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首先赞赏了“轻”的价值，他说：“每当人类似乎被宣告罚入重的状态，我便觉得我应当像珀尔修斯那样飞入另一个空间。” 这种认识来自于在米兰·昆德拉那里明确建构出来的，强调小说文体本身的欧洲小说传统，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正如布洛赫所说：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 它期望小说家在无序的生活之外构建一个陌生的、游戏的秩序，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庞杂、沉重的现实生活之外的可能性。珀尔修斯借助“镜中的影像”避免了对美杜莎的直视，在这一神话对小说创作的象征意义中，“镜中的影像”无疑就是体现小说文体本身的核心元素——虚构。虚构因此成为小说家的首要本领，似乎对中国的先锋作家而言尤其如此。然而毕竟卡尔维诺是依照自己个人的审美观，有意识地抽取了世界文学中的样本，“轻”的价值熠熠生辉，但它也只是小说美学的一个侧面。倘若换个角度来看，某种意义上“轻”也是对现实的逃避。在这一小说传统之外，还有一种同生活血肉相连的写作，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一部小说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确实试图表现生活。”

吕新最近的长篇小说《下弦月》里有一种刻意的沉重。它表面上体现在结构上的复杂、故事中隐晦的象征与暗示、叙述上多重视角的变化、多声部的叠加以及语言上精致与滞重的并存，实际体现在作品整体上隐喻出来的悖论——一个被时代湮没的人如何思考这个时代。

故事的主要线索是独自一人照看三个孩子的怀玉在朋友萧桂英的陪伴下，外出寻找文革中为躲避迫害而四处流浪的丈夫林烈。在“游戏”的意义上，本该是一个情节跌宕起伏的历险记，事实上，寻找和逃亡的过程都是平淡无奇的，故事的主体是那个物质贫瘠的时代，而故事本身也犹如时代一样贫瘠。小说开端叙述的景象似乎是这种整体布置的象征：

“下午四点多，不过说不定也有可能已经五点多了，风小了一些，不再迷眼，北门外那一带忽然出现了几个小黑点。”

“风很大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风里的土竖起来，变成一块又一块的黄布。”

这是一个模糊了时间和地理坐标的故事，人物像一个个不起眼在小黑点在背景上忽明忽暗，漫无目的地行走。因为不明方向，他们害怕暴露自身，它们恐惧光明，反而习惯黑暗甚至热爱黑暗。他们没有鲜明的个性和面孔，吕新不过在作品中汇集了众多那个时代的典型形象：小山、小美、小玲、石头、存存这样老实、无辜、脆弱的孩子，启明舅舅那样不起眼的普通百姓，老舅那样有志难酬的青年，胡木刀那样在宏大政治运动中小小的牺牲品，陈美琳那样的被人嫉妒、打压的“破鞋”，万年青那样阿谀奉承、浑水摸鱼的干部，叶柏翠那样生活在僵化的口号中、极力克制自我乃至将自我塑造成为工具的干部等等。即便几个主要人物如怀玉、萧桂英、林烈、黄奇月等人也都没有不平凡的经历，因为故事的主体不是人物，恰恰是背景，而很明显，背景就是文革的时代。

吕新曾说自己“百分之八九十的小说都是以六七十年代为背景的。” 在《下弦月》里，他没有虚构背景的意愿，他要书写的就是背景本身。这一背景的基础由无数个细腻、琐碎的有关物质的日常行为构成。例如在一场倒卖蜂蜜的交易中：

“怀玉告诉朱瑾，这事不能硬来，千万不能像拔萝卜一样想把杯子一下子拔出来，那太不可能，弄不好只能把杯子弄碎。应该用大拇指顶住杯子的底部，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上推，往出挤压，等到 杯子从口袋的口上漏出一截后就好办了，应该一下子就能抽出来了。”

