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吴兴华

吴兴华全集

中国文学史上历来不乏“失踪者”，每被“发现”总会引来如获至宝般的欣喜，并由此加诸他们生前不曾享有的盛誉，也不免发出金子不会被永远埋没，时间自会给人公论的感慨。生前即享有“小钱锺书”之称，且在诗歌创作、学术研究、文学翻译诸领域均有成就的吴兴华，就是这样一个迟到的“失踪者”。

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湮没无闻后，2005年世纪文景推出两卷本《吴兴华诗文集》，时隔十二年，今年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通过其家人及学界支持，全面增补修订，包含诗集、文集、致宋淇书信集、译文集及译作《亨利四世》在内的五卷本《吴兴华全集》。

如是，欣慰之余读者不免猜想，如果不是英年早逝，这位“不世出的天才人物”会给我们留下怎样令人惊叹的成就？感慨之余，人们还不免发问，他何以被遗忘得如此之“深”，终于被发现后，又应当给以怎样恰如其分的评价？

他的诗和译诗大有还待深入琢磨的启迪价值

吴兴华写过一首诗，诗中写道：“我不过是一个做梦的人，日夜游荡在缓变的梦里，而不能指示给他人我奇异的梦……可是现在我醒了，我听见窗外卖花女熟悉的喉音……”字里行间显见地包含了无奈，和对自己很高的期许，他希望这个缓变的梦能做得很久很久，但可惜的是，这个梦在即将盛开的时候就凋谢了。他去世时不到45岁，但“只是刚刚开始”的写作已指示给了他人以奇异的梦。

与一些天才人物一样，吴兴华自幼聪慧过人，未满四岁即无师自通地读《资治通鉴》。五岁入学后，老师们都惊叹他的天赋，神童之誉不胫而走。1937年，年仅16岁的他因成绩出众连续跳级，从崇德中学考入燕京大学。此后绝大部分时间就在今日北大所在地的燕京大学校园内度过。

正是在16岁那年，吴兴华发表了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这首诗在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诗人、翻译家周煦良以为，他的诗无论在意境、在文字上都是一种新的综合，“新诗在新旧气氛里摸索了三十余年，自吴兴华起，一道天才的火花，结晶体形成了”。吴兴华此后还写了很多探索性的诗歌佳作，遗憾的是他的诗歌创作只持续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在同时代诗人卞之琳看来，吴兴华“遗下不多的诗和译诗，以其得失，对于我们认真关心新诗语言艺术的后死者和再来者，大有还待深入琢磨的启迪价值”。

事实上，吴兴华长期以来鲜为人知，除他英年早逝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过早地停止了诗歌创作，而他独特的诗歌风格游离于当时文学主流之外，也难以让主流文学史接纳。在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讲座教授陈国球看来，吴兴华的诗与诗论主要完成于北平沦陷时期，其文学同群本来就不多，又因时代崩裂而星散，失去互相激荡或者汇通整合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吴兴华诗学主张明显与时流不同，也较难进入以“革命”、“救亡”为最高目标的公众视野。反而在港台地区，他的诗学受到少数精英的关注，却也因文献不足难以深入研究。

不能不说，吴兴华写诗之所以出手不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他的博学通识。他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于中国传统典籍也浸润极深，被认为学养堪与陈寅恪、钱锺书相提并论。也因为此，他的诗才会融合中西，在意境、文字上产生“新的综合”。虽然吴兴华后来基本上中断了诗歌创作，但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转到了译诗上。1939至1941年间，他翻译了大量拜伦、雪莱、济慈、叶芝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此后，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受到广泛推崇，他还为现在流行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本作了大量校译工作。难能可贵的是，在乔伊斯还没有奠定他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之前，吴兴华就把他的代表作《尤利西斯》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并对惊为天书的乔伊斯晚年杰作《芬尼根守灵夜》做了探讨。

1952年后，吴兴华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57年，因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见解而被错划为右派，被取消了授课和发表论著的资格。1962年“摘帽”后，他开始着手自己的两项“雄心壮志”：一是根据意大利原文，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节拍翻译《神曲》；二是创作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以柳宗元为主角，力图包容唐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全貌。据他的夫人谢蔚英回忆，他还打算翻译《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然而造化弄人，“文革”使吴兴华感到深刻的恐惧，他亲手烧毁了书稿。那部被誉为“译林神品”的《神曲》译稿，也只是由谢蔚英在当年偷偷保留了一小章节。而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上，吴兴华一手写出《威尼斯商人——冲突与解决》，一手写出《读〈通鉴〉札记》和《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现在看来也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谢蔚英回忆道，吴兴华曾说过自己的治学计划是40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40岁以后开始一一兑现雄心壮志。而他的早逝，使这一切都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吴兴华的英籍导师谢迪克后来追忆说，吴兴华是他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与他的另一位学生，文学批评大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由此不难理解何以学者夏志清感慨,陈寅恪、钱锺书、吴兴华这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后逝世，从此后继无人。而博学如王世襄也评论道：“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

学贯中西、通今博古的“小钱锺书”

事实上，吴兴华迟迟被发现后，之所以会引起一定程度上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就因为如果他活得久一些，“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而钱锺书式的人物，以有论者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几百年才产生一个，当今之世是无人能及的。

