂的菜里挑选出“一小捆新鲜碧绿的菜”来为孩子们增加营养就是他们整日奔忙着的目标。物质生存的严峻已使他们疲于奔命，遑论精神上的“漂泊”。《下弦月》和《白杨木的春天》一起成为一种对现实的富于诗意的猜测的否定。

三

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吕新一直在以后现代的语言经验处理乡村世界，他也是首先致力于为乡土叙事注入现代、先锋意味的作家之一” 。陈晓明认为：“吕新是最早解决乡村叙事和现代、后现代主义关系的作家，在对现代、后现代语言的借鉴和使用的基础上书写着乡村经验，他的作品中既有传统的、民间的韵味，又有现代的、先锋的意味。”

先锋小说的语言由于所指的单一与固定使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语言弹性减弱的问题，而吕新却“通过增加所指的数量和密度打破其固定性引起的单一、直接、僵化的反应,恢复语言的弹力和丰富蕴含”。 试想，在雁北山区的大风天中如何表现远处城中几个人影的行动？如何用语言表现出风沙扑面的那种感觉？重点是如何凸显出在风沙中移动的艰难？吕新这样写到：“下午四点多，不过说不定也有可能已经五点多了，风小了一些，不再迷眼，北门外那一带忽然出现了几个小黑点……风很大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风里的土竖起来，变成一块又一块的黄布，风刮到哪里，那些层叠错乱的黄布就在哪里展开”，“那几个小黑点就是在风小了的时候出现的，在北门外灰蒙蒙的街上，很显眼的露了出来，猛一看，一动不动。就像是被人用锤子钉在了那里。仔细再看，才看出它们其实始终是活动着的。一拱一拱的，一直都在朝前走着。” 这就是《下弦月》的开头。吕新不仅用“黄布”、“像锤子钉在那里”写出了风的速度、密度和力度，还用像虫子一样蠕动的姿态“一拱一拱”写出了行人的艰难移动的样子。这些词语的组合和运用不仅体现了吕新对语言的把握能力，还体现出吕新想象力的发达。在吕新非凡的艺术想象中，黑暗可以变成有形的叹息：“一个更小的黑影在黑暗中漂移着，从灶台与窗台之间的那个角落里摸到火柴，嗤的一声划着。灯一点亮了，他明显地感到先前的黑暗顿时矮了下去，分成若干种叹息，朝四周退去。” 吕新还原了语言的质感和肌理，让语言具备了丰富表现力和延展性，使读者感受到了汉语本身的美感，真可谓“一语天然万古新”。在怀玉和她的好友萧桂英结伴出去寻出逃的丈夫找林烈时，吕新还用素描般的笔触为这两个在寒冷的冬日奔走异乡的女子画了一幅肖像画：“她们两个人的头发都是乱蓬蓬的，萧桂英的头发上甚至还沾着两根黄色的草叶” ，“我们……这个年龄的……女人，已经……不讨人……喜欢了”，又冷又饿的萧桂英此时正在寒风中吞咽着她和怀玉刚从供销社里买来的几个饼，“萧桂英艰难地说完这句话以后，嘴里的东西已经把她噎住了，她的头往前伸了一下，接着又腾出一只手去捶打自己的腰。怀玉看见她的喉咙那里坚硬而又缓慢地往下滑动了一下，再看她的眼眶下面，已有几滴泪憋了出来。” 受到冷遇的她们原本是该委屈的时候，但身体上的寒冷和讥饿让她们无暇顾及自己的体面，谁能想到这两个多少有些狼狈的女人是有文化的人民教师而不是普通的农妇呢？从吕新这些形象化的语言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怀玉和萧桂英内心的焦灼。

吕新笔下的风景多带有“铅色”。“树影在外面簌簌地乱动、摇晃，让白麻纸的窗户变得斑驳、眼生，很像是窗户上开满了黑色的花枝，多少有些超出了人间的家庭所应有的景象。天又阴了，站在门前，看见整个世界都是铅灰色的。” “乌麻乱道的天色越压越低，锅盖一样盖下来，旷野上一个人也没有，冷风呼喇呼喇地从脸上刮过。” “隔着一片人们平时行走的空地，正对着供销社方向的南边有几间低矮的黄泥的房子，房顶上全是一两尺高的枯草，外面的山墙也剥落的很厉害，露出里面的一片一片的石头或原始的土坯，像是春天时狗腿毛的那种样子。” 吕新认真地勾画出晋北地区萧瑟苦难的风景。在这片铅色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也是“黑黄”的，“耿三？他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张焦黄的脸，几个门牙又宽又长，像马牙，拄着双拐，披着土黄色的军大衣。” 在这片苦难之地生活已经不易，然而时代的风暴并不因此就不会席卷这块土地。曾经穿着高跟鞋、连衣裙，有着修长的手指、波浪般的卷发和美艳容颜的朱瑾在运动中变成了一个“形容枯槁的女人”，她“瘦削，憔悴，高高的个子”，“脸色苍白，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棉大衣”，笑起来却“露出一排缺了两个门牙的牙齿”。曾经像女王般骄傲的朱槿变成了一个可以倚着污迹重重的、沾了“鼻涕、眼泪、风干了的血迹”的墙面的倒卖蜂蜜的女人。这怎么不让人感到凄凉，吕新本人也表示《下弦月》“是自己怀着悲凉的心情创作出来的作品”。