漫长的叙述似乎将两个人生命的全部都浸泡在一杯粘稠的蜂蜜里，人的价值被物质湮没。同样，林烈的思考抵不住香烟的诱惑，他的哲学被土豆在严寒下的保存方式和水饺的做法占据。《下弦月》的时代背景是复杂、巨大、强力、坚实的，所有人物的话语和行为都像针线一般一道道在背景上穿梭，他们在黑暗中探寻光明出现的可能，话语和行为本身却被织成阻碍光明的幕布，各种挣扎只使得幕布更加细密，直至密不透风，遮挡住全部的智慧的光亮。

对吕新而言，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生活本身，而作品内容就是生活的实质，他的作品本质上是记录而非探索，对他而言，似乎不存在借助小说逃离现实生活的可能。他直面的现实生活几乎全部是由过去构成的，而未来也将被过去充斥，换句话说，回忆只是现实的回忆，而未来也只能是现实的未来。在他那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是稳固的，它们甚至早已融为一体。吕新渴望自己被“石化”，正如他在小说中尝试用各种风格和视角定格“文革”那个时代，因而他要故意丢弃手中的镜像（作为先锋作家他当然深谙虚构的技巧），直面美杜莎。如果说先锋作家普遍重视小说文体本身，对吕新来说，内容无疑更加重要。他曾说：“我现在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内容是在左右着形式，决定着形式。” 现实只能从过去的伤疤中生长出来，而未来只能在现实中继续这种宿命。

或许吕新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这粗糙、单调而沉重背景淹没，因而他情愿作品中的人物化为背景的一部分。于是故事的最后，我们依然不知道林烈逃亡的前因后果，不知道怀玉如何继续生活，不知道老舅会有怎样的前途，不知道萧桂英同周校长之间有没有男女关系，不知道朱瑾的为何沦落至如此狼狈，也不知道黄奇月为何这般热心地帮助林烈。这是一个隐喻，在吕新看来，他们个人的故事并不重要，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个人的存在，每个人的故事都都遵循同一个的时代逻辑，它们大同小异。既然个人的命运充满偶然因素，再讨论因果关系也就没有意义。

那个时代似乎已经被封闭，与我们彻底隔离了，余华、王朔、王小波等等作家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他们超越并俯视那个时代，调侃、嘲讽的文字一遍一遍地淋在那个时代上。但在《下弦月》这部小说里，我们不知道叶柏翠、王主任等人是否真的是道貌岸然，也不知道万年青是否真的是大言不惭。吕新的人物不会像圭多一样“一跃就越过墓石，落到另一边，一溜烟跑掉。” 也无法“通过智力上的猜想而上升至宇宙性的思考。” 他们形容枯槁、脚步沉重，求生的本能限制了他们的“轻”，他们智慧无法超越时代，他们是那个时代背景上的针线，是它的一部分，也是为了铭记而献身的殉难品。

吕新的目的就是要把“重”落实下来。他的批判和反讽中有着不同于上述作家的一丝迟疑，原因在于故事中人物对自己滔滔不绝、义正言辞的陈述背后有着对那个时代绝对的信任，这也正如我们如今信任自己的时代和判断一般。身在当下，吕新情愿将自己留在过去，如此一来他便在生命体验的意义上获得一个问题：沟通是必要的，然而此岸和彼岸能够沟通吗？悖论之下，“反讽”的意义何在？此外，对比正在逐渐被虚拟的当下，在吕新诗意般的叙述中还有着对那片土地和唯有在苦难之中才显现出的温情和奇迹的怀念，如果全然批判，这些痛苦而绝望又该作何解释？或许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从黑暗的过去向当下照射过来的微弱的光亮，而它是吕新全部的希望所在。

天文学上，“下弦月”是月相的一种，出现在月末的后半夜。在一个未知的地点，它仅仅给林烈提示着一个模糊的时间——大约农历新年快到了。没有时间，谈何未来？林烈的后半夜注定无法入睡，他在那个时代背景上行走、奔跑、躲避。吕新为他设置一个迷宫，使他偶尔停下来思考，也只能是越来越莫名其妙。他的脚步在那上面来回穿梭，将它踩得更加结实、沉重，使它在这个时代之外的真空中不断下坠。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