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哈斯乌拉发表于1985年的《吉祥的彩练》，写的是内地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入草原之初的一小段曲折的回流，一个不大不小的生活的漩涡，以及受到时代潮流冲荡的民族关系，展示了汉族和蒙古族在生活中的骨肉相连，互相离不开的积极的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像内地一样，在牧区搞生产责任制，把牲畜包给牧民，迅速解放牧民生产力，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是党的这一政策转折，怎样结合生活实际，顺应牧区各族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和共同发展、齐奔美好生活的心理，因势利导地予以实施，这却是一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工作做深做细的课题，是考验草原基层干部的执政能力、政治素质的一场特殊的考试。在这场考试中，出身汉族的旗党委副书记翟向阳，闻风而动，跑到乌日更草原上，在布勒赫穆德（“团结”的意思）公社搞起遣返“文革”中的外来户的试点，想以此达到人畜平衡，解放草场退化问题，为牧区生产责任制的快速见效扫除障碍。在“文革”混乱的政治生态中工于心计、得心应手、得到提拔重用的翟向阳，把他推荐、提拔的刚上任的公社党委书记阿吉纳当成实施遣返外来户的“铺路石”。他的执政思路是：“三中全会开过了，谁敢不批左？”雷厉风行，趁热打铁，突击遣返，不就是迅速“和党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吗”？他实际上也意识到这件事强行实施的难度很大，但他潜意识中对权力的迷信、对政绩的追求，已经大大压倒了对群众利益的关注。他认为：“只要你横下一条心，把政权的威力摆出来，哪怕他三头六臂。马长翅膀，多少人的命运不也在你手心里攥着嘛！”于是，他软硬兼施，逼迫阿吉纳连夜宣布遣返户名单，第二天便组织卡车队，分头把57户遣返人员，拉家带口地送回原籍安置，一手在乌日更草原导演了民族分裂，骨肉离散，天怒人怨，动荡不安的闹剧乃至悲剧。

真正引领着小说所描绘的这一场草原生活风波起落的人物，是新上任的公社党委书记阿吉纳。阿吉纳一开始不显山不露水，似乎可以被翟向阳任意驱遣。但渐渐地这个初生牛犊似的年轻的蒙古族干部，在经历了一番惶惑、苦闷之后，就挺身而出，抵制了翟向阳强迫他宣布的这种盲目偏激、躁急任性、鲁莽的政令，使乌日更草原生活中这一骤然如狂风袭来的闹剧乃至悲剧逆转而为祥和的喜剧。

作家凭借其对蒙古族生活的熟悉，对蒙古族民族性格和胸怀以及解放前后到改革开放之初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准确体察和把握，以高屋建瓴、深具历史纵深感的笔触，来刻画了阿吉纳善良而公正、豁达而忍让、真情而尚义的品格，并展现其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具体地说作家是把阿吉纳置于一重重复杂而特殊的社会关系中来塑造其性格，表现其思想感情的。对翟向阳推行的完全脱离草原生活的民族情意的遣返令，他是本能地抵触、心存异议的。但他的这个上级领导，却又是对他得到提拔、任命有恩的；而且也在他父亲、旗党委书记苏格尔“文革”中落难时曾施以援手，并因此得到苏格尔的信任和提拔。这种特殊年代政治生态中形成的私人关系，不能不成为他在基层施政实践中立即作出正确选择的负累。更加使他为难并陷入内心的煎熬的，还有他与列在遣返名单第一名的公社炊事员陶进财的特殊关系。陶进才不仅是他热恋的女友、童年伙伴希吉尔（原名陶金光）的父亲（也是他的准岳父），也是他父亲苏格尔十几年患难之交的老友，现在翟向阳却要他大义舍亲，把他列为遣返名单第一名带头接受遣返。他虽然违心照办了，但内心受到的感情冲击却久久难以平息。陶进财和郭三鲁的愣小子在遣返风波中深夜失踪，在歪脖子老榆树下遇狼并自救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与阿吉纳骑着黄膘马追踪寻找失踪者并回家探望亲人的行程是平行而不相交的，但却在对陶进财与父亲苏格尔的深长的历史关系的追忆中，借着染了两代异族血泪的“铜环马绊”的故事系结在一起了。这次对汉族和蒙古族在历史的战斗和磨难中结成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的追忆和重温，给了阿吉纳在现实斗争中做出正确抉择以巨大的勇气和力量。

在依靠群众，勇敢地作出接回被遣返的汉族外来户的决定时，阿吉纳还对他与父亲苏格尔的关系——既是父与子的关系又是上下级的关系——作了一次深沉的反思和清理。阿吉纳从哺育他成长的家乡的父老乡亲那儿找到正确看待群众和干部、权利和职责的关系的启示。“他绝不能像一峰不可一世的疯驼那样横行无忌，他要把自己当作一匹驯服的骏马，凡是善良的牧人都可以驱使骑乘”。这一草原之子人民之子身份的自我确认，超越了他作为苏格尔之子的天然血缘关系的固有内涵，给他划出了维护“民族的自然交融”“只能播种友谊，不能收割仇恨”的行动底线。这一次父与子的通信，昭示了新型的父子关系在蜕变中的完成，也是丰富、深化阿吉纳性格的神来之笔。

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对阿吉纳与他周围的各个人物关系的既深且细的开掘，把他在小说中展开的生活事件、人生故事中表现出的苦闷焦灼、犹豫、彷徨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遣返外来户这一事件的发展、处理的过程中，阿吉纳由于投射在他身上的重重社会关系的牵制，内心的矛盾（包括知与行、礼与情的矛盾）几乎发展到了极致，一种哈姆雷特式的惶惑、犹豫和抉择的困难，也始终粘附在他身上。只有率先行动起来进行抵制的群众的力量，才促动他结束了内心的犹豫和煎熬，投入了把汉族和蒙古族重新凝聚在一起的果断行动。

《吉祥的彩练》这一中篇小说，由于对时代进程中的波澜迅速而独到的捕捉，对草原深处那些人物性格的复杂社会关系的显现以及灌注在小说中体现党的民族政策的先进思想、信念，深切地交融在一起，形成了至今仍鲜活地葆有的艺术生命，使我们现在偶尔读到，仍能感到亲切、激动，且有艺术回味。环顾世界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这篇小说所揭示的民族融合与和谐的意蕴，所追求的各民族生活共同发展、进步、繁荣的美好梦想，仍然有深切、警策的启示意义。这恐怕也是哈斯乌拉当年慨然命笔时所没有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