吕新小说中奇特的句子和富有神秘意味的意象既是作家的语言天赋和艺术感受力的产物，也是受到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不管其他人曾经怎么看，现在怎么想，光辉灿烂的西方文学，拉美文学，当年我喜欢，接受过它的滋养，至今依然如此。” 吕新始终像福克纳一样，对所表现的事物和感觉细致认真的做着比喻，力图传达出最恰当的描述它的感觉。罗兰·巴特认为：“风格是一种必然性,它使作家的性情同其语言结合了起来”，吕新独特的语言风格的形成还是其先锋精神内化的结果。有评论者指出：“实验小说、先锋小说所带入创作的那些新技巧新叙述方式，并不是艺术形式的一种主动和自发的演进，而是‘观念’的产物；换言之，只要一个作家及时地更新自己的‘观念’，他就完全能够做到实验小说家、先锋小说家做到的一切。随着实验小说、先锋小说的延续，人们愈益发现，这些作家未必真正理解了他们操作和摆弄的那些形式技巧；他们生硬地停留在形式技巧的外部，取其形而遗其神，甚至在‘形似’这个层面也显得支离破碎、一鳞半爪”。 正如吕新从《那是个幽幽的湖》到《下弦月》这一过程中所显示的变化一样，先锋精神的内化和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回归使得吕新不再纠缠于如何叙述这个故事，从叙述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作者将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了对小说中怀玉、林烈、黄奇月、小山等人物的刻画与塑造之中；而曾经参与建构语言迷宫的经验又使得作者能够站在更高的维度来对文本中的背景、人物以及其行动进行审视，从而达到一种洞若观火的效果。正是这种洞察，使得吕新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灵和精神的挖掘比其他一些作家更加深刻，其在作品中所表达出的那种对于人性的观照也来的更加温暖感人。小说中作家不仅对主要人物林烈、怀玉、小山等人予以了关照，让林烈在走投无路时遇到黄奇月，找到了一块得以藏身的地方，就是对小石头、朱瑾等人作者也给他们送去了一点温暖。女主人公怀玉在粮食并不充裕的情况下，还是在除夕夜努力做出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款待不善生活的石觉父子；更在遇到曾经的“情敌”朱瑾时买了她一玻璃杯蜂蜜。

以先锋作家的身份登上文坛的吕新在《下弦月》中收起了那种随着形式感而产生的尖锐和隔膜，而是以一种谦逊而诚实的姿态来书写一种生活的本真。尽管《下弦月》的故事链依然不那么清晰，但这不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么？“在你睡觉的同时,有人正在理发,有人正在写信,打水,洗衣服,心里在想一件事情的同时,还可以想着另外几件事情。生活就是这样。” 在《下弦月》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正如有人评论吕新时所说的那样，“作家必备的本领就是能从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中发现闪光点，并把光焰放大。” 这是个充满喧嚣的时代，读者们对于文学中的夸大、扭曲、媚俗已经习以为常。在这个时候，吕新能够站出来，并且写出《白杨木的春天》和《下弦月》这样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先锋的态度。吕新曾坦言：“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世界上有那么多我们看来是不应该的事，每天不也都照样发生着，合理的存在着吗？我们只能目瞪口呆，最终还得慢慢习惯。” 这种对现实宽厚而又不乏能动性的态度正是对于当下社会上和文学领域那种充斥在各处的暴戾之气的一种反思。

“一任语言的溪流涂徐远去”。吕新在书写小说的同时，也在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当下文学图景的审美范式。这种审美范式是吕新个人的，同时也具有一种与作品人物、与现实、与读者充分沟通的特性，这也正是《下弦月》这部小说的先锋性所在。正如吴义勤指出的，“他的语言,他的想象,他对形式的敏感都使他在先锋作家中独树一帜” ，吕新是一个能够呈现文学史意义的作家,是一个真正具有先锋品格的作家。继《白杨木的春天》之后，吕新《下弦月》的出版让我们再一次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独特的审美叙述风格。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