显见地，吴兴华和钱锺书一个很大的共通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学贯中西、通今博古。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吴兴华就给当时初版的《谈艺录》提了些意见，被向以治学严谨著称的钱锺书接受。他也因此获得“燕京小钱锺书”的美誉。值得称道的是，吴兴华年仅26岁就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31岁成为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两年后又被提升为系副主任。这即使在过去年轻教授也算寻常的时代也极为罕见。

而吴兴华与钱锺书也有过交往。据吴兴华诗歌的海外传播者宋淇的儿子宋以朗推测，两人真正见面相交，可能始于1952年。当时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钱锺书主持英译汉的翻译组，吴兴华、张芝联也参与了口译和审稿工作。大概从这个时候起，钱锺书和吴兴华经常对谈古诗源流。他们的关系也一直很好。

据谢蔚英回忆，吴兴华去世后，她与钱锺书、杨绛夫妇为邻，杨绛多次问她生活有否困难，还设法帮她。当时她的大女儿吴同十多岁，没有工作，杨绛便借口要找人抄《堂·吉诃德》译稿，让吴同帮着抄，每次付给她数倍的稿酬。在回忆文字里，宋以朗还谈到翻译家李文俊说过的一件轶事：在干校时，一个年轻人向钱锺书请教一个英语问题，钱锺书看了一下便说：“这种问题还来问我，你去问谢蔚英就行了。”李文俊又说，“谢蔚英在文学所图书室管理外文书刊，钱锺书乘借还书常去她那里闲聊打趣，博美人一粲。这也算是苦中作乐了。”

而有关吴兴华的博闻强记，他在燕京大学时结识的好友宋淇、孙道临、郭蕊、张芝联等，都留下了可供佐证的回忆文字。作为吴兴华诗歌的海外传播者，宋淇回想起自己在才力和思想上跟吴兴华的交锋，做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自己和吴兴华一起攻读，就像“虬髯客”遇见了真命天子李世民，自叹不是对手。在回忆文字里，宋淇还写道，吴兴华有一心三用的能力：他往往一边打桥牌，一边看书，同时和其他人谈笑风生，而每件事都能做得非常流畅，令旁人啧啧称奇。他看书也是一目十行的。“有次他到学校图书馆，规则是每人限借三本，他却一口气借了十本，当然不批准，于是他就坐在那里东翻西弄，过不了三小时，便把十本书的重点都记在脑中，然后把书归还书库，施施然出去打桥牌了。”

在孙道临的印象里，吴兴华总是手不释卷，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且记忆力奇佳，过目成诵。郭蕊回忆说，吴兴华的书桌上总是摆了许多诗集、诗选如《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之类，谁如果随手翻到某页，读出一句诗，而吴兴华说不出上、下句，就罚他两毛钱，否则对方出钱买花生请客。遇见这种打赌的时候，每次推门进去都能看到扫不完的花生壳。后来大家知道吴兴华从未输过，都不敢再赌了。谢蔚英说，吴兴华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给她留下的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他平时爱不释手的《四部丛刊》。

期待对吴兴华“开放式”的阅读和研究

吴兴华确是出了名的好读书而求甚解。即使在最动荡的岁月里，他能想到的除了书，还是书。

1941年前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内迁。但吴兴华身体不好，且父母相继病故，作为兄长的他需担负起抚养弟妹的责任，所以不得随师友同走。除却他逝世前那段暴风骤雨的日子外，这段时间可算是他最艰苦的岁月了。但在给好友宋淇写信的时候，他却只在陈述着各种文学工作，只字未提物质之缺乏，唯一反复提到的“请求”是，请给我寄一些书来吧。“书寄来后再谈，我等书等死了。”“你最近看了甚么好的西文书没有？来信告我一声，我已是out of touch with现代西洋文学好久了。”

而吴兴华本是可以在国外好好读“西文书”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本要送他去美国，他的导师谢迪克也从康奈尔来信说可以聘他去做讲师。然而由于生活清苦，长期营养不良，他染上了肺结核，加之家庭的因素，他终究未能成行。在1948年6月15日致宋淇的信中，吴兴华写道：中国情形真叫人灰心，恐怕须一百年之后才能普遍的抬头，目前只有耳闻某某作家不错，有希望，眼见的作品毫无例外的都是幼稚不堪，此地朋友常常笑我见了古书，洋书都是爱不释手，唯独不屑一顾人人抢着看的铅印书。“其实在我看起来，理由是非常充足的，想你和芝联一定也是如此。”

如今回头看，不能不说吴兴华的理由依然是非常充足的。吴兴华毕生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两者之间，开辟出一个中国文学及文化的新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正如有论者所说，吴兴华继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那一班前辈的步武，力图在白话诗的形式、音律方面有所创新，比起在他前后许许多多率尔操觚的“诗人”，态度要来得严肃、认真许多。对比之下，如吴兴华这般严肃认真的探索态度，也着实已许久不见，仿若“空谷足音”。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随着《吴兴华全集》的出版，不妨把这看成是吴兴华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正如陈国球所说，由于现今信息流通较广，又有一定的历史距离，我们或许能够以更宽容的态度去调整我们的“感情结构”与“期待视野”，把吴兴华诗学的“古与今”、“新与旧”、“中与西”的创见或偏见剖析得更透辟细致。而经由这样的“开放式”阅读和研究，吴兴华应该不会再在文学史上失踪，也会在其“失踪”多年以后产生他该有的影响了。